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1)

我們珍視與西方的關系，也願意學習其一切長處，但我們拒絕傲慢與偏見。我們對西方話語的态度不是俯視，把西方話語看得一無是處、全盤否定；也不是仰視，把它奉為金科玉律，全盤接受；而是平視，用中國人“實事求是”的核心價值觀對其逐一加以審視。中國的真正崛起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失語”的不會是中國，而應該是“話語霸權主義”。

一、誰創造了人類普世價值？

讀西方人過去寫的歷史，會發現整個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話語權的歷史，其背後折射出的是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的數百年之久的強勢地位。法國哲學家福柯不無挖苦地說：你談論什麽并不重要，關鍵是誰在談，話語的強弱是由話語者的強弱所決定的。既然西方數百年來一直處于強勢地位，那麽其話語地位也就自然占了主導地位。當年歐洲人企圖滅絕美洲的印第安人，其解釋就是不得已而為之；當年歐洲人販賣黑奴，其解釋就是那個時代誰都這麽做；當年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貪婪掠奪，其解釋就是為了傳播現代文明；後來的種族主義、種族隔離，也都經過了詳盡和理性的科學論證。現在畢竟是21世紀了，世界變了，中國變了，西方也變了不少，雖然在話語權問題上，西方話語仍占主流地位，但越來越多的不同聲音正在出現，這是好事情。

“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源于西方的觀念，只要不被濫用，都是好東西。中國人過去反抗西方列強的欺辱，堅持的也是這些理念，并在這個過程中，豐富了它們的內涵。這些理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在中國走向富強的進程中，它們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作為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其解釋權也屬于各國人民，而非少數幾個國家。否則就可能出現各種荒謬，比方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使4億多人脫貧，會被認為與人權進步無關，而美國大舉入侵伊拉克，無數生靈塗炭，則被看作是捍衛人權。世界在進步，中國在崛起，那種誰擁有強權就擁有話語權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

這裏首先要糾正一個歷史偏差。西方現在的主流話語稱：西方一直致力于推動“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不少人也以為當年歐洲的啓蒙運動、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這是有悖于歷史事實的。1789年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法文叫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其中的“人”和“公民”（l’Homme和Citoyen）在法文裏，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确切地說是男性白種人，不包括婦女，不包括有色人種，不包括華人，不包括窮人。在這個《宣言》通過兩年之後的1791年，一位名叫奧林匹·德古吉（Olympe de Gouges）的偉大法國女性，駭世驚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但她卻被送上了斷頭臺，她所希望的婦女投票權直到她死後一個半世紀才在法國實現。

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也一樣。美國的國父們的确是一批很受尊敬的人，但他們也都是歐裔男性富人，不少還擁有黑奴。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間的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婦女、奴隸、華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窮人，保留奴隸制也是美國國父們經過辯論後作出的選擇。從17世紀開始的兩個世紀中，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是西方推崇的“普世價值”，他們談的自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包括了販賣奴隸的自由，包括了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國傾銷鴉片的自由。美國的南北戰争（1861—1865）廢除了奴隸制，值得肯定，但戰後雙方還是作了政治妥協，認為美國“統一”的價值高于黑人“自由”的價值。美國不久又頒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種族隔離的制度。這套踐踏人權的制度在美國又持續了近一個世紀。

從1870年左右開始，随着民族國家的興起和世界範圍內對財富的掠奪，歐洲主要國家經歷了迅速的經濟發展，但也埋下了失敗的伏筆。當時的歐洲各國迷信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以惡報惡，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文明遭受重創。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文明幾乎毀于一旦。

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個比較文明的歐洲實際上是僥幸才保存下來的。這種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納粹德國還沒有發明原子彈，包括了俄羅斯民族和中華民族為世界反法西斯戰争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犧牲。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以3 000萬人傷亡的巨大民族犧牲捍衛了自己的獨立，同時也幫助捍衛了歐洲文明。如果當時的中國政府，像一些歐洲“民主”國家那樣在法西斯進攻面前紛紛投降的話，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輕易地拿下中國，然後與德國分進合擊拿下蘇聯，再以中國和蘇聯的巨大資源為後盾來稱霸世界，歐洲文明還能保留多少？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事業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犧牲，在西方還遠遠沒有得到承認。英國首相丘吉爾1945年和西方領導人交談時，對中國根本就不屑一顧，提及“中國人”，他用的還是那個對華人帶有嚴重種族歧視的字眼“Chinaman”。

但是公平地說，經歷了這些災難之後，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終于開始了深刻的反省，并對歐洲的很多主流價值重新作了評估和篩選，把壞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與國際社會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世價值，這才有了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個《宣言》确認了人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都應該享受人權的原則。至此，我們才可以說國際社會真正開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偉大進程。

但歷史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在《世界人權宣言》誕生之後，種族主義理念還是繼續主導着西方的國內外政策。比方說，為了維護其殖民統治，法國又發動了極其殘酷的越南戰争和阿爾及利亞戰争，直到最後實在是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願地放棄了這些殖民地。同樣，美國黑人不堪再忍受種族歧視，于1960年代掀起了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馬丁·路德·金1963年大聲疾呼：“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将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标準的國家。”而這離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獨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遙。

追溯這些歷史并非要貶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獻在歷史上曾發揮過的關鍵作用，也無意貶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經取得的進步，而是要準确地找出今天普世價值的來龍去脈，澄清某些認知上的盲點，确認“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過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覺自願，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經過長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漸把這些本屬于世界上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西方國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價值，其內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動過程中被大大豐富了。

從上面對普世價值來龍去脈的敘述中，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啓發：第一，所謂普世價值的概念在西方得到真正确認的歷史并不長，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國開始在法理上真正允許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樣的“自由、民主、人權”開始，那麽也只有40多年時間，比我們改革開放只多十來年。所以普世價值還是個新鮮事物，需要我們共同呵護，中國為其作出自己的貢獻也正當其時。

第二，西方對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采取了一分為二的态度，放棄糟粕的東西，繼承優秀的東西。比方說，西方已被迫放棄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在西方曾經非常風光的“普世價值”，又對“自由、民主、人權”作了對自己有利的解釋，雖不完美，但還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進步。相比之下，我們不少國人對中國自己的傳統還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認為整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專制史，一切要推倒重來。實際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學者否認在過去的2000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至少在1500年內，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領先于當時的西方。西方整個文官制度也是從中國借鑒來的。歐洲啓蒙運動的一個主要思想來源就是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诠釋。伏爾泰特別贊賞中國人的宗教觀：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宗教戰争，而歐洲歷史上宗教戰争打了上千年。

我們今天完全可以在一個與世界良性互動的基礎上，用今天的眼光來認識和發掘我們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資源，這是一個尚未充分開發的巨大智慧寶庫，對重塑民族魂，對解決中國和世界面臨的許多挑戰，對新的普世價值的形成，都會産生巨大的影響。

二、應該失語的不是我們

促進普世價值的過程本應繼續是一個不同文明取長補短的互動過程。但是西方主要國家總想壟斷這些價值的解釋權，搞“話語霸權主義”，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例如，他們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樣、操作精致的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還編造了一個神話：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創造了西方今天的財富。實際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資源消費量是發展中國家30多倍的基礎之上的。不信的話，你去掉這30多倍的差異，再看看西方的人權會是什麽水平？而西方的財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義之財？光是根據那幾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當年被迫支付給英國的戰争賠款就足以在當時的英格蘭建立一個完整的養老保險體系，而西方列強在那個時代強加給中國的可是1 000多個不平等條約呀！當然，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世界上總有一些人心甘情願地接受別人的話語壟斷，于是就有了蘇聯的解體（也有了俄羅斯後來的頓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潰，就有了第三世界的衆多劣質民主和混亂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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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在推銷自己“自由、民主、人權”話語的時候，很少提及自己財富積累的真實過程：英國有個港口城市叫利物浦，這個城市在1800年左右成為整個英國最富裕的城市，靠什麽富裕起來了？靠的是奴隸貿易。當時整個英國80％的奴隸貿易，歐洲40％的奴隸貿易，都從這裏經過。歐洲的商人們用美洲的棉花、糖、煙葉換取非洲的“黑奴”，一本萬利。主要發達國家在其資本迅速積累的百年間，對外奉行的野蠻的殖民主義，對內享有選舉權的人幾乎從未超過本國人口的5％。2001年我去南非德班參加世界反對種族主義大會，不少非洲國家代表發言，要求西方國家為奴隸貿易進行道歉和賠償，他們提出的賠償額度為：777萬億美金，約等于今天美國經濟總量的50倍。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怎麽計算出來的，但索賠數額之大，是不容質疑的。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曾于2008年初正式向幾百年前受害的澳大利亞土著人表示了道歉，令人感佩。如果西方的政治領導人都有這樣的勇氣和良知，我們這個世界就可能變得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道一些，更加和諧一點。但事情沒有這麽簡單。2008年3月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埃及代表整個非洲集團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題為“從誇誇其談走向實際行動”，其內容是呼籲世界各國，采取具體行動來消除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現象。其中提到：歡迎澳大利亞政府正式道歉這一“劃時代的歷史性舉動”，“歡迎澳大利亞政府對過去給其土著居民造成沉重傷痛、苦難和損失的法律和政策表示正式道歉”，并“促請尚未這樣做的國家政府向過去和歷史上不公正的受害者進行正式道歉，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愈合創傷、取得和解”。這一決議草案遭到了西方代表的反對。歐盟發言認為此提案的語言不妥，不應該把一部分國家單獨列出來進行批評。

實際上，我在意的并非西方一定要就過去的錯誤，包括鴉片戰争，作出正式的道歉，歷史畢竟是歷史，我們應該向前看，但我比較在意的是西方是否能夠從自己過去的歷史錯誤中吸取教訓，改變那種總是自以為是、惟我獨尊、自己永遠正确的心态。“自由、民主、人權”是好東西，但如果只能照西方的模式來界定這些概念，并且不分時間、地點、民情、發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強加于人的話，從本質上看，和過去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心态無異，結果就造成了今天世界上類似伊拉克這樣的悲劇。

西方謀求話語霸權現在面臨着三個困境。一是國際政治中的困境，中國、俄羅斯等有影響力的國家都堅決拒絕西方的話語霸權，并積極發展自己的話語權。二是實際操作中的困境，美國入侵伊拉克，推銷“大中東民主計劃”，結果陷入泥沼、騎虎難下。西方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推動的“顏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這些國家更加動蕩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問題上束手無策。面對棘手的全球性挑戰，如貧困問題、戰争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文明沖突問題等，西方價值觀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對策。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為貧困；美國主導的“民主輸出”模式使世界變得更加動蕩不安；恐怖主義對美國、對世界的威脅有增無減；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文明沖突”愈演愈烈。

而這一切困境的背後是全球化環境下西方政治話語的蒼白。西方文明有其長處，值得我們學習，但也有其短處，特別是過多的自我中心，過多的對抗哲學，過多的好為人師，缺乏一點中國文化中的“整體觀”、“辯證觀”和“天下觀”，怎麽能指望這種狹隘的政治話語來解決今天這麽錯綜複雜的世界性難題呢？倒是中國的崛起，特別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為解決世界性的問題帶來了一些希望。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和消除貧困的經驗廣受好評；中國在對外關系中奉行的“互利雙贏”理念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中國“和諧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為解決世界“文明沖突”這個難題提供了寶貴的思路。在這些問題上，不是中國接受西方話語的問題，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話語僵化的問題，是西方最終要接近甚至接受我們話語的問題。

前面已經說過，普世價值是個不斷演變和發展的過程，因為人類所面臨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需要更加豐富的價值觀來引導和處理，中國應該為豐富普世價值作出自己的貢獻。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已顯然不足以應付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為什麽“和平”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沒有和平，還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權”？為什麽“良政”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民主是手段，最後都應落實到良好的政治治理。為什麽“和諧”不能成為普世價值？以強調“對抗”為特點的西方文明難道不能從講究“包容”的中國文化中受到啓迪嗎？為什麽“消除貧困”不能成為普世價值？現在世界上饑民人口超過發達國家人口總和，“消除貧困”應當成為普世價值。總之，普世價值的探索和發展正未有窮期，一旦超越西方話語，我們就海闊天空。

法國政治學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2007年在美國《外交》雜志上撰文，稱當前世界存在着“三種情緒”：一種是歐美國家的“憂心忡忡”，他們憂心恐怖主義，擔心經濟衰退，害怕失去競争力，也害怕失去影響力。一種是伊斯蘭國家的“屈辱之感”，他們感覺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國家過多的欺辱，這種深深的屈辱感已轉化為對西方的仇恨。另一種是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充滿自信”。他認為中國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國內外沖突，專心致志地發展自己，綜合力量迅速崛起。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當年曾揚言要抵制北京奧運會。其實，中國對此不必太擔心。2006年曾在北京舉行過一次中非高峰會，來了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西方世界當時驚呼自己被中國邊緣化了。西方對中國在第三世界影響的擴大憂心忡忡，因為他們也意識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着資源、市場和機遇。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國家自己。

我們珍視與西方的關系，也願意學習其一切長處，但我們拒絕傲慢與偏見。我們對西方話語的态度既不是俯視，把西方話語看得一無是處，全盤否定，也不是仰視，把它奉為金科玉律，全盤接受，而是平視，用中國人“實事求是”的核心價值觀對其逐一加以審視，一部分要學習，一部分要借鑒，一部分要反诘，一部分要揚棄。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維系了數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其真正崛起必将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這個歷史性的進程中，“失語”的不會是中國，而應該是“話語霸權主義”。

三、也談人權

日內瓦有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過去叫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每年開會，都會引來大量的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有要求禁止地雷的，有關心日本“過勞死”的，還有支持同性戀的，各種各樣，五花八門，好一番熱鬧。外交官們也很辛苦，會場內外，忙來忙去，常常幾天幾夜睡不好覺，為了一些有争議的決議草案進行沒完沒了的磋商，然後拖着疲憊的身軀來到會場，不少人簡直就是昏昏欲睡的樣子。這時如果會場上突然來了個“攪局”的，大家的精神都會為之一振。2008年3月28日下午就有那麽一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讨論歐盟提出的一個決議草案，內容涉及聯合國保護言論自由報告員應該獲得什麽樣的“授權”。

歐盟代表自我感覺良好，從居高臨下的道德高度，詳細介紹了自己的決議草案，認為這個決議草案不應有任何争議，故提議不經表決通過。這時老資格的埃及大使發言了，而且是代表着有57個成員（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伊斯蘭國家會議組織。他說，衆所周知，最近出現了丹麥畫家醜化真主穆罕默德的漫畫事件，西方一些國家以言論自由加以辯護，對全世界的穆斯林造成了深深的傷害，我們認為這是濫用言論自由，應該受到譴責，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一個修正案，要求聯合國保護言論自由報告員，調查并向人權理事會彙報世界上“濫用言論自由的權利，構成種族或宗教歧視行為”的情況。

斯裏蘭卡大使接着發言，他是科倫坡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講話總是那麽不卑不亢，像是在講堂上給自己的學生授課。他說這個修正案好，因為權利與義務之間要有某種平衡，否則會出現大問題。現在是全球化的世界，信息一瞬間就傳遍全世界，發達國家裏一些人可以以言論自由為名，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而發展中國家內就會立刻出現罷工、罷課、罷市，甚至厮殺。埃及的這個修正案能使歐盟的這個決議變得更加全面。歐盟代表發言反對，認為這純屬另外一類問題，不應該放在這裏讨論。

這時古巴代表發言了。古巴外交官在國際場合老是遭到西方的責難和攻擊，所以能言善辯者不少。古巴代表說，這個決議案中有這麽一句話：“承認一切形式的媒體，包括出版、廣播、電視和因特網等，在行使、促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說應該在“行使”這個詞之前加上“公平和公正地”，整個句子也就改成了“承認一切形式的媒體，包括出版、廣播、電視和因特網等，在公平和公正地行使、促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下面傳來一陣笑聲，知道這句話把原文的意思給“閹割”了。歐盟代表堅決反對。最後主席裁定要進行表決。歐盟代表則要求休會，大概想拖延一下，以求改變這種失控的局面。但埃及大使不買賬，大聲地說，主席剛才已經宣布開始了投票，根據議事規則，這個行為必須進行下去。歐盟代表無奈。表決的結果是：32票贊成，0票反對，15票棄權（歐盟成員等投了棄權票）。這樣，這個最初由歐盟提出的關于言論自由報告員授權的文件，變成了聯合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包含了防止濫用言論自由內容的文件，其意義非同小可。看來西方話語壟斷權在CNN和BBC等媒體中還可以存在下去，但是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內已經越來越行不通了。

言論自由是好事，但言論自由和言論責任确實應該成正比，有自由，就一定要承擔與自由相适應的責任，絕對自由，就和絕對權利一樣，會導致絕對腐敗。以言論自由為例，在西方大部分國家裏，歌頌希特勒也是違法的，挑動民族仇恨也是被禁止的。但是各個國家在言論自由的幅度上，确實差異很大。中國言論自由總體上在朝着更加開放的方向走，只要你比較一下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情況，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這是個大趨勢，随着網絡世界的發展，随着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強，這個趨勢還會繼續下去。

剛才提到的這個濫用言論自由的問題，在2008年西方媒體對西藏事件的不實報道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激起了全球華人的憤慨。西方媒體應為此承擔自己的責任。新聞和言論自由被濫用，煽動了民族仇恨，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鐵托在世的時候，他教育南斯拉夫民衆，不分族群，大家都是南斯拉夫人，彼此平等尊重，和睦相處，但後來這一切被西方推動的所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所否定，各個族群随即都開始強調自己的權利，民粹主義政客一個接一個被選上了臺，結果導致了族群厮殺和國家解體。從中國的情況來看，雖然少數民族只占中國總人口的8％，但他們居住的面積涵蓋了大半個中國的領土。在言論自由的界定中，我們一定要禁止煽動族群仇恨，一定不能像西方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樣，使一個團結的中國變成一個分裂的中國。

2008年8月，舉世矚目的奧運會在北京舉行之際，在羅馬也舉行了一場關于全球治理創新的研讨會，一位來自美國的學者問我，中國奧運會的口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樣的人權”？我說：“很好，但這還不夠，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樣的選票，讓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起來選舉美國總統？”他猶豫了。其實，各種全球問題治理之所以困難重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總想當全世界的法官，但拒不接受世界人民的監督。西方不少人總認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羅斯人更了解俄羅斯，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養成了指手畫腳、亂開藥方的陋習，但對自己藥方帶來的後果從不承擔任何責任，這種做法不知已經侵犯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光是一場伊拉克戰争就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光是那個“經濟結構調整方案”就給非洲帶來多少災難？光是一個“休克療法”就給俄羅斯帶來了多少悲劇？

中國走自己的路，把中西方的長處結合起來，國家迅速崛起，雖然仍面臨不少問題，但總體效果遠遠好于照搬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就像争取奧運會金牌一樣，如果你只認可西方一種模式，那麽一個發展中國家大概只能落得個印度的水平，但當你把東、西方的長處融合起來，就出現了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這對中國的人權事業和其他方面的進步都有啓迪。

記得2005年在倫敦舉行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英國女學者曾這樣問我：西方普遍認為中國的人權情況每況愈下，您怎麽看？我說：“第一，讨論中國的人權，一定要先問問中國人，而不是問美國人和歐洲人，否則您會犯常識性的錯誤。您不妨問一下您在歐洲遇到的任何中國人，也可以去中國與您見到的所有中國人了解一下：中國的人權究竟是好了還是壞了？從我自己了解的情況來看，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他們現在的人權狀況比過去要好。

“第二，中國使得4億多人脫離了貧困，現在正努力實現13億中國人的全民社保。30年前，中國人擁有一塊手表都是奢侈，而今天中國民衆的住房自有率已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希望您在研究中國人權的時候，既看到中國的問題，也看到中國的成績，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特別是不要忽視大多數中國人自己的感受。

“第三，中國确有自己的人權問題，需要不斷糾正和改進，中國也可以從英國、從西方借鑒不少好的做法。中國這30年一直在學習別人的長處，今後還要繼續這樣做。但是西方也要努力去解決自己諸多的人權問題。我在您的國家生活過，知道英國至今還沒有實現男女同工同酬，做同樣工作的女士比男士的收入要少20％到25％，這是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第23條第2款的。作為一個英國女學者，您不妨也花時間關心一下這個問題，捍衛一下您自己的權利和您的英國婦女同胞的權利。”

如果持平地看一看中國與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大概有這麽五個特點。第一，聯合國界定的人權，主要指政治、公民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西方傳統上，在對外交往中，只強調政治和公民權利，忽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美國不把這後三種權利看作人權。這方面，美國真是嚴重落伍了，連很多歐洲人都看不下去。如果我們采用的不是美國自己制定的狹隘的人權标準，而是聯合國确定的人權标準，美國的人權問題應該是發達國家中最多的，比方說，3億人口的美國竟有近5 0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更不要說伊拉克戰争所造成的大規模侵犯人權了。

第二，西方喜歡從法律角度來讨論人權，認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權問題才可以算是人權問題，但是在對外政策中，又總是把法律問題政治化。采取法律的方法，在法制較健全、律師數量充足的國家裏比較容易做。而在法制較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據我觀察，應該在推動法制建設的同時，注意通過政治方法來促進人權，這樣做更容易取得成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消除貧困。美國不認為這是人權，歐洲人權界還在争論這屬不屬于人權，而中國從政治上認定這不僅是人權，而且是核心人權，并在實際行動中這樣去做了，所以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并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繼續引領世界潮流。我曾就此當面請教過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女士，她個人也認為消除貧困最終應成為人權。

第三，西方總是說人權是個人的權利，甚至否認集體權利的存在。中國人則認為這是荒謬的。中國人的哲學觀決定了，有個人的，就一定有集體的，這是哲學上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