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章節

【全本精校】《常言道（出書版）》作者：餘世存

內容簡介

《常言道：近代以來最重要的話語錄》出版之後，引來衆數讀家和媒介側目。讀史有方法，玩索有興味。作者自身經驗：遍觀近代正史野史，爬梳剔挾之餘，每成一則，不獨欣然成誦，輾轉反側，更可以反複征引，和其他無數的歷史細則，相與溝通并互見發明。此中之苦樂砥砺自知，心中塊壘或為之高築，或為之澆析，曼殊上人和绀弩散人都曾為此“無端狂笑無端哭”。吾人以史為教，西人更有所謂讀史使人明哲、在此跳舞等說，歷史既為材料，又為形式質地，跟人心相遇，有感即通，确鑿可以成全有質地之新人。是以教化教育教學革新之道，莫過于回向歷史：《非常道》出版後，跟風不斷，可謂明證。餘既始作其俑，難免龍種之望，而打扮歷史無知歷史之投機取巧人格，仍充斥市場，感慨系之，因再秉雜糅并舉之餘緒，更出機杼，作《常言道》一書，體例翻新，條陳細察，涓滴申說。為吾人近代史再三複意。讀家或可哂察。

通者，有不可言言...

一、大學

20世紀50年代初，留英回來的王竹溪（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到山東大學講學，講座中途，束星北走到臺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他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邊解釋錯在哪裏。一口氣講了大約四十分鐘。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邊。

校領導為此找束星北談話，束星北說：過去大學都是這麽做的。

1914年11月初，梁啓超在清華作題為《君子》的演說，引用了《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勉勵大家，希望清華學子能夠“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大家深受鼓舞，從此清華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校訓。

梁啓超推薦陳寅恪先生為清華國學院導師，校長曹雲祥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廖廖數百字有價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

姜亮夫回憶民國時期的清華大學時有這樣一段記述：“在清華這個環境中，你要講不正經的話，找一個人講肮髒話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學生同先生、同學與同學，碰見了都是講，某個雜志上有某篇文章，看過了沒有？如都看過兩個人就讨論起來，如一方沒有看過，看過的就說這篇有什麽好處，建議對方去看。”

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時，範源濂任次長，他們辦教育的方法相對立。範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麽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麽能有好的大學？所以我們的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蔡元培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裏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裏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勵人”；三是敬愛師友，“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于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

蔡元培談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學教育的目的與觀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學習趣味化，激起人們的求知欲望，我們決不把北大僅僅看成是這樣一個場所——對學生進行有效的訓練，訓練他們日後成為工作稱職的人。……這所大學還負有培育及維護一種高标準的個人品德的責任，而這種品德對于做一個好學生以及今後做一個好國民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

蔡元培在回複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談到了自己的兩種辦學主張，第一條便是：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他說：“大學之大，因其無所不包，各種言論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罵。如各有主張，盡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張之長處，不必攻擊或排斥他種主張。”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當即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麽，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劉師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變革命，甘願充當奸細，出賣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極力為之辯護：“劉申叔，弟與交契頗久，其人确是老實，确是書呆！”章太炎也說：“今者文化陵遲，宿學凋喪，一二博通之才如劉師培輩雖負小疵，不應深論。殺一人無益于中國，而文學自此掃地，使禹域淪為夷裔者，誰之責耶？”民國成立後，蔡元培和章太炎聯名在報紙上刊登啓事，尋找劉師培：“劉申叔學問淵深，通知古今。前為宵人所誤，陷入樊籠。今者民國維新，所望國學深湛之士，提倡素風，任持絕學。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難測，如身在他方，尚望發一通信于國粹學報館，以慰同人眷念。”幾年後，劉師培又襄助洪憲帝制，為時人不齒，但蔡元培仍延請他在北大教書。

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學生，五四時期，許多女學生要求入學北大，蔡元培公開表示支持，但不久蔡元培暫離北大。1920年，代理文科學長陶孟和準許了9名女生入校旁聽，引起社會上的議論和教育部的批評，甚至總統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當局，認為國立學校應該保持“崇高的道德水準”。但是當時并無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經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憑這一點，沒有請求政府的許可，便正式批準了那9名女生注冊為北大正式學生。但事實上，美國和中國基督教徒合辦的廣州嶺南大學早在1918年就已經開始男女并校了。嶺南大學即今天中山大學的前身。

“五四”運動中，學生的表現日益激進，胡适和蔣夢麟乃聯名發表《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文中寫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抛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幹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胡适《領袖人才的來源》論及：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具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別無他途。

辜鴻銘剛到北大任教的時候，學生們看到他腦後拖着一條長長的辮子，都忍不住哄笑起來。而他，則不動聲色地走到講臺上，向下面的學生打量一番後，慢條斯理地說：“你們笑我，無非是因為我的辮子，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同學腦袋裏面的辮子，就不是那麽好剪的啦。”

一席話把學生統統鎮住了。以後上課就沒人敢笑話他了。

蔣夢麟說：“我在大學中搞了幾十年，經過許多風潮，發現了一個規律：一個大學中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在這三派勢力中，如果有兩派聯合起來反對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敗。”

陳寅恪每次講課，開宗明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1924年，梁漱溟離開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