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一個“文明型國家”(4)

。過去30多年，至少有超過美國人口總數的中國人以這種方式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中國的社會活力與西方社會的階層利益固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整個國家也因此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一個國際競争日益加劇的世界上，“組織起來”也包括一個國家的組織能力、整合能力、規劃能力。總體上中國的這些能力均超過西方。以整合能力為例，現代社會帶來了一個國家內不同群體利益的分化，也帶來了不同國家之間利益的分化，從過去30多年的情況來看，中國模式在整合國內外不同利益方面，明顯比西方模式更勝一籌。例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政府通過自己較強的整合能力，更好地實現了産業調整與整合，歐洲不少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家明顯缺乏這種整合能力，所以他們到現在都無法适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帶來的産業競争。

西方企業界對中國特有的組織能力、整合能力和規劃能力感知頗深。2012年，英國《金融時報》曾在一項針對全球著名企業CEO的調查中詢問：您認為最稱職、最可靠的組織是什麽？這些企業老總把自己的能力放在第一位，把中央銀行放在第二位，把“中國共産黨”放在第三位，得票率64％，遠高于美國總統（33％）和美國國會（5％）。他們的理由是，中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總是看得很長遠，而美國，“雖然我們不喜歡中國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們知道這些政策是什麽……美國的問題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27]

回想一下過去的60多年，中國遇到過多少溝溝坎坎？很多人都認為中國過不去了：“大躍進”的災難過不去，“文革”的悲劇過不去，知青大返城的困難過不去，社會普遍貧困的狀況過不去，物價改革過不去，國企改革過不去，稅制改革過不去，銀行改革過不去，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坎過不去，金融危機的沖擊過不去，“非典”過不去，等等。但現在回頭一看，都過來了。怎麽過來的？關鍵是我們能夠“組織起來”，我們的組織、整合和規劃能力比較強，我們整個社會的凝聚力也比較強，特別是國難當頭時，我們的制度有擔當，有定力。2008年汶川地震後的抗震救災展現了中國人這個特點：不分階層，不分貧富，不分東西南北中，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衆志成城，共赴國難。考慮到中國的人口規模比整個西方世界加在一起還大，中國今天“組織起來”的能力應該是中國體制1949年以來形成的最大財富之一。這種能力來之不易，它将繼續幫助中國克服自己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在更多的領域內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第三，綜合創新。比較中國與歐洲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重要差別是宗教戰争的差別。歐洲歷史上，不同宗教之間，不同教派之間的戰争持續了上千年，今天也留下了很多陰影，克裏米亞2014年宣布從烏克蘭獨立出去，背後就有東正教和天主教之間的矛盾。在中國，印度的佛教傳入後逐步與中國的儒學、道教互相滲透，互相綜合，最終形成了儒、道、釋“三合一”的中國傳統。相比之下，歐洲的延綿不斷的宗教戰争幾乎把西方文明毀于一旦，中國的綜合文化使中國避免了歐洲宗教戰争的悲劇。從一個更大的範圍看，長于綜合，長于借鑒別人的有益經驗，應該是中國文化中最大的“比較優勢”。南懷瑾先生曾這樣描述中國的綜合文化傳統：

講到中國文化，便以儒、釋、道三家并舉為其中堅代表……如果說中國有哲學思想，卻不是獨立的專科，中國的哲學，素來是文（文學）哲不分，文史不分，學用不分，無論研究中國哲學或佛學，它與歷史、文學、哲學、為政四門，始終無法分解，等于西方的哲學，與宗教、科學和實際的政治思想，不能脫離關系，是有異曲同工之妙。[28]

當然，古代中國和古代西方情況類似，由于生産力低下，社會分工少等原因，綜合文化在中國和西方都比較普遍。中國的《易經》《道德經》《大藏經》等典籍都屬于“綜合”性經典。同樣，西方的《聖經》、羅馬史詩等也可以算是“綜合”性經典，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反映了當時的歐洲社會也是“綜合”性的社會。

進入近代後，西方首先出現了“分”的趨勢，最大特征是生産分工的細化，學術學科的分化，政治、經濟和社會也日益分離，在現代化基本完成後，西方大衆民主政治制度，與經濟也相對區隔開來，政治一般不會過分地影響經濟。但進入後現代社會之後，我們似乎又看到了“再綜合”的大趨勢，我們今天面臨的國際化和全球化大潮本身就意味着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綜合”與“整合”，通訊技術的革命性變革使“綜合”與“整合”的成本大大降低，世界正日益成為一個地球村，并迅速地進入了大數據時代。從科學角度看，綜合與分析相對應。自然科學從“綜合科學”走向“分析科學”，現在又在一個全新的基礎上走向“再綜合科學”。

中國人綜合觀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中國人的學習傳統。從“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到“三人行必有我師”，從“謙受益，滿招損”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陳言務去”到“學如蟬蛻”，從“推陳出新”到“獨辟蹊徑”等祖訓都反映了這種傳統。歷史上，我們從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養分，從世界各國借鑒經驗，就像中亞民族發明的二胡，今天成了中國民樂的主要樂器；英國人發明的乒乓球，今天變成了中國的國球，西方人提出的社會主義理念也中國化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借鑒了國外大量的經驗，包括蘇聯的經驗和西方國家的經驗。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有選擇地學習了美國在金融領域內的經驗，日本、德國在企業管理方面的經驗，以色列在農業方面的經驗，新加坡在開發區建設和反腐倡廉方面的經驗，香港地區和臺灣地區在房産開發和管理方面的經驗。但總體上看，我們沒有簡單地照搬外部的經驗，而是綜合了別人的經驗，并根據中國的民情國情進行借鑒甚至創新。

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失去自我，這是中國的一條重要的“趕超”經驗。我們在借鑒別人之長的過程中，堅持以我為主，綜合創新，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我們的高鐵建設。我在《中國震撼》中曾這樣描述過：“我們建設高鐵的指導方針是：‘引進先進技術、聯合設計生産、打造中國品牌。’我們先是利用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優勢，通過談判讓世界四大公司轉讓部分高鐵技術；然後是組織自己十多萬科研人員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整合、創新，最終形成了超越西方水準的新技術和新标準，創造了中國品牌，使中國得以引領今天世界的‘高鐵時代’。縱觀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這也是中國模式的戰略思路：既學習別人之長，也發揮自己優勢；在對別人之長進行學習、消化與整合的過程中，大膽創新，進而形成自己獨特的東西，實現對西方标準的超越，并最終影響世界。”[29]

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我們過去30多年的最大成功幾乎都是綜合創新。在政治領域內，我們把“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這種做法明顯好于西方光是依賴“選舉”的制度。在社會領域，我們拒絕了西方主張的那種社會與國家對抗的制度，而是推進社會綜合治理，推動社會協商和對話，建立社會與國家高度良性互動的制度，所以我們的國家和社會都比西方更有凝聚力。在經濟領域，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是一種“混合經濟”，包含了“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有機結合，市場與計劃的有機結合，國企與民企力量的有機結合等，雖然這個制度還需要完善，但它已經展現了獨特的競争力，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在法律領域，我們繼續推動依法治國，把“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并力求避免西方法條主義等弊病，建設一種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國家。我們還要繼續學習和借鑒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好經驗，但一定以我為主，博采衆長，洋為中用，自成一家。

中國近代史上，張之洞說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近代史上提倡的是“和魂洋才”，都有其道理，但我們再回頭看，毛澤東主席說的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眼光似乎更遠，氣派也更大。毛澤東主席的意思是：中華民族複興是“本”，其他都是“用”，我們對古今中外的一切借鑒，都是為了更好地發展今天的中國。我們應該從古人那裏汲取智慧，從外部世界汲取智慧，讓這一切為我所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用”，這也應該是我們綜合創新的真正要義。

第四，上下策結合。我們的古人是很有智慧的，談決策，一般都分上上策和下下策，甚至分為上、中、下策。這對我們探讨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也是富有啓迪的。我們在上下策結合方面已經有了不少思路和經驗，對此，我們有必要加以總結。前面在讨論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安排時，已經提到了丘吉爾所說的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這大概就等于中國人所說的“下下策”，而中國儒家政治文化的影響意味着我們還要追求“上上策”，也就是通過各種方法來選拔出一流的治國人才。丘吉爾的話，并非全無道理，因為西方民主制度有一個“托底”的安排，它至少可以保證通過定期選舉，使應該走下政治舞臺的領導人走下這個舞臺，從而不大會出現像埃及穆巴拉克執政近30年這種體制僵化的局面。

從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視角來看，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安排中已經具備了“下下策”，這包括領導人的任期制、退休年齡限制（西方很多國家還沒有）、集體領導制度（西方國家普遍沒有）。換言之，我們的制度中已經确立了比西方制度還要周全的“托底”安排。但除了這種“托底”的“下下策”之外，中國人的儒家政治文化傳統還包含了對“上上策”的追求，也就是要通過各種途徑把德才兼備的優秀領導人選拔出來。鄧小平當年汲取了“文革”的教訓，在中國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來鍛煉和培養優秀的領導人，并作出接班梯隊的安排，确保“上上策”得到落實。前面提到的中國最高決策團隊，至少需要兩任省部級的工作歷練，就是一個例子。總之，中國的政治制度安排已經是一種“上下策結合”的制度安排，它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證。這種制度創新，雖然還可以繼續完善，但已經超越了西方那種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

推而廣之，“上下策結合”可能是我們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條普遍思路和經驗。比方說，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視角來看“法治”與“德治”的關系。一個社會的凝聚力，既要靠“法”的他律，也要靠“德”的自律。我們現在講“法治”，這也是西方普遍的做法，指的是守住社會的底線。從西方法治社會的經驗來看，法治社會的最大長處是辦事有章可循，違法行為成本很高。“法治”做得好，可以減少社會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中國在走向法治方面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有人說，中國沒有法治，只有人治，這是不公正的。中國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房地産市場，中國也是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沒有法治的國家是不可能做到這一切的。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們在法治領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執法不嚴，有法不依的情況還廣泛存在，在落實“法治”方面我們确實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法治”也有自己的缺陷，例如法律的制定有滞後性的特點，這會造成某些領域一時無法可依的情況，滞後性也意味着法律難以對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及時反應和調整，對于一個像中國這樣處于大變革的超大型國家，情況更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強調“法治”的同時，還要提倡“德治”以彌補法治的不足。“德治”呼喚人們從內心出發，規範自己的外部行為，這是社會治理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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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德治是社會治理的“上策”，“法治”是社會治理的“下策”，是保底的，但兩者要有機地結合起來，一個社會才能真正治理好。一個社會崇尚“德治”，把“德”內化成了自己精神品格的一部分，這個社會的治理成本就會很低，幸福指數就會很高。有人說，“德治”屬于“人治”，這是不确切的，“德治”不是“人治”，而是“人本政治”，是人作為人所應該具有的品格、道德和行為。西方社會其實也有“德治”，這主要指宗教傳統所産生的道德規範。但在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法治”早已壓倒“德治”，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治社會變成了“律師治理”的社會，而律師自己又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訴訟甚至已經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這種情況帶來的困境就是社會治理成本極高以及真正意義上的司法不公，因為富人總是可以花更多的錢聘請更好的律師團隊，他們勝訴的可能性也明顯大于普通人。另一個問題是法條主義，也就是我與福山辯論時提到的中國文化中“天”的概念，有些事情涉及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我們保留在法治的精神下進行政治處理的權利。像美國華爾街金融大鱷那樣給美國人民的財産帶來巨大損失後，還要根據原來的合同拿高達上億美元的獎金，這種“法治”文化在中國文化中是難以接受的。

有人認為法律屬于萬能的東西，社會要正常有序地運作，它就必須完全在法律控制之下。也有人認為道德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法律而沒有道德規範的世界一定是一個道德敗壞、危機四伏的世界。世界的現實告訴我們，光靠“法治”，或者光靠“德治”，一個社會都無法良好地運轉。光靠“法治”，很多人就會鑽法律的空子，甚至做傷天害理的事情，那些一時還沒有法律規範的領域就會亂象頻出；同樣，光靠“德治”，沒有足夠的法律約束和威懾，一個社會的犯罪成本就會非常之低，最終導致社會治理狀況惡化。一個社會唯有把“法治”和“德治”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真正良好地運作。這種“上下策結合”的社會應該是一種治理成本更低、社會更公道、社會生活更自然也更人性化的社會，這也是一種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社會。

在政治領域，中西方在觀念上也有一個巨大差別，這就是學者王紹光提出的“政體”與“政道”的差異。西方歷史上一直關注“政體”，而中國歷史上一直關注“政道”。“政體”指的是政治體制、形式和程序，西方人士覺得政治生活中，政體是最重要的，所以才有了所謂“民主還是專制”的分析框架。西方總是把這個框架套到我們這個複雜多樣的世界上，但顯然解釋不了這個複雜多樣的世界。與此相對照，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讨論“政體”，中國人讨論的是“政道”，如“國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表述。“正道”的重點是治國的理念和目标。西方人相信“政體”決定一切，中國人則認為“政道”才是治國的關鍵，無論儒家、法家、道家、墨家，讨論的都是“政道”，讨論的都是如何實現治理國家的最終目标。中國人從“政道”出發，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治國方法。至于“治國方法，該用什麽的時候就用什麽，有時候強調無為而治，有時候強調有為而治，有時候強調禮，有時候強調賢”。[30]

這種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巨大差異可能源于歷史上雙方治理版圖的差異：從人口規模來看，古希臘多數的城邦大概只相當于中國村鎮的規模，某種固定的政體也許就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但中國國家的規模一直比較大，政治家很少會拘泥于某種特定的政體，而是把重點放在執政的目的，并圍繞這個目的形成自己的制度安排。中國今天的制度安排也是這樣形成的。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政體，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統一戰線制度等，都是圍繞中國的“政道”而形成的。

如果用“上策”與“下策”的框架來分析，那麽确立什麽政體，一黨制還是多黨制還是無黨制，這相比于“政道”，應該屬于“下策”問題，而你這個政體要通過什麽方式，實現什麽目的，這屬于“上策”的問題。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一個關鍵就是如何使兩者都得到兼顧，但首先要把“政道”搞清楚，從“政道”出發來理順“政體”，而不是相反，更不能像西方那樣只關心“政體”，而不關心“政道”。從中國人的觀念出發，後者是本末倒置。這種“上下策結合”看來也是中國政治治理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關鍵所在。從“政體”出發，西方民主模式把重點放在“形式”和“程序”上，好像只要有了正确的“形式”和“程序”，一個國家就可以萬事大吉，一勞永逸了，結果西方民主模式日顯“教條”和“僵化”。與此相對照，中國民主建設把重點放在“目标”和“結果”上，大膽探索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和“程序”，結果是道路越走越寬廣。

鄧小平關于如何評估政治制度質量的三條标準也是“政道”：“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産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31]如前所述，用這三個标準來評價采用西方模式的“顏色革命”國家和“阿拉伯之春”國家，那麽這些國家的表現都屬于“非常糟糕”。用這三條标準來評判西方國家，那麽他們多數還算穩定，雖然不如以前，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國家還有老本可吃，有過去數百年財富積累（包括大量的不義之財）和制度建設的本錢，而後兩條，大部分國家也沒有達到。他們的人民不是更團結了，百姓生活改善的也不多，他們社會分裂的情況比過去嚴重了，他們的經濟也先後陷入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或經濟危機。

我們講的“民意”和“民心”本質上也是一種“上下策”關系。中國人有自己的政治哲學理念，尤其是“民意”和“民心”這兩個概念。“民意”一般指公衆輿論中所表現出來的民衆意願；“民心”則是指宏觀意義上的“人心向背”。孟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這個概念。中國人講“民意如流水”，講“民心大如天”，也就是說“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更重要。“民意”有時候可以反映“民心”，有時候不能反映“民心”。在今天這個自媒體和微博的時代，“民意”甚至可能在一個小時內就發生變化，但“民心”一定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東西，用現代政治學的話語，“民心”反映的應該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整體和長遠的利益。從這個角度看，“民意”與“民心”的關系也是一個“下策”與“上策”的關系，兩者要結合起來考慮才行。一流的治國應該力求從“民心”出發來把握甚至引導“民意”，而不是簡單地被“民意”牽着走。治國成功的關鍵是把握整個社會的“民心所向”。這些年中國政治雖然有時也有民粹化的傾向，但與西方相比，我們總體上的政治定力還是比他們大，所以我們取得的成績也比他們大得多。

西方“選舉政治”使然，政客傾向于揀選民願意聽的話說，結果導致民粹主義泛濫。民粹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自己民族和國家的長遠和整體利益，只求自己選票的增加，只圖衆人一時的喝彩。西方國家今天幾乎都是債務深重的經濟，這與政客無原則地向選民承諾各種福利有關，結果造成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在過去30多年裏，即使受到了民粹主義的壓力，中國執政者在多數情況下還是堅持了“民心治國”。這使中國得以進行中、長期的規劃，甚至為下一代的發展進行規劃，從而避免像許多西方國家那樣，最多只能規劃一百天或者只能規劃到下一次選戰。這種“民心”與“民意”結合起來治國的中國模式，明顯高于光是依賴所謂“民意”的西方政治制度，這也是中國可以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條重要的思路和經驗。

[1]引自約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第2頁。

[2]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郝田虎、程英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

[3]《漢書·董仲舒傳》。

[4]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傑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5]李約瑟：《中華科學文明史》，科林·羅南改編，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3—84頁。

[6]約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第36頁。

[7]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謝延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第278頁。

[8]加文·孟席斯：《1421：中國發現世界》，師永剛譯，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年。

[9]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頁。

[10]Maurice Collis,“Marco Polo”,Collier’s Encyclopedia,vol.15,p.383.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頁。

[12]轉引自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85頁。

[13]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第236—238頁。

[14]夏瑞春：《德國思想家論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6頁。

[15]劉海翔：《歐洲大地的“中國風”》，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年，第74頁。

[16]同上，第74—75頁。

[17]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第196—207頁。

[18]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第238頁。

[19]劉海翔：《歐洲大地的“中國風”》，第77—78頁。

[20]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桂裕芳、張芝聯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03頁。

[21]李約瑟：《中華科學文明史》，引言。

[22]見趙鼎新：“天命觀及政績合法性在古代和當代中國的體現”，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年第1期。

[23]同上。

[24]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建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25]見安德烈·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第328—336頁；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第138—198頁。

[26]錢穆：“理學與藝術”，見《宋史研究集》（第七輯），臺北：臺灣書局，1974年，第2頁。

[27]見吉利恩·泰特：“中國共産黨：美國CEO的榜樣”，載《環球時報》，2012年5月21日。

[28]南懷瑾：《禪宗與道家》，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頁。

[29]張維為：《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第115頁。

[30]王紹光：“中國的治國理念與政道思維傳統”，見瑪雅：《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麽能》，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325—328頁。

[31]同第192頁注釋!。

結論

一個“文明型國家”的邏輯

從《中國觸動》到《中國震撼》再到《中國超越》，這是我走訪百國，思考中國崛起、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心路歷程。我想把各種相關的問題思考得盡量全面一點、透徹一點，使自己呈現給讀者的東西能真正對得起讀者，對得起這個國家，對得起這個民族，對得起這個時代，也對得起自己。中國崛起到今天這樣，絕不能再被淺薄的西方話語忽悠了，那是要鑄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大錯的。我們的國家還存有很多問題，但我們取得的成績遠遠大于我們的問題，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是彪炳史冊的，是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先肯定自己，再來自信地解決所有的問題，最終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

作為自己百國之行“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我想在這裏把自己在這三部書中所提出的主要觀點綜合梳理一下，一方面是使讀者能更為全面地了解我關于中國崛起、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整體思考，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觀點能夠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激發更多的人去思考相關的問題，為中國全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提供更多更好的思路和建言。

關于中國崛起，我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崛起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态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這個“文明型國家”有八個特征，亦可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其中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和文化底蘊，不會跟着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會沿着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勢頭和規模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它必将深刻地影響人類和世界的未來，并可能給整個世界帶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為了讀懂中國崛起，我建議從三個視角來重新審視中國：一是采用“板塊”及“板塊互動”的概念。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人口與美國相當的“準發達國家”板塊和一個更大的“新興經濟體”板塊。這兩大板塊之間實現了高度的良性互動，這是中國迅速崛起的秘密所在。二是采用購買力平價法來計算中國經濟的規模，因為它比官方彙率計算法更接近真實的中國。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經濟總量應當在一至五年內超越美國。但即使用官方彙率來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也将超越美國。三是用包括房産在內的“家庭淨資産”來衡量中國人的財富。過去20多年裏，多數中國人事實上經歷了一場財富革命。在這個意義上，物質意義上的“中國夢”已經比“美國夢”更精彩，因為在這段時間裏，多數中國人的財富上了一個很大的臺階，而多數美國人的財富不增反減。如果我們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