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一個“文明型國家”(5)
以上三個方法，或者将以上三個方法考慮進去，并重新計算有關的數據，那麽世界上許多關于中國的排名都将發生巨大的變化。
中國崛起需要通過國際比較才能看得更清楚。我自己估計：中國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就的總和，也超過了其他轉型經濟國家成就的總和。在不少方面，我們的成就也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我們雖然還有許多不足之處，包括腐敗、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問題，但我們可以對這些問題進行橫向的和縱向的國際比較，并得出一些審慎而全面的結論，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說清楚，最終也都有解。
關于中國模式，我提到鄧小平本人曾多次使用這個概念。在狹義上，中國模式指的是中國自己一整套做法和經驗的總結。在廣義上，它與中國道路的概念相通，指的是中國一整套做法、經驗、理念和制度安排。中國模式主要有八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在改革領域內，中國模式也就是中國改革模式，比較其他轉型經濟國家的改革，中國的模式屬于“穩健型”；原蘇聯和東歐的模式屬于“激進型”；古巴的模式屬于“保守型”，相比之下，中國的穩健改革模式，雖然也有不小的代價，但總體效果最好。
中國模式這些特點的背後是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點：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大“超級因素”集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的基本國情，這一切大致規範了中國道路的路徑依賴。過去30多年中，中國也有人嘗試要跳出中國模式框架，但最後在實踐中又總是被拉回來，可謂“萬變不離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國家”的超強基因帶來了一種規範：一旦我們不照這個基因圖譜生長和發展，中國的發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敗。中國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總體的成功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所望塵莫及的，西方國家本身也受到了震撼。中國模式形成于全世界範圍內的激蕩和競争之中，競争産生的東西就是厲害，所以這個模式不會走向崩潰，只會進一步完善後走向更大的輝煌。
中國模式使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所有特征——特別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四大“超級因素”——構成了中國崛起的最大優勢：我們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資源和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我們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拟的地緣優勢，我們有自己悠久的歷史傳承和獨立的思想體系，我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但是如果我們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樣，放棄中國模式，轉而采用西方模式，那麽我們“文明型國家”的最大優勢可能很快就變為我們的最大劣勢：“百國之和”變成“百國之異”。我們“百國之和”的人口将成為中國混亂動蕩的溫床，我們“百國之和”的疆土将成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們“百國之和”的傳統将成為無數傳統紛争和對抗的借口，我們“百國之和”的文化将成為不同文化族群大規模沖突的根源。中華民族崛起的夢想将被徹底斷送。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離不開中國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可以概括為“一國四方”，即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這個國家有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它代表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文明型國家”的執政黨不可能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執政黨本質上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争的西方政黨。
“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點是“百國之和”，如果執政集團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那麽國家将立刻陷入混亂和分裂。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國制度安排的最大特點是“協商民主”，包括在決策領域內實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組織制度方面，中國是“選賢任能”制度；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也是一種“混合經濟”。這些制度安排均包含了中華文明的基因、社會主義的基因和西方文化元素，三者有機結合後形成的制度推動了中國的迅速崛起。這些制度安排也将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證。
中國政治未來發展的大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特別是确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總的說，我們的政治制度，雖然還在不斷改進之中，但就現在這個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政治制度進行競争，我們歡迎世界範圍內政治制度的相互借鑒和相互競争。一個現代國家的制度安排，關鍵是要确保政治、社會和資本三種力量達到一種有利于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平衡，我們要防止出現像美國那樣的資本力量壓倒政治和社會力量的格局，這是“美國夢”風光不再的主要原因。中國模式下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實現了一種動态平衡，特別是中國政治力量的相對強勢和中立，在受到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必要制約的同時，大致維持了自己規範和引領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的能力。這應該是中國過去30多年崛起比較順利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多數中國百姓夢想成真比較順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中美兩國的政治體制安排都繼續按現在的邏輯發展下去的話，“中國夢”實現的前景應比“美國夢”的前景更為光明和精彩。
關于中國話語，我三本書中的不少篇幅都是探讨中國話語建構的。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伴有自己話語的崛起。失去話語，就可能失去一切，包括已經取得的成就。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最終都應該體現在話語自信上。我主張建設全面的、強勢的、透徹的中國話語，也主張推動民間的、學術的、國際化的中國話語。我總結了中國崛起背後的八個理念，即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并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我也總結了中國超越西方的四條思路和經驗，即民本主義、組織起來、綜合創新、上下策結合。
我還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政治話語觀點和概念，如“良政還是劣政”範式應該代替西方主張的“民主還是專制”範式，因為前者更能解釋今天這個複雜的世界；“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于天”，“民心”等于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整體與長遠的利益，治國要把“民心”和“民意”結合起來，但一定要确保“民心”治國的主導地位；中國的“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模式高于西方的大衆民主模式；西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稱為“最不壞的制度”，我把中國模式稱為“最不壞的模式”；非西方國家采用西方模式大致上只有兩種結局：從希望到失望，從希望到絕望；等等。從一個更大的範圍看，我三本書中的內容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建構中國話語的嘗試。
在闡述中國崛起、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過程中，我也對西方現狀、西方模式和西方話語提出了許多質疑。我們不再仰視西方，當然也不俯視西方，西方還是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們學習，但西方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引以為戒。我們可以平視西方，平視不是傲慢，平視才能看得清楚，看得準确，看出名堂來，才不會被別人随便忽悠。關于西方現狀，我強調西方內部存在着一個龐大的第三世界，西方民衆對西方民主模式出現了持續的失望。美國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種充分組織和動員起來的利益集團所綁架。美國的“三權分立”僅僅局限于政治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之外，強大的資本力量似乎已經左右了美國的各種制度安排，這三種力量關系的失衡，資本力量獨大，導致今天的美國民主越來越像“錢主”。我認為西方民主模式運作中的三個基本假設（“人是理性的”、“權利是絕對的”、“程序是萬能的”）似乎已經變成了西方民主模式的三個基因缺陷。
我建議可以采用中國标準和中國話語來評述西方政治模式，包括其主要的弊端。這些弊端可歸納為“五個缺乏”，即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選賢任能”的機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綜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謀遠慮”的規劃。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了，西方整體走衰的速度還會加快。我也認為我們可以用中國标準，如鄧小平關于政治制度質量的三條标準，來評判各國政治制度的質量，來确定為什麽“顏色革命”會失敗，為什麽“阿拉伯之春”會變成“阿拉伯之冬”，為什麽西方制度也一路走衰。
至于西方的人權觀，它主要存在三大問題：一是公民、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間缺少一種平衡，西方過多地重視前者而忽視後者；二是西方一般認為只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權問題才算人權，而從政治方面推進和捍衛人權應該同樣重要；三是西方人權觀始終無法解決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之間的矛盾。
西方長期以來一直誤判中國，其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态偏見（特別是“歐洲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和“歷史終結論”）。為了釜底抽薪地解構西方話語，我概述了海內外不少學者的研究成果和結論：首先，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在絕大部分的時間內都領先西方；其次，歐洲16世紀文藝複興的一個主要動力來自東方，特別是中國；第三，歐洲17—18世紀啓蒙運動的重要起點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第四，西方現代經濟學和政治學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源于中國，所以“歐洲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歷史終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本書所讨論的中國超越，主要是指中國超越美國和美國模式，在一定意義上它也代表了中國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本書探讨了中國在六個領域內對美國的超越，即在經濟總量上的超越，在百姓資産上的超越，在社會保障方面的超越，在科技創新領域內的超越，在政治制度和思想理念上的超越。在這些領域中，我們在不少方面已經超越美國，在許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國，在另外一些方面，通過繼續不斷的努力，最終也能超越美國。
坦率地說，以“選舉”為主的社會将競争不過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的社會。以“民意”治國的國家将競争不過把“民意”和“民心”結合起來的國家。以市場經濟一條腿走路的社會，将競争不過“市場”和“計劃”兩條腿走路的社會。以“政體”為導向的制度模式将競争不過把“政道”和“政體”結合起來的制度模式。以個人利益為核心的社會，将競争不過能夠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的社會。所以我更看好中國模式，就現在這個水平也可以和美國模式競争，當然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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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我們有偉大的歷史傳承，有輝煌的崛起業績，我們對此感到無比的光榮和自豪，我們從歷史和現實的兩個維度獲得了自信。我們有家國情懷、大國情懷、天下情懷，我們有“天降大任”的擔當，我們主張“王道”，反對“霸道”。我們願意放飛自己的夢想：随着中國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超越美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可能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主流版本，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具競争力的發展模式，中國社會有可能成為真正屬于絕大多數人的“活力社會”、“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
中國正經歷着人類歷史上範圍最廣泛、內容最深刻的變革，中國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并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将繼續借鑒世界各國的有益經驗，但不會失去自我，不會失去中國自己的許多優良傳統。中國人今天進行的探索必将為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的未來發展作出彌足珍貴的貢獻。
“中國從哪裏來，中國走什麽路，中國往何處去”，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需要回答這些大問題。回答對了，我們的國家将邁向第一，前途無比燦爛；回答錯了，我們可能功虧一篑，甚至前功盡棄。我們有些人只會在西方話語中打轉轉，在“歷史終結論”的邏輯下讨論中國，所以他們解讀中國的發展永遠是從所謂的“極權模式”走向“威權模式”，從“威權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實踐證明這種邏輯是不靠譜的，它只會導致對中國未來一個接一個的誤判。
一個“文明型國家”有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中國歷史上長期領先于西方，過去兩千多年，中國在至少3/4的時間內是領先西方的，這種領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一。18世紀開始中國落後了，錯過了工業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訓，但中國現在又通過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趕了上來，并正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這種“趕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間是有繼承關系的，這就是“文明型國家”的邏輯。這種邏輯意味着：我們現在的制度安排，融合了中國自己的歷史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這種制度安排是超越西方模式的。
“文明型國家”的邏輯與“歷史終結論”的邏輯背後的哲學觀截然不同。“歷史終結論”的哲學觀是社會單線演化的哲學觀，它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簡單地由落後向先進的單向度演變的進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認為是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成就；而“文明型國家”的哲學觀則認為社會發展從來都是多元複合的，各種發展模式從來都是百花競放的，他們可以互相競争，也可以互相借鑒，甚至你追我趕，超越對方，整個人類歷史就是這樣一路演變和發展過來的，只要人類存在，這種不斷變化的動态歷史進程便不會終結。
正如本書引言中所說，我們是帶着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荀子、孫子等偉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我們是經歷了上千萬人流血犧牲後真正獲得了民族獨立而崛起的，我們是在與世界全面互動并借鑒了其他文明無數長處之後而崛起的，這種國家的崛起不僅在物質財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會深刻地影響世界未來的格局和秩序。我們從自己的文明中走來，我們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們将沿着這條道路繼續前行。
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中國超越，說到底，這不也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邏輯嗎？我們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正确方向，我們一定擁有偉大的未來！
後記
本書成書過程中需要感謝的人是無以計數的，一一列出來恐怕是一份很長的名單，即使列出來了也會挂一漏萬，但我還是想特別感謝一些朋友。
我十分感謝複旦大學的秦紹德、朱之文、林尚立、吳心伯等教授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王戰、潘世偉、黃仁偉等教授，感謝他們的鼓勵和支持。
我熱誠感謝我的學者朋友李世默、金仲偉、史正富、陳平、蘇長和、吳新文、寒竹、潘維、王紹光、胡鞍鋼、房寧、韓毓海、楊發喜、王文、宋魯鄭、瑪雅、劉濤、Martin Jacques、Robert Kuhn、Rana Mitter等，他們的許多真知灼見使我受益良多。也真誠感謝季平、孫海燕、孔丹、李琪、季桂保、沙烨等朋友的熱心幫助。
我要特別感謝世紀出版集團的陳昕總裁、施宏俊副總裁和世紀文景公司的王蕾、蔡欣、袁曉琳等，他們是出版《中國觸動》、《中國震撼》和這本書的功臣。
本書的部分內容曾先後在《人民日報》、《求是》雜志、《紅旗文稿》、《光明日報》、《環球時報》、《北京日報》、《文彙報》等報刊上發表過，謹向這些報刊表達誠摯謝意。還要特別感謝觀察者網，它總是第一時間刊發我的文章。
真誠感謝複旦大學、複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複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上海春秋發展研究院、觀察者網等機構的許多朋友和同事，特別是蕭思健、陳康令、王小華、陶韡爍、餘亮、楊晗轶、岑少宇、王震等人的熱誠幫助。
我也深深感謝妻子慧慧和兒子逸舟對我的理解和協助。
本書的部分研究和寫作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中國夢專題研究》項目、上海市中國夢研究創新基地、上海社科院中國模式研究創新工程的支持，謹向他們致以深深的謝意。
張維為
2014年7月6日于澱山湖畔
《中國觸動：百國視野下的觀察與思考》作者：張維為
★《中國震撼》姐妹篇，鄧小平資深翻譯、著名外交學者張維為教授手記百國經驗，用中國話語解讀世界中的中國。
★談中國崛起，有國際比較才有說服力。
★30年，106個國家和地區，從歐洲到美國，從東亞到拉美——用親眼見過的東西，思考中國發展模式。
★作者親自配圖十餘幅，還原作者走訪現場，親歷百國現實。
內容簡介：
《中國觸動：百國視野下的觀察與思考》30年來，張維為教授走訪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自1980年代第一次出國感受到的震驚，到今天在海外随處可見的“中國熱”；從作為國家領導人的翻譯陪同國事訪問，到成為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術研究者參加國際交流，作者力求從一個比較寬廣的國際視野出發，來觀察世界、思考中國，特別是探讨與中國崛起有關的熱點問題，再尖銳的問題，也不回避。
我們正處在人類歷史上一個最激動人心的變革時代，而中國是這場歷史性變革的中心。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國崛起”這四個字，國際社會已普遍接受了這個中國的崛起這個無處不在的事實。
中國崛起觸動了世界。中國人對于自己的發展，對于國際問題的認知，應該在汲取世界智慧的同時，也用自己的價值觀加以檢驗，用自己的話語加以論述，客觀自信地評述自己的國家和外部的世界。
作者簡介：
張維為系複旦大學特聘教授、複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所長。曾在上海當過三年工人。複旦大學外文系畢業，日內瓦大學國際關系碩士、博士。曾任牛津大學訪問學者、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和國內多所大學的兼任教授。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100多個國家。
著有《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态與經濟改革》（英文）、《改造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影響》（英文）、《重塑兩岸關系的思考》、《中國觸動》、《中國震撼》等著作，以中英文發表過大量關于中國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發展模式、比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兩岸關系的文章，其中《中國震撼》一書曾獲上海圖書獎一等獎等許多獎項，并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
序言
《中國觸動全球》是我走訪百國後寫的第一本書，于2008年出版，讀者的積極反應鼓舞了我，促使我寫了走訪百國後的第二本書《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于2011年出版，讀者的反響非常熱烈。這兩本書可以說是一對姐妹，前者講的是中國觸動，後者講的是中國震撼；前者更感性一些，後者更理性一點；前者是後者的鋪墊，後者是前者的升華，但一條主線貫穿其中：中國人要用自己的話語來解讀中國和世界。
我很高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同意以《中國觸動》的名字來出版《中國觸動全球》的修訂版，使這本脫銷已久的書得以再生。《中國觸動》的名字更加言簡意赅，某種意義上也更加符合我寫作此書的本意之一，即觸動更多的國人以一種全新的國際視野來看待自己國家的崛起、問題和前景。
我把全書又看了一遍，書中的主要論點沒有改動，我想它們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但書的結構作了一些調整，從原來的七章變成了現在的六章，我把原來專門談國際比較的“環球同此涼熱”一章拆開，分別融入了現在的第一章和第四章，從而更加突出這些章節裏國際比較的內容。修訂版還在不少地方充實了新的內容，如在“與世界比較，中國打幾分”一節中，增加了治安問題的國際比較；在讨論軟實力的最後一章中，增加了關于中國模式的內容。此外，還更新了一些數字，糾正了一些筆誤，增加了更多的圖片。
我在本書原版的《後記》中曾說過：“一本書一旦出版，便獲得了自己的生命，讀者或褒或貶，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以為自己寫作此書的意願，即用中國話語來論述中國和世界只會随着中國的崛起，而越來越有生命力。”這還是我今天的觀點，真是希望更多的中國人一起加入中國話語崛起的潮流，客觀自信地評述自己的國家和外部的世界，不必跟在西方話語後面亦步亦趨，那是沒有出息的。
謹借此機會誠摯地感謝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陳昕總裁和施宏俊副總裁以及文景公司的蔡欣和袁曉琳編輯，感謝他們為此書修訂版的出版所做的許多工作。我也再次感謝許多學者和朋友的不斷鼓勵和幫助，特別是李君如、李世默、金仲偉、史正富、陳平、黃仁偉、姜義華、張文木、王文、蕭思建、羅伯特·庫恩等。在本書原版的《後記》中我還感謝了許多人。
不久前，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自己如何産生了“世界向東方傾斜”的命題。他追憶到：可能是在2005年首次于上海外灘散步的時候，可能是後來在重慶聽當地幹部描繪未來中國西部金融中心的時候，也可能是在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上。他從中國這三個地方的巨變中悟出了一個大命題：世界正在見證“西方500年支配地位的終結”。在此書修訂的二個月內，我正好也有機會在這三個城市逗留，再加上自己過去走訪百國的經歷，我得出的結論和弗格森教授是一樣的：世界在向東方傾斜，在向中國傾斜。本書就是這種結論的證明。我們正處在人類歷史上一個最激動人心的變革時代，而中國是這場歷史性變革的中心。願我們能把握方向，抓住機遇，掃除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所設置的障礙，沿着自己探索出來的成功之道大膽前行，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實現中華文明的輝煌複興。
張維為
2012年2月22日于滬上
引言
我是個幸運的人。
1983年4月15日上午9點30分，我由北京首都機場搭乘中國民航973號班機經廣州飛往泰國，這是我第一次出國。23年後的2006年7月17日清晨8點50分，我乘烏克蘭航空公司218號班機由索菲亞起飛，經貝爾格萊德飛往烏克蘭，走進了我的第100個國家。如果加上曾去過的香港、澳門、臺灣等特殊地區，那麽迄今為止，我已走訪了106個國家和地區。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又有幸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擔任過英文翻譯，親身感受了他作為一個傑出政治家的才略和氣度，以及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情趣和性格；随後我又在一個更廣闊的範圍內，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對中國崛起所産生的決定性的影響，感受到他的智慧對于解決中國和世界面臨的挑戰所具有的意義。
我的世界大串聯大致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國事訪問”。我80年代做翻譯的時候，有機會陪同不少中國領導人走訪了亞、非、歐、美許多國家。回想起來，常會感慨萬千。
第二類是參加各種國際會議。我後來去國際組織工作，做翻譯，搞研究，參加世界各地舉行的國際會議，可以說是一種知識會餐，受益匪淺。
第三類是學術訪問。中國的崛起觸動了世界，引起了各國學術界的高度關注，與各國同行探讨、交流，甚至辯論各種與中國崛起有關的問題，豐富了自己的學識和思想。
最後一類就是純粹的旅游，讓心情自由飛翔，感受不同文明的風采和魅力。
細細想來，這樣分類也無必要，因為“國事訪問”并不都是“國事”，放松的時候就是游客。學術訪問也并非總是學術，會議之後便是旅人。一路走來，最終的一切都化為自己的感受、回憶和思考，當然還有那揮之不去的中國情，無論走到世界哪個角落，所見所聞，都會聯想到自己的國家，并因此而獲得某種感悟和認知。
古人雲“讀萬卷書，行萬裏路”。這種理念不知影響了古今多少人士，我今天也大膽地充當其中一員，做學問的同時，也走遍天涯海角，自然有所見，有所聞，有所思。作為一個中國人，通過旅行、思考、讀書、寫作，并與整個世界進行對話和交流，既是一種難得的機遇，又是一種心智的挑戰。這種難得的心路歷程，值得與大家分享。
我有時也想，現在是信息爆炸的時代，一個人不出國似乎也可以了解天下事，我對外國的知識難道就一定比那些出國少的人多一些嗎？不一定，我生活中也确實碰到過像鄧小平這樣智商極高的人物，他們出國不能算多，但對外部世界的把握之準令人嘆服；不過我也相信這種情況只限于少數智商悟性極高的人，像我這等凡人之輩，還是比較相信自己親眼見過的東西。
一路走來，自己真是有很多的感受可以與讀者分享，但萬事總有個開頭、有個切入點。我反複考慮後，決定把自己對中國崛起的感受和思考作為切入點，來寫自己百國歸來的第一本書。中國的迅速崛起觸動了世界，觸動了這個世界的許多敏感的神經。我力求從一個比較寬廣的國際視野出發，結合自己對鄧小平思路的感知，對國際政治學的研究，力求用平鋪直敘的中國話語來談談中國與世界，特別是探讨與中國崛起有關的熱點問題，再尖銳的問題，也不回避。我相信随着世界進入“後美國時代”，世界也将進入“後美國話語時代”，中國人對于自己的發展，對于國際問題的認知，應該在汲取世界智慧的同時，也用自己的價值觀加以檢驗，用自己的話語加以論述。一個只會使用別人話語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沒有分量的，中國崛起的過程也必然是一個中國話語崛起的過程，而這個危機四伏的世界也确實需要中國人的智慧。
國家的命運，有點像人生。人要活得有意義，就最好對自己一生有某種總體的把握，這樣才能活得自信、充實和幸福。同樣，一個民族要真正崛起，也需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一種總體上的認知和把握，這樣這個民族才能目光遠大、無懼風浪、國運昌盛。在一些涉及中國崛起的關鍵問題上，自己走的國家越多，形成的比較和感悟也越多，自己竟以為這樣的比較和感悟也可以算是對事物發展的某種總體認知和把握，故不揣膚淺，信筆直書，以求與所有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共同探讨這些環繞在心的問題。但願自己所寫的內容對大家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