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章節

例說：“炖肉要慢火，長炖，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爛又好吃。若心急，一會兒揭開看看，一會兒揭開看看，這鍋肉是炖不好的。”

梅贻琦校長1931年在清華就職演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梅贻琦從1931年到1948年一直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有人問梅贻琦有何秘訣，梅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黴）！”

蔣夢麟校長上任之初，即叮囑文、理、法三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人才。”

“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紀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三·一八慘案”的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竺可桢任浙江大學校長，一次聯歡會上，有人請他“訓話”，他說：“訓字從言從川，是信口開河也。我不訓話。”

馬寅初先後任浙江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名譽校長，因寫《新人口論》而受批鬥。全國圍攻之時，馬寅初的牛脾氣又起來了，說：“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衆，自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止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我個人被批判是小事，沒什麽，不過我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幾十年以後，事實會說明我是對的。”

幾十年後，果然證明他是對的。

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鐘孫說：“每一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個運動名目不叫鬥争，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分子就心驚膽跳。對于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個興朝勝世是這樣糟蹋知識分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分子究竟造了什麽孽而致遭受這麽大的禍殃！”

張百熙是京師大學堂第一任管學大臣，對北大而言，功勞決不在蔡元培之下。張一上任即邀請吳汝綸任總教習，三顧茅廬，吳仍拒絕，張竟當場跪下，直到吳答應方罷。但吳汝綸要求先到日本考察，不料剛從日本回國就去世了，真稱得上是“千金市骨”了！

蔣百裏29歲時任保定軍校校長，他到校視事的第一天，向學生們訓話，較為簡潔：“今天方震到校，有兩件事向同學們一談：一點關于精神方面，一點關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明責任。”

蔣百裏在校長任上時，受到北洋政府尤其是徐樹铮的掣肘，財力時難為繼。蔣便召集學生訓話：“我初到本校時，曾經教導你們，我要你們做的事，我也必須做到；你們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須做到。你們辦不到，我要責罰你們；我辦不到，我也要責罰我自己。現在看來，你們一切都好，沒有對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卻不能盡校長的責任，是我對不起你們。”說完，拔出手槍，對着胸口就是一槍，幸虧搶救得時，悲劇得免。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學校長及省監學等職，有一年中學學生畢業，省府派李為主試委員，李認真考試，學生恨之。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頓，臨走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李被人扶起，大聲說：“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後裹傷上堂，繼續考試，學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試。

1929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當校長，支持進步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到安慶召見他，責令劉交出共産黨員名單。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産黨。”蔣說：“你這校長是怎麽當的？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毫不相讓：“提起總理，我跟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哩！”

1926年“三·一八”慘案中，學生被打死47人，傷200多人。文化界如蔣夢麟、傅斯年、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達了憤慨。多年後，傅斯年遇到了鹿鐘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說：“從前我們是朋友，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傅斯年說，“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傅斯年在談到北大的幾位校長時認為：蔣夢麟學問不如蔡元培，但辦事卻比蔡高明；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适，但辦事比胡适高明。蔡、胡的辦事，真是不敢恭維！蔣夢麟又對傅斯年說：“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就任臺灣大學校長時說：“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它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說，“大學是一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按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為學校前途記，決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

為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傅斯年拒絕權貴子弟降格入學。為此，他特地在校長辦公室門上貼上一張字條：“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傅斯年！”

三、傳道

馬衡在北大講“金石學”，帶學生去故宮看商周青銅器。學生問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馬衡說：“若要知道什麽是真的，先要知道什麽是假的。”學生又問：“那麽，又何以知道什麽是假的呢？”馬衡說：“若要知道什麽是假的，先要知道什麽是真的！”

梁啓超說：“吾愛孔子，吾更愛真理。”

1929年，梁啓超身體漸趨惡化，學生謝國桢和蕭龍友勸他停止工作，加強休息。梁說：“戰士死于沙場，學者死于講壇。”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謝國桢因病住院，猶堅持看書不已，蕭龍友的兒子蕭璋去看他，勸他養病期間不要看書，注意休息。謝說：“戰士死于沙場，學者死于講壇，師訓不可違！”

章太炎、劉師培、黃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學問，有一次，劉師培感嘆自己生平沒有資質優秀的弟子堪當傳人，黃侃即朗聲問道：“我來做你的關門弟子如何？”劉師培以為黃侃只是開玩笑，便說：“你自有名師，豈能相屈？”黃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認為我有辱門牆，我就執弟子禮。”第二天，黃侃果然用紅紙封了十塊大洋，前往劉家磕頭拜師。有人認為黃的學問更勝于劉，不必自輕身份，黃說：“《三禮》為劉氏家學，非如此不能繼承絕學，此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黃侃只比劉師培小兩歲。

王闿運就任尊經書院的第一天，就對學生傳授學經的方法，說：“治經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數義，不當虛衍卦名；于《書》，必先斷句讀；于《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不足以頒學官，傳後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後治《春秋》。”又說：“說經以說字為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字為貴”，“文不取裁放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

辜鴻銘曾經教授記憶之法，謂第一步是感動（impression），第二步是保留（retention），最後一步是回憶（recollection）。當外國人向他請教因何有如此記憶力時，他說：“你們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我們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

陳寅恪執教于中山大學時，講課時校內教授旁聽者常多于學生，陳因有“教授之教授”的稱謂。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陳寅恪的家裏，汪錢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