第14章 “顏色革命”為何失敗？ (1)
一、從“埃及之春”說起
2011年1月底埃及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反政府浪潮，2月11日，長期執政的穆巴拉克總統黯然下臺。西方媒體把這場運動渲染成了民主推翻專制的“埃及之春”和“中東之春”，預示着整個阿拉伯地區邁向了民主化。但我對這個地區做過多次的實地考察，真實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如我與福山辯論時所說，“中東之春”會變成“中東之冬”，時間證明我的預測是準确的。鄧小平說過，一個聽過槍聲的士兵和沒有聽過槍聲的士兵就是不一樣，實地考察過一個地方和沒有考察過也是不一樣的。做學問，特別是政治學，一定要接地氣，一定要讀懂社會這本書。
我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先後四次訪問過埃及，對這個國家有自己的觀察和思考。最北，我走到亞歷山大市，最南走到阿斯旺水壩，最東橫穿西奈半島走到與以色列交界的紅海小鎮塔巴。如果要讓我用一個詞來形容自己多次訪問埃及的印象，這個詞大概就是“爆炸”，特別是開羅，給人感覺是嘈雜（據說是世界上分貝最高的城市）、擁擠（到處車挨車人擠人）、髒亂（城市一半的地方似乎從來沒人打掃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埃及雖然到處亂糟糟，但給人感覺社會仍有活力，大部分人忙于謀生無暇他顧。近十年來，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并政治化，整個社會就像鋪滿了幹柴，只等着一點火星便會燃燒爆炸。突尼斯的動亂成了這顆火星，引發了這場動蕩與革命。但革命是浪漫的，革命後的問題将更複雜，因為埃及許多深層次問題看來難以解決。
首先是人口爆炸問題。我第一次訪問埃及是1986年，當時埃及的人口是4 000多萬，今天已經翻了一倍多。當時埃及也有一個“計劃生育國民計劃”，但由于宗教傳統和教育落後等因素，這個計劃難以執行，埃及人口還是直線上升，導致了各種資源嚴重短缺。埃及的國土面積大約為100多萬平方公裏，但全國95％的領土是沙漠，9 000多萬人口“蝸居”在5％的國土上。我曾坐飛機從開羅沿着尼羅河一路往南飛到阿斯旺。放眼望去，尼羅河兩岸狹長綠洲之外都是一望無際的沙漠，這使我真實地感到了埃及生存環境的惡劣，感到了“尼羅河是埃及生命線”的真正含義。人口爆炸意味着埃及人口過于年輕，今天埃及50％的人口不到25歲，青年失業率超過30％。在埃及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是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我也去過突尼斯、約旦、阿爾及利亞等國家，情況也類似）。這些絕望的年輕人成了這次推翻穆巴拉克運動的主力軍。
還有就是貧困問題。我仔細觀察過負責中國大使館警衛工作的埃及警察，他們大都上了一定的年紀，紀律渙散，衣冠不整。這些人收入很低，不足以養家糊口，于是老向使館工作人員要吃喝的東西，往往自己吃了後還要往家裏拿。為了謀生許多埃及人現在都不得不打兩份工。近來埃及物價全面上漲，埃及民衆餐桌上的主食，如面包、西紅柿、牛羊肉，價格都在成倍地增長。我的埃及學生告訴我，一公斤西紅柿半年前是2埃鎊一公斤，現在是12埃鎊（約2美元）一公斤，一頭羊過去是300埃鎊，現在至少要1 000埃鎊，也就是說，對于工薪階層來說，吃西紅柿和羊肉都成了奢侈。對于埃及人口中40％每日收入不到2美元的貧困人口，只能是度日如年了。這種局面下，老百姓怎能不怨聲載道，甚至揭竿而起呢。
人口爆炸蠶食了埃及這30年經濟發展的成果。這突出體現在住房的嚴重短缺上。埃及城市面貌普遍簡陋，開羅成千上萬的住房沒有外牆裝飾，只有千人一面的混凝土外牆。無數的屋頂上豎着密密麻麻的鋼筋，給人感覺房子尚未完工，但下面已經住滿了人家。我的埃及朋友說這是開羅市民的“智慧”，因為埃及的法律規定建完的房屋就要交不動産稅，而“半拉子”工程可以“免稅”，結果就出現了這種埃及奇觀。另一個埃及奇觀是“死人城”。受古埃及文化的影響，有錢的穆斯林會為死者建造帶有小庭院的墓室，這些墓室連接起來就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死人城”，裏面有街名和門牌號。但是“死人城”今天卻住滿了從農村湧入開羅謀生的窮人，他們拖家帶口，以墓地為家，與屍骨為伴，在這裏安營紮寨。“死人城”裏，垃圾成堆，塵土飛揚，疾病流行，犯罪猖獗。據估計，開羅有上百萬人生活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
這一切的背後是極端畸形的埃及經濟結構。埃及整體上還很窮，但貧富差距巨大，國家經濟也早就成了大量依賴進口的消費型經濟。埃及沒有足夠的出口創彙能力，所以只能拆了東牆補西牆，後果是債臺高築。我1986年随當時的國家主席李先念訪問埃及，雙方會談的一個問題就是埃及由于經濟困難，要求推遲償還中國政府提供的貸款。埃及當時一年進口的消費品達90億美元，而外彙收入只有70億美元，其中僑彙占了一半，其他靠的是石油出口、蘇伊士運河收入和旅游業收入。今天埃及經濟結構有所改善，旅游業收入占了大頭，但整個國家仍然入不敷出，進出口失衡的狀況更為嚴重。穆巴拉克執政了近30年，進行了一些經濟結構的調整，但始終沒有形成完整的現代産業鏈。除了一些紡織和食品企業外，沒有多少現代制造業，因此難于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從糧食到許多日常生活用品都依賴進口。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等因素導致埃鎊迅速貶值，百姓的工資遠遠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
在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的同時，腐敗也越來越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在埃及辦事情要付各種各樣的“小費”。餐館裏明明是16％的服務費，但客人一般還要付額外的“小費”。凡是要排隊的事情，例如辦駕照、參觀繁忙的旅游景點，總會有人（包括警察）與你搭讪，願意幫你做一些事情來換取你的“小費”。一次一位埃及朋友與我出去吃午飯，回來後發現他的車因停車不當輪子被鐵鏈鎖住了。他對我說，不要急，附近一定有警察等着。果然從樹叢裏走出一位朝我們招手的警察，這位朋友塞給他一點錢，就解決了問題。這些都是在埃及司空見慣的小腐敗。坊間早就開始流傳各種版本的政府高官腐敗，特別是穆巴拉克家族的貪腐，一般人相信他的家族在海外擁有上百億美金的贓款，這使穆巴拉克在埃及日益失去人心。
埃及曾經被法國和英國殖民，所以繼承了不少殖民時代留下的傳統，如政府上層官員大都在歐美受過教育，但這些人與自己國家的民情往往脫節得厲害，導致了國家治理水平的低下。1987年我随時任副總理的李鵬去考察阿斯旺水壩，埃及電力能源部一位副部長全程陪同，他曾留學英國，講一口漂亮的英文。但當李鵬問他，開羅居民一度電要多少錢的時候，副部長竟茫然不知，忙着問他的下屬，下屬又忙着問另一個人，最後才給出了答複。李鵬見此狀輕聲地對我感嘆：“真官僚呀，但這個話你不要翻譯過去。”其實這種“上下脫節”的狀況在發展中國家極為普遍：上層精英大都出身豪門，受過西方教育，但與本國社會嚴重脫節，官僚習氣極重，對百姓疾苦不聞不問。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體貼民間疾苦的“民本”文化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勤政傳統确實是極為寶貴的政治資源，也是中國超越其他發展中國家、超越西方的核心競争力之一。
埃及爆發的“革命”也将了西方一軍。如果西方真認為它那個民主制度是“普世價值”的話，那麽為什麽西方過去幾十年都不在埃及、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約旦、也門、沙特阿拉伯這些“專制”國家推行民主制度呢？為什麽這些“專制”國家的“獨裁”領導人幾乎都是西方的鐵杆盟友呢？其實西方的邏輯非常清晰：只要西方認為你是他的敵人或對手，他就要用所謂的“普世價值”和“顏色革命”把你搞亂搞垮；而對于西方眼中的盟友，專制則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得到鼓勵的。西方這種雙重标準的“普世價值”在中東地區表現得一覽無遺。這一點值得國內那些西方模式的崇拜者好好反思反思。
當然，西方今天也開始意識到埃及動蕩對自己帶來的威脅，因為這場動蕩直接危及西方的三大核心議題：
第一是反恐。西方擔心伊斯蘭極端勢力會伴随着伊斯蘭民主運動而迅速壯大，畢竟“穆斯林兄弟會”是埃及組織系統最嚴密的反對派勢力，也是蟄伏于阿拉伯世界各派伊斯蘭勢力的鼻祖，它與巴勒斯坦的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Hamas）和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d’Algérie）等激進組織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果阿拉伯世界的西方鐵杆盟友們在這場伊斯蘭民主浪潮中紛紛倒臺的話，最感到恐慌的應該是美國，最感到高興的應該是“基地”組織和伊朗。
第二是石油。蘇伊士運河是維系西方石油供應的生命線，如果這條運河關閉，供應歐洲的油船将被迫繞道一萬多公裏，歐洲石油消費大國将難以承受這種負擔。
第三是以色列。穆巴拉克是美國和以色列在中東最重要的“戰略夥伴”，這也是穆巴拉克本人在國內逐漸失去人心的一個原因，現在穆巴拉克下臺了，埃以關系恐添變數。
鑒于此，西方處理埃及問題的戰略可以用“既要面子又要裏子”來概括。他們一方面口頭上表示支持埃及民主運動，但另一方面則希望埃及軍方穩住局面，使埃及能夠“平穩過渡”到另一個親西方政權上臺。美國手中仍然有兩張牌可以打：一是美國長期對埃及軍隊的滲透而形成的影響力；二是埃及經濟對美國援助的依賴。但事情的發展可能不會那麽簡單。西方式“大衆民主”的潘多拉盒子一旦真的打開，政治參與的爆炸就不可避免，其結果絕不是美國或任何一方可以輕易掌控的，這也是美國今天如坐針氈的原因所在。
從我自己的實地考察來看，阿拉伯國家，只要搞真正普選，上臺的一定是伊斯蘭勢力，而不是親西方的自由派勢力。果然，2012年5月至6月的大選中，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上臺。之後，埃及馬上就陷入了伊斯蘭派與世俗派不停的争議中。選舉政治使然，這兩大派的矛盾不斷加劇，雙方都不妥協，結果是國家動蕩，資本外逃，企業關閉，物價飛漲，犯罪飙升。2013年7月，軍隊又罷免了民選出來的穆爾西總統，這導致了新的混亂和動蕩，世俗派和伊斯蘭派的争議愈演愈烈，大規模流血沖突已經爆發，埃及的前景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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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人士從埃及動蕩聯想到中國。埃及動蕩愈演愈烈的那兩天，我正好在荷蘭參議院介紹中國發展模式。有位荷蘭議員問我：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埃及？我建議他查閱一下西方機構在中國所做的各種民調。不管中國今天存有多少問題，但幾乎所有民調都表明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中國不是下一個埃及，而是下一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過去30年中，中國緊緊抓住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根主軸，使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使多數人覺得生活有奔頭。相比之下，埃及浪費了整整30年，民生每況愈下，人民感到絕望，這就是中埃兩個國家的最大差別，也是我四次走訪埃及見證到的。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大致摸索出了自己的成功之道，而埃及恐怕還要摸索很長的時間。
埃及的問題根本不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而是“國家治理好壞”的問題。如果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那麽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了。但實際上埃及深層次的問題，如人口爆炸、貧窮問題、住房問題、經濟結構問題等，西方模式一個也解決不了，非但解決不了，甚至還會使這些問題複雜化。如果說中國模式對埃及能有什麽啓發的話，我想，對于埃及來說，當務之急應該是盡快擺脫外來幹預，盡早建立社會秩序，并全力以赴地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埃及很可能會進入新一輪的動蕩期。
放眼整個西亞北非的所謂“民主浪潮”，也就是西方許多人歡呼的所謂“阿拉伯之春”，所謂“一個新中東即将誕生”，三年過去了，利比亞已四分五裂，各個部落擁兵自重，整個國家陷入了無政府的失控狀态，連美國大使也被“民主”後的民衆殺死。突尼斯雖然沒有解體，但國家的經濟已遭受重創，原來的世俗政權迅速地伊斯蘭化。也門更是動蕩不止，一個人口數量和中國一線城市差不多的國家（2 360萬）同時經歷了三場戰争：部落間的戰争、教派間（遜尼派和什葉派）的戰争、政府軍與“基地”組織的戰争，不排斥還可能爆發也門南部的獨立戰争。埃及自身的形勢已經複雜化，真是剪不斷理還亂。
埃及還面臨着美國、以色列、歐洲、伊朗以及各種伊斯蘭激進勢力的廣泛介入和幹預，國家已經陷入全面危機。埃及看來正在陷入發展中國家采用西方模式産生的那種典型的惡性循環，即普選産生民粹主義領袖，但他們搞不好經濟；然後軍隊就發動政變，但軍隊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選政府上臺後，這個循環又重新開始。這真是埃及的不幸。
埃及也好，其他中東國家也好，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最終要靠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去探索。這些經歷了“阿拉伯之冬”的人民最終也許會找到一條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發展道路，但這個探索過程可能是異常艱難曲折的。
二、“顏色革命”的結局
如果說“阿拉伯之春”寄托着一些西方勢力扳倒中國的期望，那麽“顏色革命”則更是西方勢力企圖颠覆中國政體的樣板。經歷了“顏色革命”的三個國家（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格魯吉亞）都是前社會主義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某種意義上與中國的可比性比阿拉伯國家大得多。但是西方勢力還是打錯了算盤，“顏色革命”失敗得如此之快，連西方很多人都感到臉上無光。
讓我們先從2004年的烏克蘭“橙色革命”說起吧。這場所謂的“革命”充滿了戲劇性：先是西方主導的民調挑戰了烏克蘭大選的官方統計，引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潮，親西方的候選人“白馬王子”尤先科據說又遭到了投毒，他俊朗的臉龐迅速變醜，膚色發黑，臉上布滿了疙瘩。“毒藥事件”無疑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最終，打着和平抗争旗號的“顏色革命”中，尤先科贏得了選舉，西方為此歡欣鼓舞。之後不久，尤先科的臉也奇跡般恢複到“白馬王子”時代（确實有人懷疑陰謀論）。
這場“顏色革命”成功的背後是歐美的支持，他們通過各種渠道給反政府的所謂“公民社會”輸送了大量資金，然後又通過外交和輿論施加壓力，以選舉公正的名義，迫使當時的政府不能對示威民衆動粗，內務部派出的軍隊後來也被召回，軍隊的将領紛紛倒向反對派，政府終于妥協，憲法法院裁定大選無效，重新大選。第二輪大選，“我們的烏克蘭”聯盟主席及總統候選人尤先科以近52％的支持率，戰勝“地區黨”總統候選人亞努科維奇。“白馬王子”尤先科和美女政治家季莫申科形成了“雙頭政治”組合，分享了勝利，尤先科坐上總統寶座，季莫申科獲得總理之位。但他們的團結是權宜之計，兩人不久就爆發了激烈沖突，昔日盟友如同陌路。
随着內鬥加劇，經濟凋敝，腐敗激增，烏克蘭主流民意對“顏色革命”也從“希望”轉為“失望”：“橙色革命”五年後的2009年，經濟萎縮了，貨幣貶值了一半，國家債務纏身，甚至面臨破産。到2010年，即“顏色革命”後的第一次大選時，當初獲得52％支持率的尤先科只獲得了5％的支持率，在18名總統候選人中，名列第五，遠遠落在昔日死對頭亞努科維奇之後。美國皮尤中心2009年在烏克蘭所做的民調表明，烏克蘭人中僅有30％支持“民主”，比1991年時低了整整42個百分點。
2014年西方支持的大規模示威游行又導致了新的動亂，對立雙方爆發暴力沖突，基輔成了血腥的戰場。美國與歐盟直接幹預烏克蘭局勢，美國不滿歐盟相對保守的政策，直接策劃烏克蘭新政府的組閣，結果民選總統亞努科維奇逃往俄羅斯，這對西方民主模式的諷刺有多大！俄羅斯強勢反擊，出兵克裏米亞，克裏米亞公民也投票要求加入俄羅斯，俄羅斯随之接受了這個要求。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迅速走入低谷。
我們還有必要以中國标準來評價一下烏克蘭的“橙色革命”。鄧小平說，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否好，關鍵看三條：第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産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1]如果用這三個标準來評價“橙色革命”後的烏克蘭，那麽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在這三個方面烏克蘭的表現都屬于“非常糟糕”：從“橙色革命”後，烏克蘭就一直內鬥不斷，亂象難絕。尤先科上臺後不是抓民生，而是搞“階級鬥争”，忙于清算歷史，緊抓“大饑荒”、烏克蘭起義軍等歷史問題，并跟美國一道，搞危險的加入“北約”游戲，結果弄得個國庫空空。前總理季莫申科由于腐敗指控被投入了監獄，國家陷入深度內鬥，各種示威游行沖突常年不斷。
烏克蘭人民不是更加團結了，而是更加分裂了。烏克蘭民衆大致分成了兩個勢不兩立的陣營，也就是所謂親西方的西部地區與親俄羅斯的東部地區，雙方都為了讓能夠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選人上臺，進行各種形式的鬥争。一半黃色一半藍色的烏克蘭國旗好像正好象征了東、西烏克蘭人的經濟和政治歸屬，無論哪個人當總統，總有幾乎一半的國民不高興，而西方普選模式則在不斷地加劇這種分歧。2006年年中，我曾訪問過烏克蘭，與獨立廣場安營紮寨的大學生聊過天，他們揮舞的是歐盟和美國的旗幟，心中充滿着對西方世界的憧憬。其實歐盟和美國在烏克蘭的立場也有很大差異，但他們都反對俄羅斯的影響，他們都通過自己的代理人，在烏克蘭拉一派打一派，不斷地挑撥和強化所謂“親西方”族群和“親俄羅斯”族群的矛盾，結果弄得烏克蘭國無寧日，烏克蘭恢複團結的前景已經非常渺茫。
烏克蘭生産力的發展也遭受重創。去過烏克蘭訪問的人都會感嘆：一個大國（從領土面積看，烏克蘭是歐洲第二大國），有廣袤肥沃的黑土地，有原蘇聯留下的深厚的工業基礎（當年蘇聯“庫茲涅佐夫”號航母、安東諾夫飛機、T80坦克、先進的航空發動機和“天頂”號運載火箭都是烏克蘭制造的），今天經濟卻一蹶不振。通貨膨脹，經濟凋敝，腐敗激增，貨幣貶值，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烏克蘭是原蘇聯的一個富裕的共和國，1991年烏克蘭的人均GDP比中國高四倍，而今只有中國的一半。烏克蘭有“歐洲糧倉”的美稱，其重工業特別是軍工也非常發達。1991年獨立後的烏克蘭擁抱了西方制度，許多人曾非常看好烏克蘭的前景。但事實是，20多年後的結局卻是凄凄慘慘，其中有多少令人深思的教訓啊！
再來看看吉爾吉斯斯坦。1991年吉爾吉斯斯坦獲得獨立，前總統阿卡耶夫順勢掌權，他十分崇拜西方民主模式，按西方三權分立、自由市場經濟的模式對國家進行全面改造，但阿卡耶夫自食了西方民主的苦果。2005年3月，吉爾吉斯斯坦爆發了推翻總統阿卡耶夫的所謂“郁金香革命”，統治吉爾吉斯斯坦15年之久的阿卡耶夫政權頃刻倒臺。巴基耶夫擔任最高領導人。美國政界和媒體一度對這場革命歡欣鼓舞，聲稱這是“民主和自由”的勝利。但“革命”帶來的也是持續不斷的社會動蕩，代表南、北不同地區的政治勢力陷入內鬥，吉國經濟遭受重創。而且革命爆發後，吉國的事态發展與西方的預期大不一致，新政府與俄羅斯的關系似乎比與西方的關系更為融洽。
五年不到，又一場革命爆發，推翻了當年“郁金香革命”的民主英雄巴基耶夫，并引發了暴力沖突，中國不得不從吉國大規模撤出僑民。這些動蕩對吉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負面影響持續至今。我2006年曾去過吉爾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凱克，給我的感覺就像中國1980年代的一個縣城，從表面上看，比當時的烏魯木齊落後至少20年。西方引以為自豪的民主模式，所謂兩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民主模式在吉爾吉斯斯坦反複演繹，而國家治理毫無章法，經濟陷入巨大困境，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
至于格魯吉亞，情況也很慘淡。2003年格魯吉亞爆發了所謂的“玫瑰革命”，親美的薩卡什維利趕走了謝瓦爾德納澤總統。為了表彰小薩這位“民主英雄”，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曾專門造訪了這個人口不到500萬的小國，贊譽它為歐亞地區的“民主明燈”。我在電視上多次看過薩卡什維利的英文演講，他的英文很好，滿口都是美國人最喜歡聽的話，這一定是他贏得美國人喜歡的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極端敵視俄羅斯。2008年8月北京奧運會期間，小薩竟天真地以為他可決策而挑起格—俄戰争，并得到美國的支持，結果普京總統強烈反制，使格魯吉亞完全失去了對兩個共和國的控制。這場戰争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使格魯吉亞經濟遭受重創，雖然經濟近年有所複蘇，但格魯吉亞經濟脆弱性顯著，多數百姓的生活沒有因為“顏色革命”而改善，全國一半人口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如果我們用上述的鄧小平評價政治制度質量的三個标準來衡量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斯坦的話（這也适用于所有的“阿拉伯之春”國家），那麽這些國家的表現都屬于“非常糟糕”。這些國家的政局不是更穩定了，而是更動蕩了；人民不是更加團結了，而是更分裂了；老百姓的生活不是改善了，而是惡化了，因為生産力遭到了巨大破壞。
總之，“顏色革命”的結果，與“阿拉伯之春”一樣，也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凄凄慘慘”。這不僅是這些國家多數民衆的親身感受，也是許多西方政府和人士的感受。今天的中國可以自信地審視所謂的“普世價值”給“顏色革命”國家、給“阿拉伯之春”國家帶來的深刻危機，這将有助于我們更堅定地走自己探索出來的成功之路，邁向更大的輝煌。
三、臺灣民主：從希望到失望
談“阿拉伯之春”也好，談“顏色革命”也好，本質上都是非西方國家和社會采用西方民主模式帶來的“水土不服”。這種情況也出現在中國臺灣。我先後八次訪問過臺灣地區，對臺灣的民主還是有一些切身體會的。一次臺灣朋友問我對臺灣民主的看法，我說這使我想起了1976年大陸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時流傳的一個政治笑話：人家對鄧小平說，現在外面都在批判你。鄧小平說，很好，繼續批下去，直至批出真理來。如果臺灣願意，它可以繼續沿着美國民主模式走下去，或者說繼續碰下去，直至某一天大徹大悟，悟出真理來，再來建設真正的優質民主。
臺灣的民主質量确實不敢恭維。20多年的民主路一路走來，首先是經濟嚴重滑坡——臺灣經濟已經從“亞洲四小龍”之首，變成最末，現在需要中國大陸的經濟輸血。20多年前，中國大陸提出兩岸建立“三通”時，臺灣還不屑一顧，後來是臺灣更需要“三通”了。民選上來的李登輝搞“戒急用忍”，臺灣失去了大陸市場的發展良機。民選上來的陳水扁，8年換了7個“行政院長”，搞權術平衡，不是搞經濟建設，連續8年公共投資負數，經濟急劇走衰。馬英九上臺後執政乏力，民調支持率已低于陳水扁當年的水平，但他有一點是對的：承認“九二共識”，穩定了兩岸關系，加強了與大陸的經濟融合，這也是臺灣經濟的唯一出路。
臺灣民主化這20來年，正好是大陸和臺灣實力發生根本變化的20來年。臺灣民主化看來辦成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臺獨”已經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為臺灣已經成了對大陸依賴最大的經濟體之一，“臺獨”即意味臺灣經濟的立刻崩潰。臺灣人口比上海還少，才2 300萬，但今天至少有150萬臺灣人在大陸工作、生活或學習，這大概也算一種“用腳投票”吧。不少臺灣人現在說，大陸有點像“蔣經國時代”，即一心一意搞建設，而臺灣是處在“文革”時代，政治內鬥不止。
臺灣民主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臺灣選舉制度的設計本身就有問題。臺灣領導人選舉是第一輪簡單多數就決定結果，如果像法國那樣，第一輪候選人得票低于50％的話，需進行第二輪投票，也許可以更公正些，但有關的法律修改很難推進，因為程序要求太高，這也是前面所說的“程序萬能論”帶來的困境。此外，民主制度成熟的一個标志是辯論公共政策，而不是辯論意識形态。臺灣迄今為止還未能解決所謂的“國家認同”問題，所以選舉總是成了高度意識形态化的對抗。蘇聯當年也是國家內部的認同出了問題，所以一搞西方民主，蘇聯就解體了；南斯拉夫這樣搞，最後也是分裂和內戰。中國如果采用西方制度的話，拒絕“國家認同”的西藏、新疆分裂主義勢力就會興起，最終整個國家都會四分五裂。
臺灣的腐敗問題也比過去更嚴重了，黑金滲入了選舉政治。亞洲政經風險公司2009年報告認為臺灣地區的腐敗程度超過大陸，馬英九為此痛心疾首，本想讓臺灣成為照亮大陸前進的燈塔，但現在臺灣自己有點迷失了方向，方方面面都要靠大陸的支持才行，好在“臺獨”的勢頭已遭重創。臺灣民主化後，黑道和金錢大規模介入政治，臺灣民主制度迅速市場化，特別是前領導人陳水扁八年貪婪斂財，令人發指。臺灣媒體生态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臺灣媒體在兩蔣時代被叫做“哈巴狗”，現在被叫做“瘋狗”，族群矛盾被故意挑起，什麽“本省人”、“外省人”，“臺灣人”、“中國人”等等，族群被撕裂，政府喪失對社會的整合能力。
有人說，即使臺灣民主問題這麽多，但多數臺灣人也不願意回到20年前。談到東歐民主質量差的時候，一些人也會表示類似的觀點。其實，這樣說太籠統了，歷史倒退20年，大部分人當然不願意，但原因很複雜，比方說，20年前還鮮有手機，多數人當然不願意回到沒有手機的時代。世界上最願意歷史倒退幾十年的大概只有索馬裏，我1985年去過那個國家，當時那裏的醫院、學校、郵局等還能提供服務，後來就陷入了無政府狀态，連這些服務都沒有了。還有一個是東歐的匈牙利，民調顯示多數人還是覺得20多年前最後一個共産黨領導人卡達爾時期比現在好。匈牙利政治巨變20年前後我都去過，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們也許可以換一種方式問問題，比方說，不要問是否願意回到20年前，而是問如果歷史可以重新演繹一次，你是否願意經歷這樣的變革，我估計大部人臺灣人和東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