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一個“文明型國家”(3)
元債券市場就是這樣的一種大思路，能不能做到，還需要研究。我們可以借鑒中國發展國防科技的經驗。中國國防科技當時的直接領導人是聶榮臻元帥，聶帥的特點是走一步，看三步，積極防禦，進攻性地防禦。他有開闊的視野和長遠的眼光，對科學技術也有相當的知識。他采用的是毛主席的軍事戰略思想，我們第一顆原子彈是1964年試驗成功的，但聶榮臻早在1961年就向毛主席提議要搞洲際導彈，防空導彈将來要向反導彈系統發展，還要考慮通過搞探空火箭，為将來向星際航行開辟道路。我們在金融業內能不能好好研究一下聶榮臻當年領導中國國防科技的戰略思想？在金融這個領域內，我們今天就要有超越美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眼光和思路，使我們的金融業和我們的金融創新能更好地服務于中國的實體經濟，包括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科技發展、新能源發展等。我們的金融業需要一個聶榮臻，最終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确立離不開中國金融創新和超越。
在社會領域內，我們将創造一個真正屬于大多數人的“活力社會”、“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我們已經形成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奮發向上的社會，我們已經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有産階層和中産階層；我們将建設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住有所居”的社會；我們将拒絕西方的“社會—國家”對抗模式而選擇中國文化本位的“社會—國家”互動模式。中國社會變革的規模和速度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中國人一生所經歷的一切可能超過西方人兩三代人所經歷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社會是最充滿活力和變革的社會，雖然各種矛盾層出不窮，但中國社會總體上呈現積極向上的态勢，這與西方社會總體下行的狀況完全不一樣。
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本質上是一個普通人的國家，一個普通人感到比較自由自在的社會。我們國家和西方國家的最大差別在于：西方國家是貴族、富人、有産者創建的國家，而中國是無産者和普通人創建的國家。西方有産者創建了自己的國家，然後按照自己的價值觀重塑社會，建立起富人主導下的法治社會，規範所有人的社會行為，然後通過上百年的努力，逐步使更多的人群也進入中産階層。這種富人建立的社會有其長處，它比較井然有序，比較按部就班，什麽都有章可循，還有一點貴族的雅氣和傲氣；但這種社會也有自己的弱點，社會利益集團嚴重固化，社會缺少活力而停滞不前，窮人和普通人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越來越少，社會凝聚力日益走低，各種新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犯罪率普遍走高，現在又難以适應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
中國這種普通人社會源于中國源遠流長的平民主義文化，它體現在兩千多年前“王侯将相寧有種乎”的口號中，也體現在“人人皆可成堯舜”的古訓中。中國人較快地接受了社會主義理念也和這種平民主義文化傳承有關，因為社會主義注重平等。中國平民主義社會最終形成的時期，一般認為是宋朝，因為從中唐到五代數百年戰亂毀掉了漢代傳到唐代的所有世家大族，整個社會階層重新洗牌。更為重要的是科舉制度到宋代走向成熟，科舉制度雖然形成于隋唐，但當時的權貴的一些特權還是受到了保護，最有名的就是“門蔭制度”，允許對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孫直接授以不同的品階，當時的中舉者也大都是士族。但從宋代開始，科舉制度真正成了入仕的最主要通道，其他功名利祿的途徑均被關閉。錢穆先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至于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洲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26]
中國屬于平民社會，這大概是中、西方社會的最顯著區別。在英國，一個人看哪一類報紙大致就可以代表你的階級身份，如果你是上層，你讀的應該是《泰晤士報》之類的報紙，如果你是平民百姓，你看的應該是《太陽報》這樣的報紙，大家各就各位，心安理得，井水不犯河水。在中國，從出租車司機到共和國的部長，大家都看《參考消息》《環球時報》。平民社會的利弊都很清楚：從利的方面看，它充滿機遇和活力，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彩萬分；從弊的方面看，它真是有點亂，有點失序，有點令人眼花缭亂。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以如此快的速度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和社會地位。從過去30多年的情況看，中國任何一種耐用消費品，從空調、彩電、電冰箱到車子、房子（如果也能算耐用消費品的話）幾乎都在十年之內普及了，背後是絕大多數人改變自己命運的強烈願望和行動，是我們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平等觀念和從衆心理，你有的，我也要有，差距不能太大。
最近出現的“大媽”現象給全世界來了個措手不及。中國一個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裏，大媽管着全家的錢財（社會主義制度解放了婦女），50來歲已經退休，渾身有用不完的勁，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投入了市場經濟（中國世俗文化的表現），購房産，炒股票，抄底西方黃金市場，還加入了世界大串聯——從港澳臺境外游到歐美自由行。這是一種世界上罕見的“民衆經濟”現象。中國“大媽”不懂西方經濟學的深奧理論，但從常識判斷出發，就敢全身心地投入戰鬥，說出手就出手，開弓沒有回頭箭，雖然失手不少，但還是矢志不渝，甚至還屢屢得手，當然被套住的也不在少數。國際黃金市場上，中國“大媽”與華爾街金融大鱷對局，好一番棋逢對手，dama一詞也随之迅速地融入了英語金融詞典。
一個平民社會的最大看點就是熱熱鬧鬧、熙熙攘攘、化複雜為簡單，把一切“高端大氣上檔次”變成下裏巴人，于是西方的宮廷舞變成中國的廣場舞，西方的古典音樂變成了中國的通俗音樂，西方的五線譜變成了中國的簡譜，還有中國式過馬路——這是我的國家，我的城市，我怕誰。西方說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但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可以為你點評政治局最新會議及人事變動。一個平民社會少一點貴族氣，多一點土氣和市井氣，缺一點優雅，但不乏精彩；看上去亂一些，但亂中有序。感覺好的人覺得這種社會“爽”；感覺一般的人覺得這種社會有點“亂”，但機會還真“多”；感覺差的人也會很快找到自己的圈子，自娛自樂，不跟你摻和。
當然中國人有偉大的抱負，我們不滿足只是一個“活力社會”，還要把這個社會變成一個“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用這樣的标準，中國社會确實還存在不少問題，從亂穿馬路到排隊加塞，從誠信缺失到道德滑坡，我們要正視并認真着手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我們能像抓酒駕和“計劃生育”那樣認真地去做，那我們的各種社會問題都會逐步得到解決。同時，我們也千萬不要以偏概全，不要悲觀，很多問題世界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13億中國人一下子都被帶進了市場經濟，七八億農民一下子被卷入了城市化，這樣迅速變動的社會難免出現種種不适應、不到位、不規範，甚至不健康的現象。在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史上，沒有國家能避免這種情況。好在中華民族是一個有深厚文化底蘊的民族，我們普通百姓身上有一些難能可貴的品質，值得我們好好理解和感激，如勤勞、向上、平和等品質。無論走到哪裏，中國人總是在勞作、在忙碌、在充電，在力求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是中國人勤勞向上的基因所致，這也是中國經濟為什麽可以如此迅速地發展、人民生活可以如此之快地改善的關鍵原因。我們的民風總體上平和，這也是中國社會最寶貴的一個特質。我多次說過一個假設，如果今天晚上上海（或任何一個中國大城市）、巴黎、紐約同時停電的話，我估計巴黎犯罪率會比上海高一到兩倍，紐約的犯罪率會比上海高三到五倍。這本質上是民風決定的。在中國，你可以把車開進任何一個小鎮，任何一個村莊，你有安全感，而在世界絕大多數的國家裏，這是難以想象的奢侈。
我們的社會還缺少一些優雅，缺少一些秩序，缺少一些溫馨，缺少一些溫良恭儉讓，盡管我們的文明中一直含有這些元素，但長期的貧困、資源短缺、戰争賠款、政治運動、過度的市場化傾向等等，造成了我們的問題：一個甲午戰争的失敗，我們就被迫賠償日本2.3億兩白銀，相當于當時中國政府三年的財政收入，到了1900年八國聯軍打敗中國，我們又賠償4.5億兩白銀。至此，整個國家和人民都陷入了一貧如洗的地步，貧窮又帶來了更多的饑荒、戰亂和民風敗壞。我們政治運動中歌頌無産者的文化也曾經走火入魔，“文革”中，優雅、秩序、溫馨遭到全面批判，連一天刷兩次牙都被看做是資産階級。我們今天所有的城鎮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第一次做城裏人，總體上還沒有完全适應和學會市民生活應有的規範。
建設“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需要時間。我們的經濟發展了，生活富裕起來了，但一些好習慣還沒養成，這些習慣需要教育，需要馴化，需要熏陶，需要時間和投入。好在一個“美好家園”的建設，首先體現在人民對自己和自己國家的前途感到樂觀。我們現在還有許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我們的明天會變得更加美好，中國人的積極樂觀精神在一個又一個民調中得到了體現。美國皮尤中心2013年跨國民調表明85％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表示“非常滿意”，在美國和英國，這個比例分別為31％和25％。英國的WWP集團發布了《中國夢的力量與潛力》調查報告，認為“中國夢的吸引力未來可超越美國夢”。受訪中國人中有超過1/3認為，美國是當今世界的“理想國度”，但這種看法僅限于當前，有42％的中國民衆認為，再過10年，中國将會成為“理想國度”。我想這裏的“理想國度”應該就是“活力社會”、“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三者之和。
我把中國社會的建設分為兩步，第一步是“雪中送炭”，第二步是“錦上添花”。我們改革開放的前30年完成了“雪中送炭”，整個社會實現了相當高水平的溫飽；現在進入了“錦上添花”階段，我們應該把自己的社會建成一個“活力社會”、“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将逐步成為主流價值，“溫良恭儉讓”将逐步成為社會風氣，“真、善、美”将逐步成為社會發展的坐标：“真”就是真誠；“善”就是與人為善；“美”就是秩序和優雅，就是良好的市民文化，就是宜居的生态文明。我們把西方兩三百年走過的路，濃縮到30來年之中，但當我們的硬件全面趕上甚至超過西方的時候（這本身也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們的軟件建設也要迎頭趕上，甚至超越。我們的眼光一定要遠大。如果說過去30多年，我們已經很好地完成了“雪中送炭”的工作，建起了一個強大而繁榮的經濟，創造了世界上最龐大的中産階層，我們下一步的目标就是“錦上添花”，就是讓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走向完善、精致乃至完美，使我們的社會真正成為一個屬于絕大多數人的“活力社會”、“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
四、超越：思路與經驗
過去60多年，中國已經積累了大量“趕超”的經驗，也有不少教訓，特別是“大躍進”“頭腦發熱”的教訓，正因為有這種刻骨銘心的教訓，過去30多年，中國“趕超”的步子比較穩健和紮實，展示了很強的定力，用西方政治評論家的話說就是“這次是真的”。這種定力背後主要是三大元素的有機結合：中華文明的底蘊、中國的紅色傳統、西方的有益經驗。這三大元素的有機結合使我們深化了對“超越”規律的認識，并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形成了一些思路和經驗。我這裏總結出四條思路和經驗，這樣的思路和經驗還有不少，但我認為把握好這四條，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達到“超越”西方的目的。這四條思路和經驗是：民本主義、組織起來、綜合創新、上下策結合。
首先是民本主義。這是中國人數千年治國理政的核心價值，也是一個可以操作的思路和經驗。民本主義的理念和西方的許多理念相比強在哪裏？它強在與中華文明的傳統相聯系。中國歷史上長期領先西方，一個關鍵原因就是中國古人執政的“天命觀”本質上是民本主義的，也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把人民看做國家的基石，看做“人心向背”的關鍵所在，看做“天命”最實質的內容，民生問題解決得好壞是決定國之命運的大事，“悠悠萬事，民生為大”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這個理念還強在它與中國的紅色傳統相吻合。過去，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今天，我們講的“實現小康”、“為人民服務”、“體察民間疾苦”、“群衆路線”、“兩個一百年的目标”等等，本質上也都是民本主義的體現。中國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改善民生。這種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使我們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消除貧困的最大奇跡，使我們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産階層，使我們已經把人均壽命提到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一切都給外部世界帶來了強烈震撼。
這個理念還強在具有包容性和現代性。它指的不僅是國家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也指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安排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廣的層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質，落實到政府為百姓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落實到讓人民過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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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西方理念和模式的比較中，它也具有獨特的意義。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世界仍有近一半的人口飽受戰亂、赤貧、饑餓、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頻頻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其導致了無窮的政治紛争，導致政治機器空轉，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變得遙遙無期。“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顏色革命”一次接一次地失敗，本質上都是這個原因。現在連西方國家自己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西方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危機導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顯著下降。西方政壇今天也流行着當年克林頓競選總統時的一句名言：It’s the economy，stupid!（真蠢，問題出在經濟！）絕大多數西方民衆關心的也是經濟、就業、福利這些民生問題。
我多次講述過一個觀點，西方一直喜歡用“民主與專制”這個範式來評判世界，但今天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因為它的預設是“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什麽是民主”只能由西方國家來界定。問題是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團糟的國家比比皆是，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兩大類，那麽只有良政與劣政兩類。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為數不多的國家治理得還是可以的，而相當多西方國家也沒有治理好，否則就不會陷入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這一點非常重要。從最爛的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現在破産的希臘、冰島等，都沒有治理好。當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
那麽什麽算是“良政”呢？本質上，這應該由一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界定，不需要西方國家越俎代庖。從國際社會的實踐來看，絕大多數國家的民衆似乎都把民生改善看做良政第一要義，這也就是中國民本主義理念的國際意義所在，它不僅接中國的地氣，也接世界的地氣。民本主義源于中國，汲取了中國和其他文化的長處，也符合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所以這種理念充滿了生命力，無論在世界的哪個地方，它都會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
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民本主義揭示了一條深刻的執政規律，那就是，不管采用什麽政治制度，最終都必須落實到民生的改善，這種改善既包括物質層面也包括精神層面，這正是良政的核心意義所在。過去30多年中，中國的民本主義的發展模式，特別是中國模式中“民生為大”的特點，以及中國基于民本主義的制度安排（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形成一種有利于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平衡）已經表明：它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個主要思路和經驗。
如果說有一個“西方民主模式”和“中國民生模式”在競争的話，那麽我的初步結論是中國模式已經勝出。今天西方民主話語似乎還占有某種話語和道德上的優勢，但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來說，民本思想才是民主的實實在在的體現，它遠比空洞的民主說教更為堅定有力，時間和歷史一定在民本主義這一邊，全世界最終都會朝這個方向走，西方民主制度也得朝這個方向演變。難怪連《經濟學人》雜志文章也感嘆：中國每十年，人民生活水平就翻一番，而美國崛起最快的時候，要三十年才翻一番。中國“用（西方）民主制度可能要花幾十年才能學會的方式去應對國家建設方面的一些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只用了兩年就将其養老金的覆蓋面又增加了2.4億農村人口，僅這個數字就遠遠多于美國公共養老金體系所覆蓋的總人數”。看來民本主義不僅符合中國政治傳統，也代表了世界未來發展的潮流，展現了中國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的一個核心理念和成功實踐。
第二，組織起來。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鄧小平曾多次說過：中國無非是“塊頭大”，指的就是中國“地廣人多”。地廣，意味着治理難度大；人多，意味着人均資源少。“文明型國家”也是“百國之和”，內部各種差異極大，稍微處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種矛盾和沖突。人多、地廣、資源少、治理難，四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的基本國情。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中華文明自己形成的治國傳統。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美國和中國。美國18世紀下半葉建國的時候，人口為300萬左右，到1848年美國打敗墨西哥、吞并加利福尼亞時，美國人口才2 000來萬，而當時中國人口已達4億，約為美國的20倍。當時雙方都處于前工業社會，前工業社會裏最大的資源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國人的标準，那麽當時的美國，家家都是大地主，大地主還要雇傭黑人來種地，這種資源占有的奢侈使美國人更傾向于談自由，談權利。相比之下，中國屬于人均資源緊運行，資源的競争異常激烈，所以中國人更多地談“孔融讓梨”，談權利與義務的平衡。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世界上很多文化傳統的形成，歸根到底，都與資源多寡有關。美國這些白人大地主，當初在歐洲就遭受政教合一政權的迫害，到了美國後，對政府還是處處設防。美國人的“政府是必要的惡”觀念大致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形成的。相比之下，中國人均資源少，資源競争激烈，一個村裏的人甚至會為河水和井水資源的分配而打架。在這種條件下中國人形成的傳統就是通過選賢任能，組成一個比較中立的政府來協調和保證各方的利益，來确保“國泰民安”，了解這一點，就可以理解中國人怕亂的集體心理，理解中國人所說的“不可三日無君”。當然，中國人均資源緊運行也使中國人形成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比方說，中國人講“人氣”，沒有“人氣”，再好的房子也賣不掉。中國餐飲之豐富，世界上還無他國可比，背後也是人均資源緊運行帶來的大量餐飲創新和革命。
過去，中國人常被認為是“一盤散沙”、不團結、“窩裏鬥”等，這也和人均資源有限造成的激烈競争有關，鴉片戰争後的大量戰争賠款，辛亥革命後的長期戰亂，日本侵華戰争的殘暴破壞，等等，導致了經濟凋敝，民生艱難，人均占有資源更少。此外，中國廣大農村歷來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分散、孤立、封閉，多數農民僅關心自己“一畝三分田”，社會形态薄弱，自組織能力匮乏。雖然儒家提倡“家國情懷”，但舊時的中國還是缺少把“家”與“國”聯系起來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這種“一盤散沙”的局面使中國大規模的工業化舉步維艱，也抵擋不住西方列強發動的一場又一場戰争，最終中國整個國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
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開始真正改變，中國共産黨通過自己強大的動員能力把中國基層民衆組織起來了。從此，中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短短一個甲子，中國綜合國力全面躍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國不久将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是，這并不意味着我們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一盤散沙”的問題。經驗已經證明，一旦政府沒有擔當，一旦“組織”形态缺乏，中國還會陷入“一盤散沙”的局面，西方勢力也一直盼望這種局面出現，他們鼓動中國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對抗，鼓動中國不同民族之間的對抗，鼓動中國社會和政府之間的對抗，他們企圖搞亂中國。當然，今天的中國已非昔日之中國，中國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強的現代國家之一，搞亂中國的企圖将以失敗告終。2010年上海舉辦了盛大的世博會，我去參觀了三次，發現了兩個頗能說明問題的細節：一個細節是世博會廁所之幹淨令人印象深刻，另一個是晚上打車狀況之混亂令人感到失望。盡管每天參觀世博會的觀衆達數十萬，但世博會的廁所始終保持得幹幹淨淨，我看比紐約三大機場的廁所都幹淨，考慮到如此巨大的人流，這種保潔水平堪稱世界一流。但晚上9點從世博會出來打車，大概是管理出租車的人員下班了，一下子失去了秩序，雖然只有二三十個人等車，但就是沒人排隊，一輛車過來，大家就湧過去，再過來一輛，大家又湧過去，都搶着上車。車不算少，但混亂局面一直持續着。前一個例子說明：只要以某種方式組織起來，中國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國家競争并可能勝出，世博會的保潔工作做到了高水準的數字管理和網格化管理。後一個例子說明：一旦缺少某種形式的組織和規範，我們社會往往會重歸“一盤散沙”和“內鬥四起”的局面。
當然，我這裏說的“組織起來”，不只是指政府組織民衆，而是指任何一種可以形成秩序和規範的作為。它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長期的，也可以是臨時的；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經濟的和社會的；可以是部分人自發組織的，也可以是全體國民共同去做的。只要确立基本秩序和規範（這就是我說的“組織起來”），大家既可以勁往一處使，力往一處用，也可以各盡其責，各司其職，各顯神通，任何人間奇跡，中國人都能創造出來。
我自己走的國家越多就越覺得世界上各個民族似乎都有自己的相對長處與短處，用經濟學的術語就是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這兩個概念是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闡述國際貿易理論時提出來的，即每個國家都有相對而言可以做得比較好的産品，它應該集中生産并出口具有這種“比較優勢”的産品，進口自己沒有“比較優勢”的産品，這種貿易活動能使雙方都獲得更大的利益。我這裏無意評判國際貿易理論中的這種假設，而只是借用“比較優勢”、“比較劣勢”這些概念來說明：在政治生活中，一個民族似乎也有一些自己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如果想要超越我們的對手，我們就應該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
總體上看，以我自己的觀察，盎格魯–撒克遜人（英、美的主要族群）“自組織”能力較強，他們喜歡自己組織起來做事情，哪怕只有幾十個人在一起，往往就會自發地組織各種協會，進行選舉，實現某種形式的“自治”。相比之下，自組織能力似乎不是中國人的強項，中國人普遍喜歡由較為客觀公正的第三方來确立和維護某種秩序，并在這種秩序中，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學習和娛樂。中國城市住宅小區普遍聘用物業公司來管理就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在國外，普通居民小區的管理許多情況下是居民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為主，而非依賴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
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在政治領域，英、美人似乎更相信選舉，也更善于搞選舉；中國人似乎更相信“選賢任能”，也更善于搞選拔與考核。與英、美這樣的國家競争如何進行選舉，我估計100年之後我們可能還是競争不過他們，我們鄉鎮一級的直接選舉已經試驗了20多年，但總體效果令人難以樂觀，賄選情況極為普遍，家族影響處處可見。臺灣地區的選舉年複一年，但黑金政治仍是棘手的問題。但與英、美比“選賢任能”，我們現在做的就比他們好，而且好很多。
我們當然可以也應該借鑒別人之長，但我們千萬不要放棄我們的“比較優勢”。實際上我們今天的選賢任能模式已經是一種“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的模式，其中，選舉是從西方借鑒的。當我們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而且是以選拔為主，選舉作為重要參考，這就産生了一種既高于我們過去那種光是依賴選拔的制度，也高于西方那種光是依賴選舉的制度。中國人把兩種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了一種制度創新和超越。
在中國這麽一個超大型國家裏，建立秩序和規範總是第一位的，沒有秩序和規範，天下一定大亂，什麽事情都做不成。其實，歷史上的西方也是這樣做的。西方自稱其民主制度比較穩定，但縱觀歷史，西方幾乎都是在經歷了革命之後，由富人建立起一個富裕階層主導的社會秩序和法律框架，确保他們自己首先掌控社會主要資源（政治、經濟、媒體、法律等），然後再把這種法治覆蓋到更多的人。
中國今天要做的也是維護、改革和完善自己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特別是政治和社會秩序，但我們不是富人主導的秩序，而是由普通人參與并建立一種使大多數人受益的政治和社會秩序。“組織起來”不是說不要個人的積極性，恰恰相反，通過“組織起來”，首先就是确立秩序，有了這樣的條件，個人生活才可能出彩。在井然有序的條件下，中國人幾乎個個是龍，既可以聯合起來一起攻艱克難，做成別人做不成的大事，也可以發揮個人的積極性，按自己認定的方式使自己的人生精彩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