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一個“文明型國家”(1)
一、光榮：昨天與今天
2013年9月，我在荷蘭國際關系學院做了一個關于如何理解當代中國的演講，一位法國學者随之問我：中國正在迅速地實現現代化，但似乎又不願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性，這是為什麽？我是這樣回答的：“要解釋這個問題，先要了解西方的現代性是怎麽形成的。離這個會場不遠有兩個地方值得一看，一個是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的故居，另一個是荷蘭的戴爾福特（Delft）瓷器博物館。17世紀的時候，歐洲大都還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具有‘異端思想’的哲學家斯賓諾莎在荷蘭也遭到了迫害，被基督教會除了名，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來海牙見他，只能秘密地進行。兩位哲學家探讨了他們的一個共同發現：中國是一個很獨特的國家，它不像歐洲，它不是政教合一的國家，而是世俗國家，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國家。他們認為中國采用了世俗的、貼近自然、非神權的方法進行治理，結果是成功的。”
我說：“在戴爾福特瓷器博物館，你可以了解到，17世紀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了大量的瓷器，并從荷蘭銷往整個歐洲，當時的瓷器大概就等于今天的iPad，荷蘭商人也因此發了大財，但更重要的是歐洲人文學者從中國瓷器中發現了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他們發現中國瓷器不僅質地精良，圖案精美，達到了當時歐洲難以企及的水準，而且這些圖案反映的內容與歐洲藝術也不一樣。歐洲藝術當時反映的主題還是以宗教和上帝為主，而中國瓷器上的圖案反映的基本上都是民生，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如農夫耕作、老人垂釣、兒童嬉戲、多子多福，還有大量的自然山水風光。用今天的話說，中國藝術的題材早就是非宗教的、接地氣的、人間的。這一切給當時的歐洲帶來了震撼，甚至可以這樣說，是中國的世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把當時的歐洲從神學世界引向了人間世界。”我告訴這位法國學者：“要了解歐洲啓蒙運動開始的所謂‘現代性’，一定要了解這種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起點就是中國。”
這也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東學西漸”運動，但今天的歐洲人出于種種原因很少主動提及歐洲啓蒙運動的中國起點，然而這個事實千萬不要被忘記，這對西方尤為重要，因為以我的觀察，西方很多人今天又陷入了新的神學世界，無法客觀準确地認識一個飛速變化的中國。西方要理解今天的中國，恐怕還是要回到歐洲啓蒙大師當時的起點，也就是客觀地看待一個世俗的、非神權的中國。西方的新神學就是“歷史終結論”，只要還是停留在“歷史終結論”的蒙昧狀态，那就無法真正地讀懂中國，甚至也無法真正地了解西方本身和整個西方以外的外部世界。
“西方中心論”和“歐洲中心論”的核心是這樣一種敘事：古希臘産生了古羅馬，古羅馬産生了基督教歐洲，基督教歐洲産生了文藝複興，文藝複興産生了啓蒙運動，啓蒙運動産生了民主政治、工業革命和現代世界。這種敘述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敘述：歐洲文明是優越的，主流是理性與民主，與之相對立的是東方文明，東方文明的主流是愚昧與專制，而歐洲文明代表了“通往最高級的人類文明”。我們國內學術界迄今為止的不少敘述也是在重複這種西方虛構出來的主流話語，中國也因此而産生了一大批“言必稱希臘”的學者和一大批“西方文明優越論”的信徒，只要中國的做法和西方不一樣，那中國一定是錯的，西方一定是對的，我們要做的無非是不斷地向西方模式靠攏，接軌乃至最終被西方社會所接納。美國歷史學家埃裏克·沃爾夫（Eric Wolf）曾這樣指出：“歷史就這樣被改成了一個關于美德傳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戰勝落後族群（也就是東方）的傳說。”[1]
好在中國今天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我們可以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自信而客觀地審視所謂的“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指出它們的不實之處，這也是中國話語建構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的“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後來的“歷史終結論”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海內外那些唱衰中國的觀點，基本上都源于“歐洲中心論”及其衍生出來的“歷史終結論”。我們有必要正本清源，從源頭上反思“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從而更好地确立自己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話語自信。
海內外已有許多學者做了大量考證和研究，使我們今天似乎越來越能夠接近歷史的真相。這些研究的結論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第一，古希臘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東方的古埃及；第二，歐洲16世紀文藝複興的主要動力之一來自東方，特別是中國；第三，歐洲17—18世紀啓蒙運動的起點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第四，西方現代經濟學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來源于中國。“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是謬誤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腳的。
現在世界上至少有兩種關于古希臘文明淵源的全新解讀：一種認為古希臘文明本身是歐洲文藝複興後被虛構出來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一個統一、強盛的古希臘國家體系，也沒有什麽“古希臘哲學”，有的只是被包裝成“古希臘哲學”的中東哲學、亞洲哲學，因為這些所謂的古希臘哲學家幾乎都來自中東地區，屬于亞洲，而非希臘，虛構古希臘史的目的先是為了創建一種“反抗天主教學術的傳統”，後來是為了“替近代新興的資本主義市場文明找到一種源遠流長的根”。馬丁·貝爾納（Martin Bernal）所著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作。另一種觀點認為，即使有古希臘文明，那也多虧了中東的伊斯蘭國家保存了古希臘的典籍，才使歐洲最終得以走出長達千年的“黑暗時期”，使它銜接上了已經消失匿跡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而這兩種文明本身也都有東方的淵源。這種觀點在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中有詳盡的論述。
馬丁·貝爾納的《黑色雅典娜》揭示了古希臘文明的東方淵源，在學界引起相當的震撼。他追述了歐洲學者從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初期通過古希臘的塑造來完成對歐洲身份的重塑，他們“迅速地将古希臘提升為歐洲文明的發源地，根據是其所謂的民主制度和科學理性”。真實的歷史是古希臘人從沒有把自己看成是“歐洲”。“歐羅巴”這個詞本身是希臘神話中位于黎巴嫩海岸的推羅（Tyre）王阿革諾爾（Agenor）之女。換言之，古希臘在文化上與東方聯系密切，甚至可以被看做東方的一部分。馬丁·伯納爾進一步指出古希臘的科學成就大多應歸功于古埃及，只是後來被重塑成與東方沒有關系的“雅利安模式”，并推演出所謂的理性的歐洲和非理性的東方，民主的歐洲和專制的東方。[2]
學者錢穆也從國家建設的角度比較過古代中國和古希臘及後來的古羅馬，他認為古希臘是“有民無國”，古羅馬是“有國無民”，而古代中國是“有國有民”。古希臘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而是由一批城邦（也有人稱“城邦國家”）松散組成的，一個城邦的人口少則上千人，多則二十來萬，小于秦漢時期郡縣的人口規模。之後的羅馬帝國是“有國無民”。帝國常年征戰，最強盛時期，其疆域近350萬平方公裏，人口約7 000萬，與公元2世紀中國的西漢規模相當，西漢當時的疆域約400萬平方公裏，人口約6 000多萬，但在國家的治理上，古羅馬始終沒有像秦漢時期的中國那樣把疆域內的人口整合起來，最後羅馬帝國終因經濟衰退、政治動蕩、日耳曼游牧蠻族的入侵等原因走向解體和滅亡（公元476年），之後的東羅馬帝國很難算是歐洲國家了。羅馬帝國解體後，多數史學家認為歐洲進入了長達千年的中世紀“黑暗時代”。一般認為到了16世紀的“文藝複興”，歐洲才開始擺脫漫長的“黑暗時代”。
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實行了“書同文，車同軌”，統一了度量衡，推行了郡縣制，奠定了維持中國統一的文化和制度基礎。之後的中國，雖然經歷了多次分裂，但歷代的主流政治都是尋求統一，歷代的政治制度幾乎都可追溯到秦漢時代，正如毛澤東所說，“百代都行秦政制”。中國“大一統”的傳統自秦統一之後就一脈相承下來，各個朝代甚至民間都廣泛地認同董仲舒所說的“《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3]
福山在他的近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認為：如果統一的、中立的中央政府是現代國家标志的話，那麽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他認為，中國在戰國後期已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政權。當然，這裏“現代”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制，而是指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所稱的“統一和理性化的官僚制度”，如官階和職能嚴格劃分、官員升遷依照能力标準。福山說：“坦率地講，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一些現代國家要素，公元前3世紀就已存在于中國了，這比它們在歐洲出現早了1 800年。”他還說過，秦代中國的官僚政府“比羅馬的公共行政機構更為系統化，中國人口中受統一規則管轄的比例也遠遠超過羅馬”。福山的解釋是客觀的，某種意義上，這對“歐洲中心論”也是一種解構。[4]
古希臘在建築藝術上成就輝煌，但我去過埃及，也去過希臘，比較古埃及和古希臘兩地的古跡，可以清楚地看出古希臘文明的埃及淵源，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希臘雅典娜神廟的大理石柱廊是仿效古埃及神廟的，只是規模小了很多。學者陳平還從古埃及古希臘的建築中讀出了政治，他認為從政治角度來看，這種建築更可能是一場災難。雅典城邦在公元前5世紀，花了17年時間修建了壯觀的雅典娜神廟，但當時的雅典城邦只有20來萬人，如果比較中國人口的規模和秦始皇修長城、隋炀帝開鑿大運河的代價，那麽雅典娜神廟所耗費的人力、財力、物力大概百倍于中國，而雅典娜只是雅典人寄托戰勝敵人願望的神，建設神廟的目的是為了鼓舞自己，阻吓敵人，但後來證明這一切都是徒勞無益的，雅典先後被斯巴達、馬其頓、羅馬打敗和吞并。相比之下，我們的祖先務實得多，修築長城和開挖大運河雖然也付出巨大代價，但它們确實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文明的延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雅典娜神廟為代表的古希臘建築藝術至今令人贊嘆不已，但不幸的是它們都建在火山帶，顯然無視了當地的自然環境，從這個角度看，這些建築也反映了古埃及古希臘文化中剛性易折的一面，與中國文化中崇尚天人合一、因地制宜的理念相距甚遠。
此外，還可以比較一下中國和歐洲當時在發展水平上的差異。盡管歐洲在建築、藝術等領域內成就巨大，但整體而言，歐洲的發展水平明顯落後于中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他的《中華科學文明史》中列出了幾十種16世紀之前從中國傳到西方的重要技術，除了四大發明外，還有龍骨車（比歐洲早15世紀）、石碾（比歐洲早13世紀）、鑄鐵（比歐洲早10—12世紀）、風筝（比歐洲早約12世紀）、弓形拱橋（比歐洲早7世紀）、獨輪車（比歐洲早9—10世紀）、弓弩（比歐洲早13世紀）、深鑽技術（比歐洲早11世紀）、活塞風箱（比歐洲早14世紀）、瓷器（比歐洲早11—13世紀）、河渠閘門（比歐洲早7—17世紀）等。[5]
歐洲随着羅馬帝國的解體而進入了“黑暗時代”，主要是因為在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神學占據統治地位，其對人性的壓抑和扼殺，導致了歐洲社會和經濟停滞不前。從這個角度看，文藝複興展現了對人性的重新重視，所以得到後人的高度評價。不少中國學者認為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類似的黑暗，比如秦朝的焚書坑儒和明清的“文字獄”等。但總體上看，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比基督教包容得多，基督教神學的那種絕對排外與儒家“包容并序”的理念大相徑庭。這也是為什麽西方歷史上宗教戰争持續了上千年，至今都陰魂不散（從亨廷頓所表述的“文明沖突”到伊拉克、阿富汗戰争到西方今天的所謂“價值觀外交”，本質上還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态）。相比之下，中國漫長的歷史中也有各種各樣的沖突，甚至規模不小的“文字獄”，但中國鮮有種族滅絕、宗教法庭和長達上千年的宗教戰争，不僅如此，中國還形成了不同宗教長期共存、儒釋道互補、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而不同”的統一國家。
究竟是什麽力量率先打破了歐洲的停滞與黑暗呢？不少學者經過詳細考證，提出了一些颠覆西方主流敘述的觀點。約翰·霍布森指出：“在7世紀後，伊斯蘭教的勢力迅速擴張，以致地中海實際上成了穆斯林世界的一個內湖，西歐成了亞非全球經濟中的海隅一角。伊斯蘭世界對歐洲的發展尤其具有強大的影響。”[6]加拿大學者格溫·戴爾（Gwynne Dyer）在《戰争》（War）一書中強調，在地中海東部地區羅馬文明從未瓦解。那裏在阿拉伯和土耳其統治下，代之而起的是一種伊斯蘭化了的古典文明。也就是說，亞洲伊斯蘭地區保存了在歐洲早已消失的古希臘典籍。歐洲十字軍東征過程中，歐洲人得以把歐幾裏得、托米勒、阿基米德、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重新從阿拉伯文翻譯成歐洲文字。同時，由于伊斯蘭世界所處的地理位置，它得以從中國和印度的發明中獲益匪淺，正如賈雷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所指出的：“中世紀的伊斯蘭社會，由于位居歐亞大陸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國的發明，包括采用了中國的紙和火藥，也承襲了希臘的學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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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15—16世紀的歐洲和中國，兩者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國并非十全十美，中國存在着各種問題，但歐洲的問題要嚴重得多。就經濟規模而言，當時的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35％左右。歐洲中心論者把15—16世紀稱為“偉大的航海時代”，但比較一下鄭和下西洋的船隊和哥倫布發現美洲的船隊，鄭和寶船（1421年）長超過百米，排水量超過萬噸，比80年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聖瑪利亞號大百倍。歐洲與中國在文化水準上的差別更大。法國啓蒙思想家伏爾泰多次感嘆：“當我們還不知道如何認字書寫的時候，中國已經到處都是書籍了。”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國發現世界》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敘述：“當朱棣指示姚廣孝率領2 180名學者進行包羅萬象、長達4 000卷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的編纂工程時，處于文藝複興前夜的歐洲，對于印刷術還一無所知，實際上，那個時候亨利五世的圖書室裏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還是從修道院借來的。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商人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擁有12本書，其中8本還都是宗教著作。”他推論，歐洲近代科學知識的興起，只能是大規模借鑒和引進中國、阿拉伯世界的科學知識的結果，而絕不可能是如韋伯所說的“新教世界觀”的産物，單靠全歐洲修道院裏不到100本的羊皮書，就導致了近代科學的産生，這足以淪為天方夜譚，這種天方夜譚恐怕連上帝也不會相信。[8]
文藝複興16世紀從意大利開始絕不是偶然的，因為當時歐洲國家中和中國接觸最多的是意大利。學者朱謙之指出“在13至16世紀，中國的重要發明即以阿拉伯人為媒介，給歐洲文藝複興之物質基礎創造了條件”。[9]中國對意大利文藝複興的影響巨大。中國文化傳入意大利最早的是絲綢、青銅器、瓷器等，中國的紡織技術和造紙等技術也可能是經過意大利傳到歐洲的。13世紀十字軍東征後，曾經中斷的意大利通往中國的道路又被打通，威尼斯成了中歐交流的最重要城市，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在宋末元初抵達中國就是一個例子。他回到歐洲後出版的《馬可·波羅游記》涵蓋了中國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意大利乃至後來在歐洲多數國家都引起了轟動，西方難以想象世界上還有如此繁華和發達的國家。
《馬可·波羅游記》當年對歐洲産生的影響絕不會亞于中國晚清“睜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海國圖志》對中國和日本産生的震撼。學者莫裏斯·科利思（Maurice Colis）認為《馬可·波羅游記》“不只是一部單純的游記，而是啓蒙式作品，對于閉塞的歐洲人來說，無疑是振聾發聩，為歐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識領域和視野，這本書的意義在于它導致了歐洲人文科學的廣泛複興”。[10]馬克思也說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産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複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11]其實，不少“歐洲中心論”者大概也知道這些事實，但他們似乎不願意提及，更不要說深入探讨這些事實了。
中國對17—18世紀歐洲啓蒙運動的啓蒙也是顯而易見的。我上面談到的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的對話和戴爾福特瓷器博物館的館藏都是這段歷史的很好注腳。了解17世紀的荷蘭很重要，因為17世紀的荷蘭是當時歐洲最先進的國家，荷蘭的文藝複興，很大程度上是引進東方物産和知識的結果。哈羅德·庫克（Harold J.Cook）在《物質交換：荷蘭黃金時代的商業、醫學和科學》（Matters of Exchangemerce,Medicine,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一書中明确提出：荷蘭的文藝複興可能首先是東方文明在荷蘭的複興，而不是什麽古希臘文明的複興。對于荷蘭來說，所謂“自然的知識”大致就是指通過航海獲得的來自外國的知識：中國的印刷術、瓷器等工業産品、造船工藝、航海技術、航海圖紙、蒙古的戰争技術（特別是火器）、阿拉伯的造園術、礦物、南洋的香料和物種知識、印度的藥用植物等等，這些與歐洲的“宗教知識”相區別的“自然知識”，極大地增加了歐洲人的審美和生活品位，擴大了歐洲的空間視野，造成了荷蘭17世紀的文藝複興，并最終促進了近代科學在歐洲的發展。[12]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如此渴望得到關于中國的知識，他在給自己朋友寫的信中說，他準備在自己房門上貼一個牌子，上面寫着：中國知識中心。萊布尼茨崇拜中國儒家的“自然神論”。他認為，中國“有着令人贊嘆的道德，還有自然神論的哲學學說……這種極富權威的哲學體系創立于3 000年以前，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很久以前”。萊布尼茲受到《周易》中卦象的啓發，提出了二進制算法，成為近代信息技術的基礎。在萊布尼茲1714年發表的《單子論》中吸收了中國哲學，尤其是宋儒理學的精華。[13]萊布尼茨認為，中國在實踐哲學方面占優勢，而歐洲在思辨哲學方面領先，中國與歐洲可以相互補充，組成一種世界文化。[14]
我本人在法國東部一個風景如畫的小鎮前後居住了十來年，我住的地方離歐洲啓蒙思想家伏爾泰的故居約10分鐘車程，屬于同一個縣，這使我有機會多次參訪了伏爾泰的故居，也因此感受到了一點歐洲啓蒙大師的靈氣。伏爾泰十分推崇中國的傳統哲學。他曾經說過，世界的歷史始于中國。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他還指出：當中國的文明已經相當發達昌盛的時候，歐洲人“還是一群在阿登森林裏流浪的野人呢”。
政治上，啓蒙運動提倡的是理性主義，而啓蒙思想家理性主義的偶像就是孔子，他們向往的理性精神就是東方世界。伏爾泰非常認可孔子的學說，他在《哲學辭典》中提出了“常識不平常”mon sense is not somon）。“自從開天辟地以來，還有什麽道德準則比它更美？我們必須承認，對于人類來說，沒有比孔夫子更有價值的立法者了。”“我認真地拜讀了他的著作，并做了筆記，我覺得他訴諸道德，而完全沒有對奇跡的說教或對宗教的借喻。”伏爾泰還質疑歐洲的君王們：你們在聽到中國以德治國，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後，該有何反應？你們應該“肅然起敬，感到臉紅，但更重要的是要學習摹仿”。
伏爾泰認為，中國人講“天”和“理”，既是“萬物的本源”，也是中國立國古老和文明悠久的原因。“中國的歷史從一開始就寫得合乎理性”，中國哲學中的一切都沒有任何“神奇的意味”，合乎自然。的确，“在以中國的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學說中，充滿了追求個體生命的自由這樣一種精神，把它用于生活，是一種潇灑；将之總結為經驗，則是一種審美”。[15]
在伏爾泰眼裏，理性使中國擺脫了戰亂。與頻繁戰亂的歐洲相比，中國當時社會安定得令人羨慕和崇拜，他認為，中國是由哲人統治的。伏爾泰還根據中國元代戲曲《趙氏孤兒》改編成戲劇《中國孤兒》（Orphelin de la Chine），他借劇中的人物來推崇中國的習俗和道德标準。他認為中國把有知識的人當做貴族來尊敬。伏爾泰在1764年出版的《哲學辭典》中的“古代與現代”（Ancients and Moderns）詞條中說：“中國人早在2 000多年前，就築起了長城，但卻沒能抵擋得住鞑靼人的入侵。”而在“迷信”這個詞條中，伏爾泰問道：“有一個徹底擺脫迷信的民族嗎？這等于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有一個人人都是哲學家的國度嗎？有人說在中國就沒有迷信。也許哪一天，我們歐洲也會有幾個城鎮能擺脫迷信。”[16]
法國啓蒙思想家笛卡爾也深受中國文化浸染。他在《方法論》一書中熱情頌揚了中國人的智慧和理性。法國啓蒙時代的“百科全書派”著名學者狄德羅高度評價了四書五經等中國儒家經典。他認為：孔子建立的哲學是理性宗教，不談奇跡和啓示，純粹是倫理學和政治學的，是中國人長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學——實用哲學。學者朱謙之經過考證，認為從16、17世紀開始，耶稣會士把中國的宋儒理學傳入了歐洲，影響了包括笛卡爾在內的一批歐洲啓蒙思想家，為他們“反對宗教”、主張理性提供了武器。[17]
托克維爾曾說過：在漫長的16—18世紀，僅德意志就被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合約》瓦解為314個小國（而當時中國的情況是：清朝确立，康乾盛世開始）。1681年開始的一個世紀時間，直到1815年拿破侖戰争結束後，德意志才被歸并為39個有主權的城市國家，而這只不過是整個歐洲分崩離析狀态的一部分。從歐洲啓蒙思想家來看，中國的大一統，與戰亂頻繁的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把中國的大一統看做中國強大的根本原因。[18]
歐洲啓蒙思想家還發現中國不實行歐洲的貴族分封制度（封建制度），所以國家無需向貴族特權勢力妥協，從而可以“不持偏見地”統治。對于世俗的、非宗教的知識的重視，對于靠本事而不是靠世襲的科舉制度，他們都非常敬重。在他們眼中，中國沒有宗教化的意識形态，人們可以根據“理性”的法則而非“宗教的權威”來處理事務。經濟上也一樣，自由主義者的偶像就是中國。現在人們普遍把亞當·斯密當做經濟學之父，而經濟史學家普遍認為亞當·斯密的背後是“法國非常重視農業的經濟學家魁奈（Francois Guesnay，1694—1774），他被當時的歐洲學人尊稱為“歐洲的孔夫子”（Confucius of Europe）。魁奈認為，土地是一切財富的源泉，也是稅收的基礎。孔子的儒家思想和他所強調的農業為立國之本的理念，在18世紀法國思想界和經濟理論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西方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是“自由放任”，而這個概念源于法文的laissez-faire，一般認為它是魁奈從老子“無為”概念翻譯而來。
魁奈和米拉勃（Mirabeau）合作，在1763年出版的《鄉間哲學》（Elemens de la Philosophie Rurale）一書中，就專門談到中國的皇帝如何在每年的春天到來之時，到社稷壇主持親耕大典，以示對農人的支持和對來年收成的祈望的事例。男耕女織是中國古代農業社會小農經濟裏常見的勞作場景。康熙十分贊賞古代流傳于世的《耕織圖詩》，曾令宮廷畫師繪制了“耕圖”和“織圖”各23幅，并為每幅圖賦詩一章。其中有“從來蠶織女功多，當念勤勞惜绮羅”等句，顯示出康熙對織女勞作的認識。後來雍正和乾隆兩朝也幾度臨摹這套畫作，表現出他們對耕織的重視。中國皇帝的這種親耕儀式，給了歐洲宮廷很大的啓發。路易十五在1756年曾親自效仿，奧地利的約瑟夫國王在1764年也亦步亦趨，親自參加了表示親農近民的耕作儀式。[19]
這兩年，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一個半世紀前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中國走紅，但許多人沒有認真讀過這本書，就大談所謂的革命容易發生在社會繁榮的時候。細心讀過這本書的人應該注意到作者對18世紀歐洲啓蒙思想家普遍向往中國的一段描述。托克維爾如是說：在整個漫長的18世紀，對于法國啓蒙思想家們而言，“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贊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贊美……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民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考試獲得；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嘆為觀止，心往神馳”。[20]
當然，18世紀的歐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數對中國持比較否定态度的，主要是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鸠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他們把中國政體定義為“專制政體”，他們的觀點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