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一個“文明型國家”(2)
着歐洲地位的上升、中國和亞洲地位的下降，逐步變成了西方的主流觀點，影響至今。我們今天回眸孟德斯鸠和黑格爾對中國的批評，就會發現他們的話語逐漸成為主流的過程正好是歐洲種族主義理論興起的過程：即歐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種都不如歐洲人種優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鸠的自然環境決定論是種族主義理論的起點之一，而黑格爾本人是一個忠于普魯士皇帝的歐洲中心論者和集權主義者。他們從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和種族主義的立場出發，故意把中國塑造成西方的對立面，中國是停滞不前，是“東方專制主義”，是歷史終止的國家，以反襯西方的自由、文明和進步。這種虛構出來的話語體系後來也影響了很多中國人。
對于孟德斯鸠和黑格爾的觀點，許多學者提出過質疑。李約瑟就指出：如果古代中國“真像有些人宣傳的那樣是一個絕對專制、毫無自由的社會，我們就無法解釋幾千年來怎麽會産生那麽多的創造與發明，也無法解釋為什麽在那樣漫長的歲月裏中國總是處于比歐洲領先的地位”。[21]真實的情況是，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內，中國在經濟、政治、社會、科技等廣泛的領域內全面領先于歐洲。
這種領先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中國的多數皇帝是敬畏“天命”的，而“天命論”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的“契約論”。荀子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這個意義上，“天命”就是“人心向背”，就是對皇帝的警訓。學者趙鼎新認為“天命觀”某種意義上就是“政績合法性”：“天命觀的一個關鍵要素是雖然統治者不能完全決定自己的命運，但是他可以通過德行影響天的意願，當上天對一個統治者不滿時，它會通過自然災害的形式對其發出警告”。當皇帝的“天命”被廣泛地視為不複存在之時，中國的平民百姓有權揭竿而起，這在當時的歐洲是不可思議的。中國的這種“契約論”從提出到實踐都比歐洲早了兩千多年。相比之下，歐洲大大小小君主代表的才是真正的絕對權力和絕對專制。[22]
其次，與中國“天命論”相聯系的是中國政治傳統中強烈的民本思想。美國學者卡爾·賓格爾（Karl Buneger）認為，“中國的皇帝沒有統治的‘權力’，僅有‘天命’，即，一種必須履行的職責。皇帝有職責治理好國家”，所以“一個好皇帝就要按照儒家的道德标準來約束自己的行為，治國安邦、抵禦外敵、關注民生，例如，治理洪水、發展灌溉、修築道路、赈濟災民。古代中國政府所承擔的民生職責是大多數其他古代社會所不具備的”。[23]
第三，與中國這種“天命觀”相聯系的是選賢任能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如科舉制度。從隋朝開始，中國實行了科舉制，多數官員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的，相比之下，當時的歐洲大多數國家還是絕對君主制，官員也都是貴族世襲的，直到19世紀歐洲才從中國借鑒了科舉制度，形成了自己的文官考試制度。
第四，中國古代社會人民的自由度也普遍高于歐洲古代社會，在農業社會，最主要的生産資料是土地，而中國的土地在多數情況下是可以買賣的，在歐洲土地則大都屬于封建領主；中國當時是小農社會，而歐洲是農奴社會，小農的生活質量和自由度遠超農奴。
那麽歐洲後來為什麽能超越中國呢？現在看來主要是四個原因：
首先是戰争。歐洲從16世紀開始一直在打仗，從三四百個國家開始，打到最後成了二三十個國家，但壞事變好事，當然這個“好”是要打上引號的，歐洲國家本身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死亡和破壞無以計數，但一些主要歐洲國家的軍事發展起來了，然後它們就到處打別人，包括建立海外殖民地，大量掠奪別人的資源和財富，後來也打敗了中國，并強迫中國支付天價的賠償，為歐洲的發展注入了大量的資金，中國自己則陷入了一貧如洗的境地。西方的軍事崛起還帶來了民族國家的崛起以及社會組織能力和科技實力的提高。
二是金融。從與東方貿易中發了財的威尼斯等地的商人開始投資戰争，發戰争財，資助了歐洲內部的許多戰争，這個傳統後來又在荷蘭、英國等國得到延續。美國學者彭慕蘭在《大分流》一書中說，英國工業革命的資源動力是棉花，而棉花來源于美洲（奴隸主控制的農場），工業革命産品的主要市場是美洲和亞洲，而非英國本身。他說“英國1689—1815年間超過其國力數倍的額外資金是從倫敦資本市場籌借的，而1840年之後，資金的赤字則由中國的賠款所填充”。[24]中國被打敗後，中國的戰争賠款系統也是英國人控制的。
三，與第二點相關，盡管古代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貨幣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一直沒有解決好，造成了整個國家對進口白銀的依賴。自16世紀西班牙在美洲大規模開采白銀，并向中國出口白銀，中國就患上了白銀依賴症。中國沒有充分意識到貨幣主權的重要性。某種意義上，這也說明當時的中國缺少全球視野，缺少處理國內外兩個市場的眼光和經驗。明清兩朝，中國都沒有解決好貨幣短缺和貨幣信用的問題，最後只能通過進口白銀來平衡。明朝幾位皇帝也嘗試過建立國家統一的財政制度和貨幣信用，但均未成功（民國時期的法幣也沒有真正成功，中國的貨幣自主是到新中國成立後才真正得到确立的）。鴉片戰争前後，英國主導的貨幣體系由銀本轉向金本位，中國損失慘重，加上巨額的戰争賠款等等，都是清王朝走向覆滅的重要原因。[25]
當然，第四點是中國自己的原因。中國朝廷後來妄自尊大的心理、不思進取的心态、閉關鎖國的政策等等，使中國對外界發生的巨變幾近麻木無知，整個國家自然也無法與時俱進，無法應對西方列強崛起所帶來的血與火的挑戰。
回望這段歷史，英國和其他歐洲主要國家不是以平等的市場交換，而是以軍事和金融的手段掠奪非洲、美洲和亞洲，并以軍事侵略和金融擴張打敗了當時的中國。時至今日，西方對世界的控制主要還是依賴這兩個手段：軍事和金融。美國在海外有大量的軍事基地，并不時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挑起戰争。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還控制着對自己十分有利的世界金融體系。
當然，中國的情況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已經較好地解決了這兩個關鍵問題。在軍事方面，1950年代的朝鮮戰争扭轉了乾坤。1840年以來，西方第一次對侵略中國的選擇感到了畏懼，1949年4月還在中國內河裏上下游弋的西方軍艦再也不敢回來了，從此我們獲得了60多年的和平。某種意義上，中國執政黨對中華民族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締造和培育了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徹底終結了西方大國可以随意入侵中國的屈辱史，這使我們得以捍衛自己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和未來。在金融方面，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們一舉确立了人民幣的國家貨幣地位，并很快形成了統一的、獨立的財政體系。這無疑是五百年來中國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環顧今天的世界，中國是世界上財政狀況最好的大國，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彙儲備，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我們的人民幣正在穩健地走出國門，成為一種比較強勢的、具有高度信譽的貨幣。中國也汲取了歷史上閉關鎖國的教訓，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向全世界開放，融入國際市場，參加國際競争，在競争中改進自己，發展自己，有選擇地借鑒別人的經驗而絕不盲從，整個國家也因此而迅速崛起，給世界帶來了震撼。
我們為有中華文明這麽一種源遠流長的偉大傳承而感到光榮與自豪，我們也為人民共和國在世界範圍內的迅速崛起而感到光榮與自豪，我們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找到了自信的源泉。真正了解中國的西方有識之士也高度認可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定力。2013年底，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談到中國時表示：“我依然保持樂觀。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存在了四千年以上，而且現在依然生機勃勃，這樣的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古羅馬、古希臘、古埃及都已成過眼雲煙，拉丁美洲文明也已經逝去——早已不再有印加人或者阿茲特克人——可是中國還在。中國從來沒有過一種全國同一的宗教，但是他們有一位道德導師孔子，這或許就是他們的福氣所在。”歷史學家湯因比也曾如是說：“将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中國的統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間，除了極短的空白時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幾億民衆統一為一個整體的。……正是中國肩負着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中國是一個“天降大任”的國家，它應該承擔起自己對于人類和世界的責任，特別是與各國人民一起去構建一個更加和平、公正、繁榮的世界新秩序。
二、放飛夢想：三種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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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有一個場景至今令我難以忘懷，那年的5月19日，舉國上下為罹難同胞默哀，但聚集在***廣場的大批民衆在儀式結束後仍遲遲不願離去，他們揮舞國旗，大聲呼喊：“汶川，頂住！四川，挺住！中國，加油！”這種場景可能不會出現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它展現的是特殊的中國情懷。确切地說，是中國人那種“家國情懷”、“大國情懷”和“天下情懷”。
今天我們說的“中國夢”，我看也寄托了這樣三種情懷：首先是“家國情懷”。家國情懷可能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情懷，因為與其他國家不一樣，中國傳統倫理價值觀是以家庭為本位的，而非個人為本位的。中國人重視親情與和睦關系，中國人還把對家庭的感情和責任擴展至整個家國和天下。漢語中的“國家”一詞就是由“國”和“家”組成，表達了中國人對“國家”的獨特感悟和理解。與西方社會不同，中國社會以家庭為中心的文化衍生出一整套思維和生活方式，例如“舍己為家”、“保家衛國”這種“家國同構”的社會傳統，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把個人追求與社會目标統一起來的儒家信念等。在今天的中國，這些價值觀又轉化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國家凝聚力，可謂“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非常關注國運的昌盛，認為國家的安定富強與個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密不可分，這種感受也是中國人經歷了無數的“國破家亡”悲劇後形成的集體歷史記憶。可以說，“中國夢”是一種“國夢”和“家夢”的結合：國好，家才好；國糟，家也糟，“國”和“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這種家國情懷，對西方個人本位的價值觀是一種超越。它使中國人的生活總體上比西方更加溫馨，它使我們的社會總體上比西方社會更有活力和凝聚力，它在過去30多年中幫助中國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來無法克服的困難：從幫助下崗工人到生活救濟，到上學、治病、養老、購房，到抗震救災等。它使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具備克服各種艱難險阻的巨大能力，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種家國情懷下的愛國主義，對于西方以狹隘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愛國主義也是一種超越。綜觀西方列強的發家史，狹隘的民族主義都是他們的“立國之本”，而絕非他們所謂的憲政民主制度。西方列強都是通過自己的民族主義來凝聚民心，形成了民族國家，進而産生了所謂的憲政民主。他們的國家也大都脫胎于民族戰争，西方列強的國家當時幾乎都是戰神的化身，而且這種民族主義往往通過自由主義得以放大，變成歇斯底裏的民族帝國主義。西方通過民族主義發達起來之後，卻采用自由主義來打擊後發國家的愛國主義，以此來瓦解別國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中國有些人也極力把“愛國”這個詞在中國污名化，但這種努力最終将被證明是徒勞的。因為中國文化中“家”與“國”的關系超越了西方話語的诠釋力，中國人“國”的背後是視“國”為“大家”的無數“小家”。中國人“國家”的觀念與西方不同之處還在于，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綿延五千年而沒有中斷文明的國家，是一個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态幾乎完全重合的“文明型國家”。
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內涵也因此而遠遠超越了西方狹隘民族主義的解讀。中國人愛國主義既是愛一個國家也是愛一個偉大的文明。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是長江、黃河、珠穆朗瑪峰；是詩經、楚辭、先秦散文；是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是屈原、岳飛、文天祥、毛澤東；是普通話、四川官話、廣東粵語、上海方言；是萬裏長城、北京故宮、桂林山水、陝西兵馬俑；是川菜、粵菜、魯菜、淮揚菜；是西湖龍井、黃山毛峰、武夷岩茶、洞庭碧螺春；是《梅花三弄》《高山流水》《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是四合院、廣東騎樓、徽派大院、江南民居；是昆劇、京劇、粵劇、黃梅戲；是南昌起義、平型關大戰、臺兒莊血戰、抗美援朝；是兩彈一星、北鬥導航、神舟號飛船、高鐵四縱四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內皆兄弟”、“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等等。這是一種包容性極大的、既有個人志趣又有人類情懷的愛國主義。
中國近百年最大的精神力量之一也是愛國主義。任何一種社會思潮和政治主張，只有與愛國主義結合才能為廣大民衆所接受，才能轉化為改造社會的巨大能量。“五四”至今卻有一批自稱代表着“普世價值”的文人墨客極力抹黑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但他們只能代表少數人，代表不希望看到中國崛起的某些外國勢力。沒有愛國主義，中華民族不可能在1949年完成民族的建國大業；沒有愛國主義，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沒有愛國主義，中國不可能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這個愛國主義的邏輯将在中國崛起的未來歲月中繼續不斷得到展現。
二是“大國情懷”或者“大國夢”。中國是一個大國，美國也是一個大國，大國都有自己的大國情懷，但中國人的大國情懷有自己的特點。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曾領先世界上千年，後來內憂外患使中國跌入低谷，但通過中國人民長達百多年的奮鬥和犧牲，中國又快步趕了上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夢想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離我們這麽近。新加坡資深政治家李光耀曾說過：中國渴望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為什麽不呢？他們再次覺醒的使命感是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他還特別提到，“中國就是中國，而不是西方的一分子”。中國正以自己的方式崛起，實現民族複興之夢，中國不會照搬西方模式，也不會成為西方國家的附庸，中國将以獨特的方式影響世界的未來。
“大國情懷”也意味着中國夢的提出包含了中國自己的“大國意識”，這種“大國意識”還包括話語自信、價值觀自信、發展模式自信等。我們應該向世界自信地介紹我們的制度安排和價值觀念。我們還要打通五千年中華文明、中國近代史與當代中國之間的關系，打通中國傳統文化、社會主義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的關系，從而更好地确立中國作為新型全球大國的政治、歷史和文化定位。
三是“天下情懷”或者“天下夢”。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人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傳承；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古訓。毛澤東主席曾說過，如果不超越美國，“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這也表現了中國人的這種“天下情懷”。随着“中國夢”的不斷實現，中國人要為這個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今天的世界面臨着許多嚴峻挑戰，從貧困饑餓到氣候變暖、從恐怖主義到核擴散、從金融危機到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國通力合作、共同解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當今國際秩序的各種困境呼喚中國人拿出自己的理念和方案。中國人的“天下夢”應該包括這樣的胸襟和關切：我們應該為國際治理中各種主要問題的解決、為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改革與創新、為建立一個更加和平、公正與繁榮的世界，提出自己的主張，作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歷史上歷來有“王道”與“霸道”之辯。“王道”的核心是“仁政”，“霸道”的核心是強權政治。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迄今為止的邏輯都是“霸道”邏輯。在國際關系的實踐中，美國喜歡雙重标準，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一切為了自己的利益，對其他國家往往不擇手段，它可以政治上打壓、軍事上威脅、經濟上誘導、文化上滲透，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後還保留直接軍事幹預的權利。中國歷來主張“王道”，但它從和西方打交道的過程中也學會了一個道理：“王道”必須以實力為基礎，沒有實力，“王道”就是烏托邦，甚至成為任人宰割的綿羊。當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具有強大的國防力量，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并在此基礎之上協和萬邦，實行“王道”，履行一個大國應該履行的使命，在國際事務中更加有所作為，更多地主持正義和公道，那将是一幅無比美好的未來圖景。中國确實是最有可能在國際舞臺上實行“王道”的國家。從人類歷史的大勢來看，霸者可以氣勢洶洶于一時，但終将因為“霸道”而走向衰落，而實行“王道”者終将得道多助，贏得最為廣闊的世界。
三、放飛夢想：三個維度
夢是一種升華。平時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們可以在夢中實現，而平時已經初步做到的事情，我們可以通過放飛夢想來展望未來。正是在後者的意義上，我們不妨放飛夢想，使我們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探讨獲得一種新的升華。我們可以從政治、經濟、社會三個維度來展望一下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光輝前景：
在政治領域內，通過我們持續不懈的努力，10—20年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許會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主流版本；中國模式将為世界許多國家所關注、研究和學習；中國話語也将順勢而成為國際舞臺上的強勢話語，這一切将深刻影響世界秩序未來的變革。歷史上，佛教進入中國，改變了中國，但中國也改變了佛教，這就是佛教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改變了中國，但中國也改變了馬克思主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社會主義進入中國，改變了中國，中國也改變了社會主義，也就是我們正在推進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今天講中國所有改革最後的落腳點都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當我們在經濟總量上，在百姓財富上，在社會保障上，在人民的滿意度上，在其他中國人最關心的領域，大都超越美國時，我們就可以自信地說，我們證明了社會主義确實是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公正、更人道、更繁榮、更美好的社會。現在我們比較謙虛，我們使用的概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了那個時候，“中國特色”這幾個字也許可以省略，世界上估計還會有“瑞典特色社會主義”，有“越南特色社會主義”，但多數人所說的“社會主義”可能指的就是中國版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将成為世界主流社會主義。鄧小平過去說過，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我們最終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更為優越，這個目标看來正在穩步實現之中。
随着中國的崛起，中國人創造的協商民主模式、新型民主集中制模式、“選拔+選舉”模式、比較強勢而中立的政府治理模式、“選賢任能”和“人心向背”理念、“民意”與“民心”的理念等等，都将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的認可。中國話語也将成為一種強勢話語。我們要在國際舞臺上，更多地主張正義，更多地為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作出我們的貢獻。我們将從中國話語的角度重新審視“落後就要挨打”的邏輯，我們要指出：弱者要努力變成強者，但強者不能因為自己強就可以打人，你是沒有這個權利的。西方一直鼓吹的“民主與專制”範式将被“良政與劣政”範式替代，大多數國家将意識到，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國的成功将鼓舞越來越多的國家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發展道路。
在經濟領域內，中國将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和幅度都為世界之最，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将成為世界上最有競争力的發展模式，世界經濟學教科書将因中國模式的成功而改寫。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結合了“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既發揮了市場經濟支配資源的高效，也确保了社會主義原則下的普遍公平，它超越了西方的主流經濟模式，也超越了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诠釋能力。它創造了世界上持續增長時間最長、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經濟體，同時還有效地避免了西方國家所經歷的一波接一波的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如果沿用上面所說的佛教改變了中國，中國也改變佛教的比方，那麽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裏面提出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标大部分都能實現的話，我們也可以說，現代市場經濟已經改變了中國，中國也改變了現代市場經濟，也就是實現了現代市場經濟的中國化。
中國過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我們把中國模式和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點結合了起來。只要我們堅持這條道路，它就會繼續産生巨大的人口和規模效應。以電子商務為例，網購在西方還是個人行為，而在中國，它已經成為數億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未來幾年內，中國最大的一兩家公司的網購和電子商務的交易額就可能超過整個美國的網購和電子商務交易額。同樣，在新能源産業領域內，中國的人口效應将大大降低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的成本，大大降低電動汽車的成本，從而使中國在全球清潔能源領域行業內引領世界的能源革命。從地域角度來看，中國模式産生了“準發達國家板塊”和“新興經濟體板塊”的高度良性互動。中西部地區正在重複沿海地區前20年的奇跡，估計15—20年後，我們的內地也将變成比較發達的地區，推動整個中國的經濟規模和質量都走上更高的臺階。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政府的規劃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也許我們可以用“發展管理”（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這個概念來概括這種能力。這可以與西方發明的“公共管理”相對應。中國的宏觀調控以及一個接一個的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中國的“宏觀穩定、微觀放活、社會托底”的制度設計和安排，都是中國“發展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終中國的大學應能開發出一整套“發展管理”的課程，就像今天大學開設的“公共管理”課程那樣。中國今天的宏觀調控也早已超出了凱恩斯經濟學的範疇，因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下，中國政府可以采用的手段遠遠超出了凱恩斯所講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中國還擁有其他許多國家不具備的一些“工具”，如國家掌握的土地資源和戰略資源、一大批表現不俗的大型國企等。它們使中國政府擁有更強的宏觀調控能力。
中國發展模式面臨的一個挑戰來自美國的金融霸權。中國金融業這些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績，特別是抵禦住了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這些成績已經很了不起，我們要充分地加以肯定，但我們主動進攻似乎還不夠。學者陳平曾建議利用中國現在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外彙儲備，在上海建設一個亞洲美元債券市場。一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如果有好的項目，需要發債籌資，可以到這個市場上來做。美國一次又一次地實行定量寬松，不斷轉嫁自己的危機，美元總體上還在不斷貶值，通過建設亞洲美元債券市場，我們也許可以形成某種中國人可以自己掌控的美元財富管理機制，我們不能老是讓美國出牌，我們接牌，這樣就太被動了。
如上所述，歷史上西方打敗中國主要靠了兩個東西，一個是軍事，一個是金融。歐洲從16世紀開始，從三四百個國家開始打仗，打到最後成了二三十個國家，結果軍事發展起來了，然後它就欺負和征服別人，擴展殖民地，把中國也打敗了。但是通過這60多年的努力，我們确實趕上來了，我們建立了強大的國防，軍事上已經沒有國家敢侵略中國。但是在金融這一塊，鴉片戰争中英國打敗中國之後，馬上就要簽署不平等條約，不平等條約後面的支撐體系是英國主導的金融體系。當年中國的戰争賠款系統都是英國人控制的。到了今天，西方還是控制着世界的金融體系，這是一個不公正的制度，需要進行相應的改革。
金融領域內我們已經取得巨大的成績，我們外彙儲備世界第一，人民幣已經超過歐元和日元成為國際貿易中第二大的融資貨幣，人民幣已開始大規模地走向境外，實際上今天世界上到處都可以換人民幣，因為全世界都有這個需求，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但由于種種原因，人民幣還不是完全可以自由兌換的貨幣，資本市場開放也有嚴格的控制。是不是我們要在金融這一塊也要試一試：能不能在這個領域，不說打敗人家，但是至少是趕上或者說是達到一個和西方平起平坐的水平。這麽大一個國家，這麽大的外彙儲備，這種事情一點都不做，恐怕也不行。現在上海自貿區已經開始這方面的試點，希望能夠成功。如果最終證明這個做法不行，我們也可以換一種方法來做。也許我們就自己這樣發展下去，人家遲早要來承認我們的貨幣，不必操之過急——我們是一個貿易大國，誰都需要人民幣，甚至需要很多，最終全世界都會接受人民幣。
我看過西方學者寫的一些文章，例如，法國就有學者撰文，認為中國手中握有對付美國的“金融原子彈”，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裏也曾私下問過澳大利亞當時的總理陸克文：中國今天已是美國最大的債主，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如何才能對中國強硬呢？換言之，西方一些人早就看到了，一旦中國成為美國的最大債主，就能對美國産生巨大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影響力。但我們國內這樣思考問題的人好像還不多，今天的中國需要鼓勵這種前瞻性的、原創性的研究，我們要把金融領域的問題思考透，我們的格局要更大一些，看看我們能做一些什麽，最終在金融領域內強勢出牌，把我們的資産盤活，使我們處于一個更加主動有利的地位。即使一時做不到，也沒有關系，這樣的研究和探讨也要抓緊進行，其成果一定會産生震撼力，對于中國未來的戰略和外交都有積極意義。
我們要有大國意識，大國需要大思路，建設中國的亞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