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西方“民主”遇上中國“實事求是” (2)
民”的思想，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為民主甘願抛頭顱灑熱血的民主志士，但盧梭在其名著《社會契約論》中也提出了一個今天似乎被人們遺忘的深刻問題。他假設一個國家有1萬公民，那麽每個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權就是萬分之一。如果這個國家的公民是10萬人，那麽他的主權就是十萬分之一，也就是說，一個人手中這一票的影響力，一下子就小了10倍。他由此而推論，國家越大，一個公民對自己國家的影響力就越小，民主的效果也就越差。盧梭本人對此也未能提出真正的解決辦法，但他認為比較理想的民主社會應該是小國家、小政府，貧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對抗。在我們這麽一個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裏實踐民主，我們的制度設計中一定要認真考慮和回答盧梭當年提出的這個問題。
最後還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大師，他把民主嚴格界定成一種決策程序，一種手段而非終極價值，他認為終極價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對民主多數的濫用，認為即使是多數同意的決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說大部分人決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財産）。不管你如何評價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學說，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對民主建設提出的一個忠告值得注意。他是這樣說的：“我們無意創造一種民主拜物教。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過多地談論和考慮民主，而沒有足夠地重視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
看看今天這個世界，那些極力在全世界推銷西方民主的人，幾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總認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決世界的所有問題，結果把多少國家搞得四分五裂，生靈塗炭，但自己對別人連一聲道歉都不說。這種傲慢與愚昧導致了近年美國政治軟實力的急劇下跌，連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也感嘆：美國在世界的信譽從沒有像今天這麽糟。哈耶克關于民主所服務的價值高于民主本身的觀點，對我們今天的民主建設仍有啓發。我們進行民主建設的過程中應該首先考慮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這個價值應該是國家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們應該從這個價值出發，來設計我們的民主制度，而不是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為了迎合西方國家的認可而去投其所好。我們一定要以中國人的眼光，為解決中國人面臨的問題來研究和實踐民主，只有這樣才能确保中國的國運昌盛和人民幸福。我們3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已經證明，中國走自己的改革開放之路，雖然也有諸多問題，但總體效果比那些跟着西方亦步亦趨的發展中國家要好得多。政治上也一樣，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真正成功的，成為失敗國家的倒不在少數。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創新之路。我們要汲取人類政治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切經驗和教訓，拒絕爛民主，實踐好民主，逐漸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裕、和諧、民主的偉大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已經走出了自己的路，整個世界為之驚嘆。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們也會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并最終贏得世界的喝彩。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
2008年3月在巴塞羅那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遇見西班牙前外長皮克（Josep Pique）先生。他回憶起幾年前訪問中國的經歷後對我說：
“當我第一次登上長城的時候，我突然覺得自己對中國政治有了一種新的感悟，這就是我們再也不能用傳統蘇聯共産主義的概念來理解中國了。”對于中國人來說，中國模式和蘇聯模式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對于一個西方政治人物，這個認知來之不易。現在許多西方人還是把中國看成是蘇聯，看作是一個放大了的東德。但這位西班牙的前外長，通過與中國的接觸，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接觸，感受到了中蘇兩種體制的差異，感悟到了一個重要而樸素的真理：今天中國的政治發展是中國自己歷史傳統的一種獨特延續，這種延續決定了中國道路的獨特性。
西方學界和媒體經常讨論中國的未來，但概括起來不外乎這麽三種觀點：一是“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各種問題，這些問題最終将導致中國的分裂和崩潰；二是“和平演變論”，認為随着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國會變得更加繁榮，最終也會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開始流行的一個觀點：中國可能既不會崩潰，也不會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變成一個“富強而專制”的國家，如美國《洛杉矶時報》前駐華記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新書《中國幻象》（The China Fantasy）所描述的那樣。第一種觀點，由于這麽多對中國的悲觀預測均告失敗，現在相信的人已大大減少；但第二種、第三種觀點，西方接受的人還不少。其實，這三種觀點的最大盲點在于其西方中心的歷史觀和西方話語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國政治的發展和演變已經超出了西方中心論衍生出來的理論框架和西方話語的诠釋能力。
法國學者高大偉曾說過這麽一段有意思的話：“在中國面前，西方要學會謙虛。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至少有7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衆國的歷史都長，還有長期精英政治文化的傳統，很難想像中國會完全跟着西方模式走。中國一定是我們新世界的一個共同設計師（co-architect）。”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成功就說明了這一點。西方主流經濟和政治學者從來沒有想到中國走自己的路會如此之成功，也沒有想到他們自己主導的發展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會如此之不成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成功，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我們經濟改革成功有三條根本的經驗：第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第二是循序漸進，不斷試驗，摸着石頭過河，逐步地推動體制轉型；第三是拿來主義，非送來主義，也就是說，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以自己的眼光來決定取舍，絕不盲從。這種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進道路。
在西方歷史上，與這種漸進改革思路比較接近的是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變革思路。從國際經驗來看，走經驗主義的道路比理想主義的道路代價要小。英國是經驗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法國則是理想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後，其國內制度就一直是漸進的改良，堅信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和判斷力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堅持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堅持他在《法國革命感想錄》中提出的英國人“永不仿效他們所未曾嘗試過的東西”，并堅持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應該主要從自己的傳統中衍生而來，而不應該像法國大革命那樣通過追求一種理想的模式而來。英國一直是不斷地磨合，小步地改革，從未切斷自己的歷史。這種漸進的方法使英國比法國獲得了更長時間的穩定與發展。在1837年開始的維多利亞時代（她在位64年），英國達到了自己強盛的頂峰。英國當時工業生産的能力，超過了全世界其他地區工業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為當時的法國所望塵莫及。一個法國人看了1851年在倫敦水晶宮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後曾感嘆：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卻未能養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國是個“貴族國家”，卻養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當時人們普遍把英國看做是“貴族國家”，非“民主國家”。）
的确，走理想主義道路的法國很長時間內處在不停的動亂和革命中，經濟也遠遠落後于英國。法國的做法是先确立一個偉大的理想，特別是盧梭“主權在民”的思想，然後波瀾壯闊地去實踐這些理想，但法國付出的整體代價比英國要大很多。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較動蕩，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國還沒有穩定，政黨過多，議會過強。一般認為法國政治體制穩定下來是在戴高樂的第五共和确立了總統制之後。加拿大學者納多（Jean-Benoit Nadeau）和巴爾洛（Julie Barlow）兩人合寫的介紹法國文化的暢銷書《6000萬法國人不會錯》中對此作了一個總結：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1962年法國政體穩定下來的173年間，“法國一共經歷了五個民主政府、三個皇室政權、兩個帝國、一個法西斯政權，而且所有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終的。”從中國人的角度看，我們還要注意人口上的差異。法國大革命時，法國人口才2 000多萬，比今天的上海還少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國的人口也才4 000多萬，而中國今天已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像法國這樣折騰的話，內亂不說，全世界都受不了。
從中國1949年以來的歷史來看，前30年的經歷更像法國，後30年的經歷更像英國，而後30年的情況總體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實惠，中國的崛起已不可阻擋。對于中國今後的政治改革來說，經驗主義的漸進道路應好于理想主義的激進道路。但是我們不少國人也有類似法國人這種政治浪漫主義情結和激進主義的傳統，總希望通過激進的政治變革來解決中國存在的所有問題，畢其功于一役。其實，在中國這麽一個超大型的國家裏進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慮每一項改革政策的代價。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的成果，這才是中國前進的最佳之路。
經驗主義模式是內需驅動的，而內需中關鍵是有效內需。有效內需驅動的改革比較穩健，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産生了真正的內需，才會是有效內需，這也是改革最大的內在動力。打個比方，中國房地産業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成了擁有物業的有産者，進而産生了對《物權法》的實實在在的內需，随之而誕生的《物權法》就很有針對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政治領域，中國目前階段，最強的內需可能是反腐機制建設、黨內民主機制建設、服務性政府的建設、法治社會的建設。
由于西方的強勢推動，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創造了一些人為的內需、虛假的內需，而這些國家的內部并沒有産生那種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內需。結果就出現了上下結構的完全脫節。2007年4月肯尼亞NTV做了民調，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第一是就業，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關心憲政改革，而肯尼亞議會讨論的第一是憲政改革，第二還是憲政改革。還有議員則提出了“向文明國家學習，廢除死刑”的議案。這種上下嚴重脫節的情況，和8個月之後開始的種族厮殺也有一定的聯系。
2008年2月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了一個西方6國國民對自己國家現狀滿意程度的調查，結果發現不滿意的人大大超過滿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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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自己國家的現狀是否滿意（％）？
滿意不滿意
意大利4 80
法國7 67
美國19 52
英國20 41
德國28 36
西班牙30 38
（資料來源：2008年2月8日《國際先驅論壇報》）
《紐約時報》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個美國民調，80％的人對本屆國會的工作不滿意，68％的人認為國家的方向出現了問題，60％的人認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會比現在差。人們對美國政府解決問題的信心已經低于60年代越南戰争和1974水門事件時期。而美國非常有影響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對17個國家進行的調查，發現7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現狀表示滿意，在被調查的國家中拔了頭籌。76％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質量在今後5年中還會提高，這個結果也高于其他國家。在2008年該中心又對24個國家進行了類似的民調，中國又再一次拔了頭籌，86％的人對國家的總體狀況表示滿意。2008年3月，在美國“世界民意網站”對全球領導人信任度的民調中，中國領導人在本國的信任度為93％，遠遠高于西方領導人。
您對自己國家的現狀是否滿意（％）？
滿意不滿意
中國72 19
約旦69 30
巴基斯坦57 39
西班牙51 44
荷蘭49 50
英國44 51
加拿大45 52
土耳其41 55
印度41 57
美國39 57
黎巴嫩40 58
印度尼西亞35 64
法國28 71
俄羅斯23 71
德國25 73
波蘭13 82
（資料來源：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2005）
如果上述由美國學者獨立進行的民調大致反映了各國的實情，那麽我們可以說，盡管中國的政治體制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盡管國人還抱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現狀的總體的認可度，對本國領導人的信任度，對自己未來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體制優劣等一系列問題。如果考慮到西方國家的人均資源消費量為中國的10倍以上（根據賈雷德·戴蒙德的計算，美國的人均資源消費量為中國的11倍），而人民的滿意度還如此不盡如人意，這種反思就更需要進行。當然，中國人口衆多，即便有72％或者86％這麽高的滿意度，不滿現狀者，盡管比例低，也不會是一個小數目，所以我們沒有任何驕傲自滿的理由；相反，我們必須如履薄冰，認真地解決各種存在的問題，使老百姓的滿意度進一步提高。
客觀地說，中西制度都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過去30年內，中國總體上在不斷地改革進取，而西方則顯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歐盟一位荷蘭籍高官曾私下對我說：“雖然我們和中國舉行人權對話時，要求中國進行各種改革，但我們自己國內的改革卻步履艱難。比方說，為了每周增加一小時的商店營業時間，政府和工會代表談了十幾年才達成協議。這對公共利益是好還是壞？當然不好。”
中國體制的務實、高效、有序等特點，現在已很少有人否認。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國朋友吃飯的經歷。那次，這位非常喜歡中國文化的德國人請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國餐館吃飯，服務員不停地給我們換盤子，他笑着對我說：“你看，中國菜比我們德國菜可口得多，但我們吃飯的儀式比你們隆重，你們就是一雙筷子，我們德國菜沒多少東西吃，但不停地換刀具，換杯子，換盤子。”我後來一想，這個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說飯菜質量的好壞是“內容”，盤子換來換去是“形式”的話，那麽我們制度中的不少“內容”，并不亞于西方，甚至優于西方。比方說，過去30多年我們制度的總體表現，明顯超過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在一些方面也超過了發達國家：美國2005年“卡特利娜”飓風救災的表現和中國2008年的抗震救災怎麽能比？法國2003年8月一場突來的熱浪，竟造成了全國1萬多老人非正常死亡，舉世震驚；意大利像走馬燈一樣地換政府，竟連城市垃圾等問題多少年都處理不好，更不要說解決根深蒂固的黑社會問題。前面引述的民調結果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體制的諸多深層次的問題。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規範的形式。這種形式又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內容服務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較衛生，很像通過票決制來确保選民對候選人有某種監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于內容的，更多一些美學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狀的杯子。西方民主體制中的登記投票、組織集會、電視辯論等，也有一種類似的形式美。盡管西方體制實現的“內容”與我們的“內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許多做法，往往比我們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們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衆的距離，使公衆更容易有一種參與感。比方說，競選雙方的辯論，許多話都是競選語言，沒有多少人把它當真。但辯論這種形式，既可以讓百姓了解他們的政策，又為百姓創造了一種喜聞樂見的政治參與形式。電視辯論對民衆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點像我們的春節晚會，成了許多國家的保留節目，大家都喜歡看，但看完之後又說沒太大意思。在發達國家，除了法國等為數不多的國家外，一般大選的投票率都不高，約在50％左右，但主要候選人的電視辯論往往收視率很高。這說明很多老百姓只想看一出好戲，至于哪一位候選人當選，對他們的生活并不産生很大的影響。
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民主形式的創新，從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參與感和認同感。內容和形式比，內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視。我們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鑒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從我們自己的傳統資源中進行提煉和創新，也可以土洋結合，創造出新的形式，從而使我們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規範，更有活力，更為豐富多彩。我甚至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政治改革的重點就是從重視“內容”走向“內容與形式”并重，從強調“結果”走向“結果與程序”并重。中國人是很善于學習別人長處的。還是拿吃飯作比較，中餐是合吃，不如西式分食那麽衛生，但只要在菜上加一雙公筷，就解決了合吃的衛生問題，中西形式就接軌了。
當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們借鑒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內容。比方說三權分立的學說強調了對權力的制約，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借鑒權力制約這個思想，我們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權力制約方面的一些設計。但是像美國那樣的三權互相勢均力敵，對其他西方國家也不适用，更不要說非西方國家了。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其實也是行政主導型，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的權力都大于議會。歐盟本身也是如此，歐盟委員會的權力大于歐洲議會。德國和丹麥的議會也是協商一致為主。當然，我們在保持行政主導的同時，也要借鑒國際經驗，大力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
在借鑒西方的一些做法時，我們沒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樣，把形式和票決看成是至高無上的惟一。我們要把民主從西方那種僵化的和狹隘的話語中解放出來，走民主創新之路。西方在推銷自己民主模式的時候，把本應該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樣的民主，簡化成了一人一票的普選，這本身是對民主事業的一個巨大傷害，使我想起了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的名言：有兩種人最能傷害民主，一種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種是民主激進論者。今天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人就屬于後面一類。
我們的民主建設一定要有創新精神。民主建設應該是一種生機勃勃的事業，民主可以有一千種、一萬種形式，而不應被局限于一人一票普選這一種形式。我在研究臺海兩岸關系時曾提出：雙方應堅持“先易後難”的原則，從小事情做起，從“職能合作”做起，“積小變為大變”，“積量變為質變”，積無數個互相合作的“小中華”，最後形成全面合作的“大中華”，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我覺得我們的民主建設也可以是一個類似的過程，民主建設應該從我們身邊無數的“小民主”開始，最終彙成中國的“大民主”。“小民主”就是我們每天都看得見、摸得着的事情，如住宅小區的“陽光”管理，事業單位的“陽光”財務，單位第一把手權利的限制，各種各樣的論證會、聽證會、辯論會、記者招待會，市長熱線，電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訪制度的完善和規範，逐步取消城鄉二元戶口制度，差額選舉比例的擴大，各種各樣的民意調查，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讨論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的利益協調等等。我們要使人民群衆能夠實實在在地感到我們生活中的民主氣息越來越多，感到他們可以參與讨論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同時這個改革的過程又是一個漸進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斷受益的過程。民主與陽光共生，民主從身邊做起，民主從小事開始。随着時間的推移，随着大家實踐和經驗的積累，随着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的日益成熟，無數的“小民主”最後一定能彙成中國整個社會和體制的“大民主”，這種“大民主”的最終形式将在不斷探索中逐步形成。
我們的政治改革一定要與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對立和損害民生。西方推動的人為內需，其特點就是政治變革與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等完全脫節，甚至是破壞後者的。菲律賓的政治變革就是單一政治方向的，與經濟發展無關，與民生改善無關，甚至是矛盾的。吉爾吉斯斯坦的“顏色革命”也是這樣。在一個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一個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會對于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識，并在此基礎之上，推動政治體制革新，而是把解決一切問題的希望都寄托在激進政治改革上面，風險極大，因為政改和革命往往會使社會産生過高的期望，而政改和革命最後又不太可能滿足這些期望，結果期望很快就轉變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壞力的失望。
我們在民主建設中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特別是美國的民主模式，因為這個模式本身就存在諸多問題。美國的民主與西方許多先哲的理想已經相差很遠，在美國本國和歐洲均受到很多批評，美國民主的商業化（鋪天蓋地的廣告）、庸俗化（一切為了讨好選民，一旦選上，自己的承諾又不能兌現）和金錢化（美國民主制度之昂貴，絕非一般人可以想像）就表明了這一點，連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他的《希望的勇氣》（The Audacity of Hope）一書中都坦陳：“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産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提供錢者的利益，雖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錢（但這個錢很有限，不足以應付競選，可能還會附帶很多條件）。”
我們政治改革中還要防止邯鄲學步。學習別人的長處是對的，但如果還未把別人的長處學到家，就放棄了自己一些行之有效的土辦法，這就成了邯鄲學步，這也是可怕的。邯鄲學步的情況發展中國家不少。例如，一些非洲國家，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總是水土不服，但又把自己原來傳統中的習慣做法丢得幹幹淨淨，結果就出現了國家治理的失序，甚至癱瘓。
至于中國以後會不會産生對西方政治體制的內需，也許會，也許不會，現在尚難判斷，這是一個留給未來的問題。如果中國以後真正的內需和美國的真正內需一樣，那麽今後可能會産生類似美國的制度。如果內需不一樣，就不會産生類似的制度。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美國的傳統差異如此之大，我很懷疑中國會出現和美國一樣的內需。但美國制度的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借鑒，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美國民主制度的長處之一是它的基層民主，特別是它的社區自我管理，而非勞民傷財的美國總統選舉。我們應該借鑒世界上一切好的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學習，并在傳統與現代的互動過程中，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
我們可以按照經濟改革成功的經驗，摸着石頭過河來進行政治改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最需要的不是“路線圖”，恐怕也拿不出“路線圖”，拿出來也是一個“花架子”。但像經濟改革一樣，我們可以有一個“指南針”，需要知道一個總體方向。經濟改革的總體方向是市場導向的改革，是市場和計劃的有機結合，是發展生産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總體方向應該是實現勵精圖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最終落實到人民的“優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實踐的過程中，某種更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線圖”，在适當的時候一定會應運而生，就像通過16年的改革和開放，我們終于形成了內容豐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沒有摸着石頭過河的16年實踐，是提不出這樣的理論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實踐成功的東西，就是真理，西方現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對，但只要中國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終事實證明我們的選擇和做法是正确的，他們就只能來理解你，诠釋你，并最終不得不接受你。中國模式最終一定會影響世界政治的游戲規則，豐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內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這樣一路走來，并最終成為強勢模式的，例如英國創立了君主立憲制，但很長時間內，別人還是把它看作“貴族國家”，而非民主國家。這就像學外語，如果你認為世界上只有英語好，那麽你就永遠是別人的學生，他永遠可以說你哪些地方不對了，甚至給你打個不及格。現在中國崛起了，學習中文的人越來越多了，中文也自然會成為國際社會的一種強勢語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學習我的語言，盡量達到我的母語水平，我還可以糾正你的發音和語法，也可以給你打不及格。
如果說30多年前，我們中不少人還比較習慣仰視西方，那還情有可原，畢竟中國剛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經濟凋零，百業待興。但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适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如果今天還是像一些人士那樣，動不動就是美國怎樣，西方怎樣，就有點贻笑大方了，恐怕連西方人對你都要少三分敬意。我們才對自己的政治制度進行了一些“挖潛”和“微調”，國家就迅速崛起了；繼續推動符合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把中國人民的智慧和潛力進一步發掘出來，那才是更加巍巍壯觀的事業，好戲還在後頭呢。我們應該自信地、從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視一下西方，看看他們制度的長處在哪裏，短處在哪裏，再對照一下中國，我們的長處在哪裏，短處在哪裏，從而搞清楚，對于西方的東西，哪些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哪些應該反诘和揚棄，最終則都是為了走出一條适合中國自己情況的政治發展道路，一條能使中國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樂的康莊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