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顏色革命”為何失敗？ (2)
都會選擇不同方式的變革。
臺灣對大陸的軟實力也全面衰退，我2013年去臺灣時發現大陸的電視劇《甄嬛傳》火遍臺灣，大陸的娛樂綜藝節目《我是歌手》甚至引起全臺人民的論戰，大陸的淘寶網購廣受臺灣民衆的歡迎。臺灣民進黨政客認為大陸正在給臺灣人洗腦。想着二三十年前整個大陸都在聽鄧麗君、看瓊瑤劇，真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感。所以大陸現在比較自信，臺灣希望接待多少大陸游客，大陸就可以送去多少游客，今天整個臺灣的旅游業主要靠大陸游客來支撐了。
有臺灣學者問我，臺灣民主的前景如何？我說，我自己對非西方社會采用西方民主作過一個評判：基本上是兩種結局，要麽是從希望到失望，要麽是從希望到絕望。就臺灣而言，民主化迄今為止的經歷可以概括為“從希望到失望”，下一階段應該是“從希望到更大的失望”，但大概還不至于絕望。為什麽不至于絕望？這是因為：第一，臺灣通過東亞模式早已基本實現了現代化，中産階級比重還比較大。
如果當初就采用今天的模式，臺灣的現代化也不會實現。第二，中國傳統文化在臺灣一直沒有中斷，這意味着只要能夠維持最基本的穩定，老百姓吃苦耐勞，辛勤工作，整個經濟不至于崩潰。第三，中國模式的影響——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中國模式拯救了臺灣。經濟上，中國模式帶來了大陸的迅速崛起，這為臺灣和臺灣同胞提供了大量的機會。政治上，中國模式通過選賢任能機制産生的領導人總體上比臺灣民粹主義産生的領導人更為成熟和理性。2008年西方挑起西藏暴亂，馬英九在民進黨的壓力下也大聲呼籲要抵制北京奧運會，但大陸領導人權衡利弊，沒有計較馬英九的表現，而是着眼于兩岸人民的長遠利益，避免了兩岸關系的惡化。如果雙方都是民粹主義選出來的領導人，兩岸關系恐怕就要陷入劇烈動蕩了。
為什麽臺灣民主的未來可能是“更大的失望”呢？因為臺灣民主困境主要是結構性問題造成的：首先，成熟的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基本的“國家認同”，而臺灣做不到這一點。當一個社會的主流還是為“愛國”還是“賣國”而争執不下的時候，這個社會容易劇烈對抗。當民衆對國家認同沒有形成共識的時候，政客很容易打民粹牌，通過煽動族群對立來獲取選票。第二，臺灣法律制度沒有足夠的公信力。比方說，人們不滿高等法院對兩顆子彈帶來的陳水扁當選的裁定，“紅衫軍”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争等，這反映了人民對在現有司法體制內和民主體制內解決問題持懷疑态度。臺灣的司法系統還沒有建立起一種超越黨派政治分歧的公信力。第三，“公民文化”嚴重不足。“公民文化”本來是一種特定的習俗與态度，特點是尊重你的對手，尊重少數。換言之，臺灣僅僅實現了選舉民主，但“公民文化”仍然嚴重缺位，彌漫了一種可以稱之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氣氛。“臺灣人”、“愛臺灣”成為一種民粹符號，政治對手的一切主張都可以被妖魔化。“抹黑”、“抹紅”、“抹黃”的手段，把人性中很多黑暗的東西調動出來。2014年春天，臺灣大學生又蔑視法治，占領了“立法院”，沖擊了“行政院”，抗議總體上對臺灣有利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這一亂象的背後是臺灣政黨惡鬥與臺灣經濟和社會整體的沉淪。坦率地說，大陸社會的“公民文化”更加缺乏，從網上大量的語言暴力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所以大陸如果搞西方式民主，情況會比臺灣地區還要糟糕。第四，美國和美國模式的過度影響。在臺灣，美國勢力的滲透無處不在，這影響了臺灣自己的政治探索。美國模式本身面臨巨大的挑戰，包括資本力量對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俘獲以及“民主游戲化”等問題。
從臺灣民主發展的教訓中我們可以引出幾點思考：
第一，我們一定要突破美國和西方主導的話語範式，即認為世界上只有民主與專制兩種制度。這種範式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定要用二分法來看世界上的制度，世界上只有良政（good government）和劣政（bad government）。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和非西方的制度。
第二，臺灣在“兩蔣”時期，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沒有中斷，臺灣民間社會基本上還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社會，特別是和大陸相比，大陸“文革”的時候把中國文化傳統破壞得太多了，現在大陸已撥亂反正，大力弘揚中國文化。我想如果當時臺灣沒有照搬美國民主模式，而是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邏輯發展下去，并吸收西方制度的合理元素，臺灣也許可以發展出一種高質量的協商式民主，而不是對抗性的美式民主；一種高度務實的民主，而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西方民主。但臺灣可能已經永遠失去這種機會了，中國大陸還有這樣的機會。
第三，以臺灣地區作為參照，可以看到中國模式的前途非常光明。20多年前，臺灣感覺良好，而大陸經濟才剛開始起飛，臺灣方面已經先走了一步，在蔣經國時期初步完成了現代化。20多年過去了，在中國模式推動下，大陸與臺灣的實力對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陸迅速崛起，臺灣迅速走衰。中國模式的一個特點是可以制定和執行符合自己長遠利益的政策，中國一系列五年規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奠定了中國崛起的基礎。而臺灣“民主化”之後，就喪失了中長期規劃的能力。
另外，在政治方面，西方模式講一人一票，中國模式講選賢任能，兩者可以競争。今天是新媒體時代，民主變得越來越民粹，越來越游戲化，結果很難産生優秀的領導人。就領導人的素質而言，臺灣媒體評論說陳水扁是“法棍”，知法犯法，自己拼命斂財；馬英九則是“法匠”，從不粘鍋，不敢越雷池一步，結果什麽都做不了。我真是覺得，臺灣領導人的能力比不上上海的區委書記，所以中國模式真是厲害，不害怕競争。兩岸實力的此長彼消已不可逆轉。臺灣20來年的民主化過程也正是兩岸實力發生實質性變化的過程，兩岸走向某種形式的政治安排，并最終走向某種形式的統一的大勢将不可逆轉。
四、“顏色革命”為什麽失敗？
2013年春節前夕，原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法律事務顧問瑞納·穆勒森（Rein Mullerson）教授給我發來了一份郵件，說讀完我的《中國震撼》英文版後，發現在很多問題上與我的觀點高度一致，并給我傳來了他的新著（Regime Change:from 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 to Forcible Regime Chang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我很快把這本書推薦給了出版社翻譯出版。
穆勒森教授的經歷很獨特：在蘇聯大變動的關鍵年代他是戈爾巴喬夫的資深顧問，蘇聯解體後又出任過新獨立的愛沙尼亞共和國第一副外長。同時他也是一位資深的法學家和政治學者，先後在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和倫敦經濟學院任國際法教授，現在是愛沙尼亞最高學府塔林大學法學院院長。由穆勒森教授這樣一位政權更疊的親歷者和資深學人來評判“顏色革命”，實在是再合适不過了。他引用了大量的學術文獻和媒體文章，較全面地介紹了西方關于“顏色革命”、政權更疊、人道主義幹預、民主和平（即所謂“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争”）等觀點，然後又結合自己參與蘇聯改革的失敗經歷，從學理層面和實踐層面對西方的這些主流觀點進行了全面質疑和否定。
穆勒森教授認為“顏色革命”的根源要追溯到歐洲啓蒙運動形成的社會單線演化的哲學觀，追溯到西方基督教的傳教士傳統，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簡單的由落後向“先進”的單向度進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認為是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成就，即所謂“歷史終結論”），後者則認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這種宗教得到“普世”，人類才可能得救。這種狂熱的傳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向別國強行輸出其政治和經濟模式的主要動力。另外，獲取更多的經濟、商業、戰略等利益也是西方推動政權更疊的一個重要考量。但是，從烏克蘭到格魯吉亞，從吉爾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人們看到這些國家都出現了政治混亂、社會動蕩、經濟凋敝。
在“顏色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上，穆勒森和我的觀點幾乎完全一致。我們都認為國家是一個至少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的有機體，“顏色革命”最多只是改變了這個有機體政治層面的某些表象，而另外兩個層面則難以改變，特別是社會層面的變化非常之難，非常之慢。西方社會與非西方社會的形态迥異：早在西方社會确立民主制度之前，西方社會已經是以個人自由主義文化為主和法律至上的社會。相比而言，經歷了“顏色革命”的國家至今都不是個人自由主義文化和法律至上的社會，在這樣的國家裏實行西方民主制度，只能以失敗告終。從這個角度看，在一個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國家真正地搞一人一票的話，自由主義者是不可能被選上臺的，“阿拉伯之春”國家的大選結局幾乎都證明了這一點。換言之，西方的“普世價值”模式根本解決不了這些國家深層次的問題——既解決不了原蘇聯國家的民族矛盾、地區矛盾和經濟危機，也解決不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爆炸問題、貧窮問題、經濟結構問題。推動“顏色革命”模式反而使這些國家陷入動蕩，使原本就分裂的社會更加分裂，使它們面臨的各種問題更加擴大化、複雜化、持久化。
穆勒森教授還花了相當篇幅探讨了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機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危機，有一些很到位的見解。他認為西方國家自己問題重重，沒有資格強迫別人接受其獨特文化所産生的制度安排。他說西方與其“關愛中國和俄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還不如關愛自己國家內部的批評者”。他認為西方制度本身需要改革，因為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本質上是難以兼容的——民主制度追求平等，而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他認為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資本的力量已經壓倒了民主的力量，他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茲的話說，“美國夢”包含的所謂機會平等已經成為一種神話，美國的社會固化幾乎成為常态。美國今天實行的已經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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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穆勒森教授比較了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差別，認為“回顧當初，特別是與鄧小平相比較，戈爾巴喬夫只是一個天真的政客”，而鄧小平對自己國家的了解、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對西方國家的了解，“遠在戈爾巴喬夫之上”。他認為這個差別是中國改革成功和蘇聯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我自己近距離接觸過鄧小平，也實地觀察過戈爾巴喬夫推動政治改革後的蘇聯，穆勒森教授對這兩位領導人評價是準确的。他還感嘆，俄羅斯當時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養的文人書生、“哈佛大學畢業的工商管理碩士”和西方派來的所謂“專家”，制定了許多嚴重脫離了俄羅斯國情的改革戰略和政策，結果導致了整個經濟的崩潰。這對中國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中國在下一步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一方面要繼續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但同時也要防止被一批“言必稱西方”、嚴重脫離國情的學者和機構誤導。
穆勒森還評述了西方的人權話語，與我的認知也高度一致。對于西方提倡的所謂“人權高于主權”的“人道主義幹預論”理論，他認為關鍵是誰來界定“人權”，誰來界定什麽是“普世價值”，從現在已經發生的人道主義幹預來看，效果都不好。他批評了西方的所謂“民主和平理論”，即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争，認為這個理論難以自圓其說，因為這個理論界定的民主國家只限于戰後的所謂“成熟民主國家”，如果把民主制度放到更大的歷史背景下，放到從希臘雅典城邦民主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漫長歷史中來檢驗，那麽民主國家之間的戰争其實很多，因此“民主和平理論”難以成立。另外，這個理論已經成了西方對非西方國家推行“顏色革命”甚至發動戰争的借口，導致了西方大國的盲目自信、政治傲慢和戰争傾向，這個理論也支撐了小布什發動的伊拉克戰争。他以北約幹預利比亞為例，指出：那些說不出利比亞四個城市名字的人卻可以說出攻打利比亞的四個理由，正是這種傲慢導致了美國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困境。穆勒森在書中還提出了其他很有見地的觀點，如西方在許多方面要向東方學習，向中國學習；西方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傲慢是中、俄與西方漸行漸遠的主要原因；西方媒體在“顏色革命”中奉行了雙重标準；在“人道主義幹預”問題上西方的表現相當虛僞；西方在非西方國家的代理人往往是一批最終讓西方失望的人等。
從一個更大的視角看，“顏色革命”國家和“阿拉伯之春”國家內部的政治、社會和資本力量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制于外部勢力。對“阿拉伯之春”國家的幹預，主要來自美國、歐洲、伊斯蘭極端勢力等，對“顏色革命”國家的幹預主要來自歐盟、美國和俄羅斯。這些外部勢力對這些國家的滲透和幹預可以說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如美國國務院官員直接指定烏克蘭新政府的總理人選。這些外部勢力互相角逐，特別是歐、美勢力與俄羅斯勢力的角逐，以及歐、美勢力之間的分歧等，導致了這些國家內部的分裂和動蕩不斷。烏克蘭東、西部被撕裂，克裏米亞加入了俄羅斯，格魯吉亞失去了南奧塞兩個州，吉爾吉斯斯坦事實上的南北分裂，埃及伊斯蘭派與世俗派的分裂和對抗等，都說明了這一點。
中國是幸運的，中國政治、社會、資本力量的結構決定了中國可以避免“阿拉伯之春”和“顏色革命”的局面。中國的政治力量比較強勢和中立，不受制于任何外國勢力，可以确保中國走自己認定的路。雖然中國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也受到西方勢力不同程度的影響乃至滲透，但中國政治力量總體上保持了自己的強大獨立性，也有能力引領和規範中國的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征也決定了，即使在中國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的內部，“中國本位”、“中國傳統”、“中國利益”的影響仍然巨大，甚至還占主流，這也是西方難于撼動中國的主要原因。
國際關系的實踐已經表明：一個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要成功，其政治力量必須能夠凝聚本國國民對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共識，并盡可能地保持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擺脫外來勢力的各種幹預，并在此基礎之上推動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政治變革。如果無法這樣做，而是把解決一切問題的希望都寄托于所謂“普世價值”和“民主化”上，寄托在外來勢力的幫助上，這種國家成功的概率大概為零。這種單向度的政治變革只會使社會力量極端躁動，期望值越來越高，而政治力量永遠滿足不了這些期望，結果期望就會轉化為失望，而且是破壞力巨大的失望，社會從此陷入動蕩，經濟走向凋敝，甚至整個國家都走向解體，最後只能靠西方大國來收拾殘局，這恐怕也是這些西方國家到處幹涉別國內政的目的所在。他們會繼續以支持“普世價值”為名，拉一派，打一派，使這些國家陷入持續的內鬥，最終整個國家成為他們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而西方國家則可能在混亂中完成自己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整合，包括對這些國家資源和資産的占有。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模式已經站住了，這是不容易的。西方一些勢力一直希望扳倒中國，消滅自己的對手，讓西方資本的利益主導這個世界，讓不受制約的資本力量吞噬中國的一切，吞噬整個世界，但中國模式成功地阻止了這種企圖。中國模式已經證明它在許多方面确實可以比西方模式做得更好，可以給國人乃至世界帶來更多的財富和利益，這也正是中國模式成功對于整個外部世界的深遠意義所在。
[1]參見鄧小平：“怎樣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1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