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西方“民主”遇上中國“實事求是” (1)
西方民主模式在發展中國家鮮有成功的例子，中國的政治改革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西方真心誠意要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就應該認真總結自己民主發展的歷史，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民主化的順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會演變的順序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是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的建設，最後才是民主化。這個順序搞錯了，一個社會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一、慕尼黑的一場辯論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個風景如畫的避暑山莊，知名的馬歇爾論壇舉行了一場中國問題研讨會，由我主講中國的崛起及其國際影響。講完之後的讨論很有意思。一個歐洲學者問我：“您認為中國什麽時候可以實現民主化？”我反問：“您的民主化概念怎麽界定？”他頗有點不耐煩：“這很簡單：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說完還補充了一句：“至少這是我們歐洲的價值觀。”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歐洲價值觀，但我随即問他：“您有沒有想到中國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其中之一就是實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我接着說：“我們從事實中尋找了半天，就是沒有找到發展中國家通過您所說的這種民主化而實現了現代化的例子。我走訪了100多個國家，還沒有找到。”我随即客氣地請他提供一個這樣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來。我說：“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訴我。”這時，一個美國學者舉手，大聲說：“印度。”我問他：“您去過印度嗎？”他說：“沒有。”我說：“我去過兩次，而且從北到南，從東到西都去過。我的感覺是印度比中國要落後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買和加爾各答兩個城市裏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聲了。這時剛才提問的那個學者說：“博茨瓦納？”我問：“你去過沒有？”他說：“沒有。”我說：“我去過，還見過博茨瓦納總統。那是一個人口才170萬的小國。博茨瓦納确實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沒有出現過大的動亂。這個國家資源非常豐富，民族成分相對單一，但即使有這麽好的條件，博茨瓦納仍是一個非常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人均壽命不到40歲。”
“那麽哥斯達黎加呢？”另一位學者問。我問他：“你去過這個國家嗎？”回答也是“沒有”。我說：“我2002年訪問了這個國家。那也是一個小國，人口才400多萬。相對于中美洲其他國家，哥斯達黎加政治比較穩定，經濟也相對繁榮。這個國家90％以上的人口是歐洲人的後裔，各方面的起點不低。可惜哥斯達黎加至今仍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而且貧富差距很大，人口中20％還處于貧困狀态，首都聖何塞給人的感覺更像個大村莊，有很多的鐵皮屋、貧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時舉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幹脆反問：“要不要我舉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不成功的例子？舉10個、20個，還是30個，或者更多？”我簡單談了一下美國創建的民主國家菲律賓、美國黑人自己在非洲創立的民主國家利比裏亞、美國家門口的海地，還有今天這個倒黴的伊拉克。
聽衆中一些人開始點頭，一些人搖頭，但就是沒有人起來反駁。我便再追問了一個問題：“在座的都來自發達國家，你們能不能給我舉出一個例子，不用兩個，說明一下哪一個今天的發達國家是在實現現代化之前，或者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之中搞普選的？”還是沒有人回答。我說：“美國黑人的投票權到1965年才真正開始。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婦女才獲得了投票權，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如果要推動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別人解釋清楚為什麽你們自己真正的民主化過程，毫無例外，都是漸進的，都是在現代化之後才實現的？這個問題研究透了，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
我還順便講了一個自己的假設：“如果中國今天實行普選會是一種什麽樣的結果呢？假如萬幸中國沒有四分五裂，沒有打起內戰的話，我們可能會選出一個農民政府，因為農民的人數最多。我不是對農民有歧視，我們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農民。我們不會忘記我們自己農民的根，我們不歧視農民，不歧視農村來的人。但是連領導過無數次農民運動的毛澤東主席都說過：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一個農民政府是無法領導一個偉大的現代化事業的，這點你們比我還要清楚。”
這時一個不服氣的學者說：“民主本身就是神聖的，崇高的，這是普世價值，中國應該接受。”我說：“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西方這種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價值，還很有争議。你們為什麽不能更自信一點呢？如果你們的制度那麽好，人家遲早都會來向你們學習。但如果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強行在世界推廣你們的制度，甚至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過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據英國廣播公司最新的報道，巴格達市的居民開始用‘人間地獄’來形容他們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國人以為伊拉克人民都會拿着鮮花去歡迎他們呢。”
當時因為還有其他許多有意思的問題，民主化的問題就沒有繼續讨論下去。實際上任何人只要花點時間讀上幾本西方民主理論的入門書，就會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論大師，從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贊成為民主而民主，都認為民主是一種程序、一種制度安排、一種游戲規則，其特點是“有限參與”，而不是“無限參與”。當然也有像盧梭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呼喚人民主權，不停地革命，但法國為此付出了異常沉重的代價，最後實現的也不是盧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一篇評論，談到西方強行輸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問題：西方“意識形态挂帥，推行大規模的激進的民主化，無視一個地方的具體情況，把非洲和不甚發達的地方看成是西方體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會。在寬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會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結果往往令人沮喪，甚至是災難性的”。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愛德華·曼斯菲爾德（Edward D.Mans.eld）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克·施奈德（Jack Snyder）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選舉到厮殺：為什麽新興民主國家走向戰争》（Electing to Fight: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書中的基本觀點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這個過程最容易引起內部沖突或外部戰争，因為政客們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選票。整個1990年代裏，許多國家舉行自由選舉後，便立即進入戰争狀态：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開打，厄瓜多爾和秘魯開打，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裏亞開打，還有布隆迪—盧旺達的大屠殺，導致100多萬人喪生，當然還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戰争。我2006年訪問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國家，光是波斯尼亞戰争中死亡的人數最保守的估計都超過10萬人，整個南斯拉夫解體過程中的戰争造成了20多萬人死亡，成為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死亡人數最多的戰争。多少罪惡都是以推動普世價值的名義犯下的。
再看看中國，走自己的路，在30多年的時間裏，保持了穩定，經濟規模擴大了18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雖然仍存有各種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但中國的崛起，整個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數中國人也對國家的前途表示樂觀。中國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講道理，你有理，我聽你的，你沒理，你聽我的。要是都聽西方的，中國早就解體了。
在民主化這個問題上也是這樣，西方還是沒有擺脫“唯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在歷史上曾導致了無數次戰争，幾乎毀滅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從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別是美國似乎還沒有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就應該認真總結自己民主發展的歷史，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民主化的順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會自己演變的順序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是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的建設，最後才是民主化。這個順序搞錯了，一個社會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現在西方卻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後一步當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為一步，不出亂子才怪呢。
世界在進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壟斷和特權，新技術革命又為民主提供了各種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國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應該探索自己獨特的民主道路和形式。作為後來者，中國在自己民主建設的過程中，應從過去發達國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實踐中汲取有益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超越西方那種狹隘的、僵化的民主觀，推動符合中國國情的、漸進而又深入的政治體制改革，争取最終後來居上，建立一個繁榮與和諧的新型民主社會。
二、從貝·布托遇刺到肯尼亞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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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7日夜，我從電視中看到巴基斯坦人民黨領袖貝·布托夫人在拉瓦爾品第不幸遇刺身亡，在感到悲哀的同時，又感慨萬千。因為巴基斯坦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個國家，巴基斯坦也是中國數十年來的全天候的朋友，無論在上層，還是在民間，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友誼具有非常堅固的基礎。如果連短暫過境也算的話，我本人曾3次去過巴基斯坦。1985年11月我曾陪同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會晤過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将軍。貝·布托的父親阿裏·布托就是被哈克将軍政變推翻的，最後還被判處了死刑，但布托全家和哈克将軍都是中國的摯友。哈克将軍本人又于1988年在一次奇怪的飛機失事中不幸身亡。人們普遍懷疑是謀殺，但最後也查不出成因，只能不了了之。巴基斯坦的民主一路走來，可以說就是在普選、混亂、政變、刺殺、再普選的怪圈中循環，真有點凄凄慘慘。
我從電視上看到的不僅是血肉橫飛的畫面，還有那我熟悉的拉瓦爾品第的市容和街道。20多年過去了，這個城市還是那麽亂糟糟的樣子，房子還是破破爛爛，街道還是人畜混雜，和我20多年前訪問這個城市時相比較，看不出什麽變化。這麽些年來，巴基斯坦經濟發展不很順利，民生沒有大的改善，其民主制度也就像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沒有堅實的基礎，悲劇不斷的深層原因是人民持續的貧窮和政治結構的上下脫節。
一位退休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員對我說：“我很同情布托夫人，但是即使她沒有遇刺，順利當選為總理，她也會遇到巨大的困難。她如何保證巴基斯坦的軍隊與她合作？如何保證巴基斯坦的情治系統與她合作？如何保證代表巴基斯坦伊斯蘭勢力的部落長老與她合作？沒有這些合作，她靠什麽來整合社會、治理國家？布托夫人的支持者主要是窮人以及一批親西方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但布托夫人無力整合巴基斯坦社會，她過去總理當得并不好，現在她死了，她的兒子當選人民黨領袖，這是她遺囑中的囑咐，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我們的民主質量大有問題。”西方把一人一票看成是民主的惟一指标，根本不考慮一個國家成功運作的諸多複雜條件，而西方國家自己則是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與磨合，形成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龐大的中産階級和比較穩定的政治與法律制度，然後才開始搞普選的。
巴基斯坦民主困境實際上反映的是整個第三世界民主經常遇到的困境：先是窮人擁戴的領袖被選上臺，但這種領袖往往無法整合社會力量，也無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然後軍隊就借機發動政變，但軍政府也往往治國無方，人民便再一次要求民主化，民選政府上臺後，這個循環又重新開始。
布托夫人死亡後3天，非洲的肯尼亞大選結果又引起了争議、沖突和厮殺。我對肯尼亞情況還算了解，因為我前後去過肯尼亞4次，最後一次是2007年4月。我與肯尼亞非洲經濟研究所的非洲同仁讨論中國與非洲關系以及中國發展模式，非洲朋友很有興趣。讨論中我們的話題很快就轉到了中國模式與肯尼亞政治，當時肯尼亞的大選已在緊鑼密鼓地準備之中，一位學者問我，如何看肯尼亞即将舉行的大選？我笑着問他，您是要聽外交辭令呢？還是朋友的诤言？他說當然要诤言。我就坦率地告訴他：“據我的觀察，非洲國家大選的特點之一就是同一個部落的人一般只投自己部落人的票，這樣一來，你們選舉的結果可能會使人民更加分裂，搞得不好，還會導致社會動蕩。”我說：“從中國的經驗來看，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主要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改善民生，而是放在政治紛争的話，很難産生積極的結果。”
肯尼亞人口才3 000多萬，卻分屬40多個不同的部族，其中人口較多的是基庫尤族和盧奧兩個部族，選舉中競争的兩個政黨分別代表了這兩個部族，而部族成員對自己部族的認同大都超過對肯尼亞的認同。我問下榻飯店的經理，你準備投誰的票，他說一定投他部族的候選人。非洲大部分國家還遠遠沒有形成像歐洲那樣的民族國家。這位飯店經理是盧奧族人，他對我說：“我首先是盧奧族人，然後才是肯尼亞人。”這就像在中國，如果大部分人都強調自己首先是湖南人，湖北人，然後才是中國人的話，我們這個國家要維持國家統一和團結就會非常困難。非洲現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在民族國家尚未形成的時候，來一人一票的普選，結果使許多社會變得更加分裂和動蕩。
另一位學者問我，如果采用中國模式，您覺得肯尼亞應該怎麽做呢？我說，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不推銷自己的模式，但我可以談一點個人的看法，你們聽完後就可以把它忘掉，他們笑了。我說：“你們一共有7個省和一個省級特區，這當中有沒有大家公認的幹得比較好的省長？如果有的話，可以考慮通過合适的程序推選他來擔任國家首腦，這叫做政績合法性。”我還說：“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應該是政績合法性與選舉合法性的結合，現在西方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只談選舉合法性，不談政績合法性，結果不理想。”會議主席說：“我們中國朋友的建議很有道理，只是在肯尼亞已經很難這樣做了。”我點頭同意。
果然，12月肯尼亞大選，出現了對選舉結果的質疑，接踵而來的就是族群沖突和厮殺，造成了上千人死亡，傷者無數，30多萬人流離失所，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創，至今尚未喘過氣來。其實不是我有什麽先見之明，而是任何一個相信“實事求是”的人，在肯尼亞呆個三天，作一點調研，都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我抵達肯尼亞的當天，電視裏就報道，肯尼亞兩個主要部落已經有一些零星的沖突，不祥的征兆已經出現，連給我開車的司機都告訴我，12月大選的時候治安可能會有問題。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具有國際影響的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在2007年12月22日發表了一篇關于肯尼亞大選的評論，題目是《雖有不足，但（肯尼亞）還是別國的榜樣》，稱在非洲這個動蕩不安的大地上，總算有這麽一個進行和平普選的民主綠洲，它可以成為別國的榜樣雲雲。我讀了文章啞然失笑，心想，這類文章的作者真應該到中國來進修一下什麽叫做“實事求是”。
當然作者可能并無惡意，畢竟肯尼亞當時的情況比其鄰國要好。肯尼亞北面的蘇丹，從1956年獨立以來的50多年裏，只有11年可以算作是和平的，其餘時間都在戰亂中度過。東面的索馬裏也處于軍閥混戰的無政府狀态。不遠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前些年經歷過“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少有500萬人喪生，邊上的烏幹達也不安寧，烏幹達北部一直處在戰争狀态。
半個月之後的2008年1月5日，《經濟學人》雜志又刊登了一篇題為《光天化日之下的謀殺和搶劫，（肯尼亞）種族清洗可能演變成內戰》的文章，還配了部族厮殺、烈火沖天的圖片。這麽一份西方的權威雜志，對別國政治進行分析的時候，怎麽可以如此漫不經心呢？兩個星期之內，就把一個國家從“別國的榜樣”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而又不向別人交代自己這個彎子怎麽轉的？我有時真是很佩服西方媒體的勇氣，對別人的事情預測老是出錯，但鮮有認錯的。
過去30年，西方媒體對中國的預測更是謬誤百出，但也從來沒有表示歉意和反省。2008年對西藏騷亂的報道也是這樣，失掉了基本的職業道德和專業水準。例如，幾乎所有的西方媒體都把尼泊爾軍警毆打藏人的圖像解說成中國武警毆打藏人，造成了惡劣的國際影響。西方媒體的深層次的問題是意識形态作怪，總認為他們的制度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們的價值就是普世價值。不管別人遇到什麽問題，西方從政客到媒體都是以不變應萬變，開出的都是多黨制和普選這一帖藥方，治不了病，甚至把人治殘了，治死了，都是病人自己的事，和開藥方的人沒有任何關系。
西方關心的只是表面的形式民主，認為形式本身就會産生正義，但正如肯尼亞出生的英國記者艾丹·哈特利（Aidan Hartley）對一些非洲國家的選舉發表的坦率評論：“選票無非是給那些貪官污吏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們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奪百姓5年，這個周期一結束，下一個同樣的周期又開始了。”他還說，這些政客也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心理，用英語講話時，講的都是人話，一旦轉為自己方言講話時，講的都是鬼話。這些政客坐着直升機到民衆集會的地方，用英語講一番民主人權，這是說給西方記者聽的，一般老百姓也聽不懂，但轉用方言講話時，就充滿了對其他部落的仇恨和謾罵。
非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結構還是傳統部落和宗法社會。部族之間的厮殺是誰在主導？是村裏的長老和巫醫。政客和這些人勾結，他們一發話，下面的不少民衆對其他部族的人就開始打砸搶殺。非洲有句諺語：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大象就是這些政客，草地就是平民百姓。非洲不少國家的政治往往是一種零和游戲，贏者得到一切，輸者失去一切。選舉的結果又幾乎完全是按照部落和宗教區分的，同一個部落的人，永遠選自己部落的人，同一宗教的人永遠選自己宗教的人，結果是選舉一次，人民的分歧加劇一次，直到格鬥、動亂、內戰。而這一切又和政府機構從上到下的腐敗結合在一起，因為政府的位置都是肥缺，給個人帶來大量的好處，一旦獲得了權力，就不惜一切手段來保護這種權力。據我的觀察，在非洲這麽多窮國中，大概只有坦桑尼亞和加納等為數不多的國家基本走出了部落主義的怪圈，但即使這樣，坦桑尼亞和加納的經濟發展仍然落後，光是看它們相對繁華的城市，如阿魯沙和阿克拉，給人感覺也像是30年前的中國縣城。
我們可以從巴基斯坦和肯尼亞的挫折中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一個對自己人民負責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都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來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但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使得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這樣的選擇權，結果只能跟在西方後面亦步亦趨，導致了危機不斷，這些國家的發展也因此而困難重重。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幸運的，中國是個大國，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可以拒絕外國勢力假借任何名義來主導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
除了巴基斯坦和肯尼亞出現了政治困境，黎巴嫩、孟加拉、菲律賓、格魯吉亞、尼日利亞、斯裏蘭卡、蒙古、泰國等發展中國家，政治危機均很頻繁，社會動蕩不止。我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問題：為什麽這些國家的民主沒有帶來人民所企盼的和平與繁榮，反而成了各種危機的成因呢？它們的民主出了什麽問題？我們又能從中汲取什麽教訓？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想不妨了解一點西方哲人對民主問題的思考。哲人就是哲人，大師就是大師，經過多少歲月滄桑，他們的觀點還是令人感慨萬千。西方不少人已經忘記了自己政治先哲關于民主提出的許多忠告，也許我們要提醒他們，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了解一些西方先哲的觀點，也有益于幫助我們弄清發展中國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義的盲點，并使我們能更好地為中國的民主建設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談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臘的，因為那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當時希臘的雅典城邦實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通過公民大會來決定宣戰與媾和、法庭終審等重大事宜。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蘇格拉底，因“腐蝕青年思想”之罪，被這種制度判處了死刑。他的學生、古希臘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圖對此憤憤不平，認為這是“暴民”統治。這位晚孔子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賢一貫認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異的，而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否認這些差異，預設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樣的政治權力，結果導致了“暴民”政治。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柏拉圖還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衆為你治病呢？還是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會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那麽治理一個國家，其責任和難度遠遠大于一個大夫，你該找誰呢？
這個問題代表了柏拉圖的精英主義政治理念，長期影響了歐洲政治的發展。從今天的标準來看，柏拉圖的精英意識也許過強、民衆意識過弱，雅典民主制度雖有各種缺陷，畢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民主嘗試，功不可沒。但同樣，柏拉圖的觀點雖有不足之處，但他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多少國家就是因為一人一票選出了惡人而走向了災難。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德國的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當時的魏瑪共和國是良好設計的産物，選舉公正，輿論自由，憲政民主。但納粹黨，通過良好的基層組織系統，利用人們的各種不滿，采用民粹主義的手段，在1932年的選舉中，獲得37％的選票。而在1933年更是獲得了44％的選票，比另外三個政黨的票數之和還多，成為德國議會的第一大黨。以理性著稱的德國人結果選出了仇恨人類的希特勒執政，最終不僅給德國帶來了滅頂之災，也差一點毀掉了整個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圖活到1933年的話，他一定會說，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
西方一些國家現在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治社會、公民文化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惟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結果導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質民主層出不窮：貪官污吏通過賄選當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争權奪利，永遠以民主的名義，行使民粹主義、部落主義和黑金政治之實，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于動蕩甚至戰亂之中，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歷史證明：只有優質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質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災；只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爛民主只能是壞東西。中國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絕爛民主，建設好民主。
我們不應該學習西方推崇的那種競選程序決定一切的民主。競選程序決定一切就像學生上課報個到就是好學生，學習成績好壞則反而是無所謂的。你選個演員，選個美女來當政，毫無政績可言，也是合法的。臺灣陳水扁就是個典型，當了8年“總統”，沒有什麽政績可言，“考試”都不及格，還貪污腐敗，但按照西方的程序決定論，他可以賴在位置上，不算反民主。我們民主政治的設計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我們不僅要求這個學生報到上課，他還必須不斷通過考試，而且必須是高分通過。
像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的國家，本來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國的傳統，我們應該從中國的實際和傳統出發，積極探索并逐步建立一種既能保證德才兼備的人才脫穎而出，又能使他們的權力受到全面監督的新型民主制度。這大概也是柏拉圖當年提出的問題對我們今天民主建設的啓示。
有人說，只要制度好，領導人的素質好壞無所謂。瑞士就是個例子，7個聯邦委員，每人輪流擔任一年聯邦主席，瑞士很多國民不知道自己國家元首是誰，因為換得太勤了。瑞士不也是運轉得挺好嗎？但瑞士是一個超級小國，其獨特的政治制度也是經過了長期磨合才形成的，中國模仿不了，美國、法國也模仿不了，也沒有必要模仿。因為各國的傳統和條件差別太大，就像瑞士幾乎家家都有槍支，中國能學嗎？發展中國家總體上法治建設尚未完成，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密不可分，所以領導人的素質往往在很長時間內對一個國家的命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比方說，沒有鄧小平，哪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令人不敢恭維的小布什連任兩屆總統，結果領導無方，美國國運便直線下降，世界迅速進入了“後美國時代”（美國《新聞周刊》總編Fareed Zakaria 2008年5月語）。
這裏還要提及古希臘的另外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亞裏士多德，他對什麽是優良政體也有深刻的見解。他認為一個優良政體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中産階級占多數，二是法治的确立。他認為中産階級比任何其他階級都傾向穩定，他們不會像窮人那樣容易圖謀他人的財物，也不會像富人那樣容易引來別人的觊觎，所以中産階級是優良政體的基礎。亞裏士多德非常強調法律的作用，他認為一個城邦只有能夠維持法律權威時，才能說明它已建立了優良的政體。他認為如果民選領導人，沒有法治的規範，就極可能成為獨裁和暴君。
他的這些思想對後來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設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世界的經驗來看，沒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廣大的中産階級，一個社會可以運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沒有真正的法治和廣大的中産階級，民主的品質一定不高，出現劣質民主的概率極大。前面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國家，其根本的原因幾乎都是中産階級太小、法治太弱。比方說，肯尼亞大選出現了争議，既沒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體系來裁決，又沒有強大的中産階級支撐社會的穩定，于是不同的派別和部落就開始了惡鬥和厮殺。縱觀世界民主的發展過程，發展中國家建設民主的最佳切入點，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發展經濟和教育，不斷壯大中産階層，努力推動法治建設。中國正在走這條路，2020年我們的中等收入者将占人口的多數，這将對中國的民主建設産生極為深遠的意義。
談民主是不能忘記法國激進思想家盧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權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