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章節

導都有效，要養成自問自答自己鑽研的習慣。”

吳世昌先生說：詞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讀懂的。有一條經驗：要讀原料書，少讀或不讀選集和注本，要獨立思考，才不至于上當受騙。

梁漱溟少時讀書無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學》，将人類文化分為中、西、印三大類型加以讨論，為絕對獨創。蔣百裏稱之為“震古爍今之著作”，胡秋原認為該著“有獨創的意義和可驚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只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啓、文化早熟的缺欠。

1966年，紅衛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與人生》手稿沒收，梁寫信給毛澤東說：“若此稿毀卻，我生于斯世何益。”在毛澤東的安排下，該手稿得以退還。1975年，梁漱溟終于完成了這本《人心與人生》，其中有雲：“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見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內，将大行其道于共産主義末期。”

三十年代初，吳健雄在中央大學物理系學習時，他的老師施士元教授是居裏夫人的博士生。施士元經常向學生講述居裏夫人的種種轶事，從此吳健雄以居裏夫人為偶像，數十年後，吳健雄被稱作“中國的居裏夫人”。

熊十力誡張中行語：“每日于百忙中，須取古今大著讀之。至少數頁，毋間斷。尋玩義理，須向多方體究，更須鑽入深處，勿以浮泛知解為實悟也。”

張季鸾生前曾傳授給王芸生二十字秘訣：“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

吳清源說：圍棋本身不是一個武的東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圍棋跟政治沒有關系。

張中曉說：“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辦法是使自己發光。”

高僧大德淨空老和尚回憶他當年跟方東美念書時候情景：

我二十六歲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方先生給我講課的時候，最後一個單元是佛經哲學。他告訴我，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裏面的最高峰，古今中外的哲學都沒有辦法跟它相比。方先生說：“學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20世紀20年代，魯迅在廈門平民學校成立會上說：“沒有什麽人有這樣大的權力：能夠教你們永遠被奴役。沒有什麽命運會這樣注定：要你們一輩子做窮人。你們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啓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一文中說，抗戰勝利後因有人推薦他去北平當局任職，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詢老師陳垣意見，援庵先生說：“學校送給你的是聘書，你是教師，是賓客；衙門發給你的是委任狀，你是屬員，是官吏。”

1980年11月，林同濟在伯克利大學演講“對中國人心靈的尋求”。他對觀衆如此致意——容我這樣說吧，中國人認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挂聯起來，你就變成某種神聖的事物。你對宇宙作出了終極忠誠的承諾，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師聚合了，這就是中國之道。

四、為學

1943年，徐複觀初次拜見熊十力，請教熊氏應該讀什麽書。熊氏教他讀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徐說那書早年已經讀過了。熊十力不高興地說，你并沒有讀懂，應該再讀。過了些時候，徐複觀再去看熊十力，說《讀通鑒論》已經讀完了。熊問，有什麽心得？于是徐便接二連三地說出許多他不太滿意的地方。熊十力未聽完便怨聲斥罵道：“你這個東西，怎麽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麽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麽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比如《讀通鑒論》，某一段該是多麽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

魏源得到儒家經典《大學》的古文，一見之下，欣喜若狂，連夜苦讀。等湯金钊前去探望時，只見魏蓬頭垢面，發辮不整，亂草般的發絲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領破舊的長袍，不着馬褂，上面亦是污跡斑斑，腳上随便穿一雙舊得發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襪。往日沉穩嚴謹的清貧才子無跡可尋，魏混然一個浪跡街頭的乞丐，湯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尋到一冊古本《大學》，甚是喜歡，抄錄全篇又将之與今文《大學》相校相勘，不知已過了如許時日。”

姚學塽極為贊賞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為師，姚不允，辭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為你之師？”魏源道：“師學識淵博，又具極其寬容之治學之境，當為我之師。”姚說：“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計？”

林纾自幼十分刻苦，曾在居室的牆上畫了一口棺材，旁邊寫道：“讀書則生，不則入棺。”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致辭說：“兄弟小的時候，因讀蔣氏《東華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心中發憤，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裏第一恨事。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達。”

章太炎雲：“大國手門下，只能出二國手；二國手門下，卻能出大國手。因大國手的門生，往往恪遵師意，不敢獨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顧炎武門下，高者不過潘耒之輩；而二國手的門生，在老師的基礎上，不斷前進，往往能青出于藍。如江永的門下，就有戴震這樣的高足。”黃侃在音韻學方面，已較乃師章太炎為高，亦是實例之一。

梁啓超曾說讀龔自珍詩文“如受電擊”，他自己的文字也達致了這一閱讀效果，他“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裏、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使得梁啓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

梁啓超評其師康有為：“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于學術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注腳，群山皆其仆從之概！”

張之洞在《勸學篇》卷首寫道：“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此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大概。

廖平讀書避短就長，專從“思”字上下功夫，從傳統的死記硬背中解脫出來，采用默識理解的科學方法，這是他一生學術所以創見獨多，見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後來回憶這一轉變說：“予素無記性，幼讀五經未完，然苦不能成誦，棄學。師許以不背，乃複從學，故予後專從思字用功，不以記誦為事。心既通其理，則文字皆可棄，至于疑難精要之處，雖不能通其詞，然亦默識其意。”

梁啓超這樣評論王國維：“學者徒歆其成績之優異，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別有大本大原在。先生之學，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嚴正之學者的道德貫注而運用之。”

張伯苓辦教育，重事功而輕學術。經濟學家何廉強調統計的重要性，張便問他：“你用這些數字幹什麽？你想發現什麽？”何答：“我的統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用科學方法複興中國。”張說：“你的方法常使像我這樣的人用顯微鏡找大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們能在中國做什麽，我覺得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做，而無需去精研這些數字。假如我們想從城裏修一條公路到校區，難道也需要統計調查嗎？”又有一次，張問人類學家李濟：“人類學的好處是什麽？”李濟當時想對全國人民做頭部測量，聽到張的問話，十分不快，冷冷地回答：“人類學什麽好處都沒有！”次年，李濟就離開了南開。

陳三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