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章節

科學精神，直到晚年，仍能窮理格物及于最纖微之處。他曾取一只病蠅置于案上，徐觀其狀，久久不倦。其詩精深真摯，根源正在于此。

1923年，朱謙之、缪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學生聲明自由聽課，不要北大文憑。這十七個人被稱作“自絕生”，但他們日後大多學有所成。

錢玄同說：“值清政不綱，喪師蹙地，而标榜洛閩理學之僞儒，矜誇宋元椠刻之橫通，方且高距學界，風靡一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隐’之時也，于是好學深思之碩彥、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敗，痛學術之将淪，皆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沉之新知，以啓牖颛蒙，拯救危亡。”他認為其中最為卓越者有十二人：康有為、宋恕、譚嗣同、梁啓超、嚴複、夏曾佑、章太炎、孫诒讓、蔡元培、劉師培、王國維、崔适。他們“或窮究歷史社會之演變，或采索語言文字之本源，或論述前哲思想之異同，或闡演先秦道術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劇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獻之真贗，或抽繹商蔔周彜之史值，或表彰節士義民之景行，或發舒經世致用之精義，或闡揚類族辨物之微旨。”

趙元任是語言天才，他會說33種中國方言，到全國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跟當地人交談。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臘、拉丁等外語，甚至精通這些語言下面的方言，比如他在巴黎講巴黎的土語，到了柏林又有了柏林的口音。他因此得了個“趙八哥”的綽號。

少年時的陳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學者張之洞寫的《書目答問》一書。打開一看，發現這本書開列了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典籍，并作了鑒別，為讀者介紹了學習的門徑。陳垣十分高興，連忙按照書目購買了大量書籍。有人問他：“你買了這麽多書能念得完嗎？”陳垣回答道：“書并不都是要仔細念的。有的是供浏覽翻閱的，有的是供參考備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讀記誦的。有的書要必求甚解，有的則可以不求甚解嘛！”

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講了一件沈兼士講哲學史的趣事：

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那個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我們問他，照這樣的速度講下去，什麽時候可以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顧颉剛在中山大學任教時，以家在北平，向校長戴季陶提出辭職。戴季陶極力挽留，說：“我們這輩人，象樹木一樣，只能斫作柴燒了。我們不肯被燒，則比我們矮小的樹木就不能免了。只要燒了我們，使得現在矮小的樹木都能成長，這就是好事。”顧颉剛大受感動，收回了辭呈，并表态要“留中大幾年”。不過，他回了趟北平，結果，“開了我的書箱，理了我的舊稿，我實在不忍再走了”，于是食言而肥。

蔣廷黻問公認的漢代史權威楊樹達先生：“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麽事，漢代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名聞天下的楊先生面有難色，表示自己從未想過這些問題，書中沒有讨論過。

熊十力長期不和家屬住在一起，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學問。他每天清晨4點起床讀書寫作，中午亦只閉目坐上片刻，書桌邊貼有“說話勿超過3分鐘”的字條。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記：陳蘊珍（蕭珊）曾問金先生：“您為什麽要搞邏輯？”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麽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殷海光對他的老師金岳霖是這樣回憶的：

我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讀書時，在一個靜寂的黃昏，同我的老師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時種種宣傳正鬧的很響。我就問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沒有特定的答覆這個問題。沉思了一會，他說，凡屬所謂時代精神，掀起一個時代的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問他，什麽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說，經過自己長久努力思考出來的東西，比如說，休谟、康德、羅素等人的思想。

西南聯大開學，殷海光選了鄭昕的“哲學概論”，這位教授在德國留過學，對康德哲學有很深的造詣。鄭昕發現殷海光也來聽他的課，就對他說：“你不用上我的課，下去自己看書就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來上課了，他在下面看書自學，期末還得了這門課的最高分數。他選金岳霖的邏輯課，金教授也對他說：“我的課你不必上了，王憲鈞剛剛從奧國回來，他講的一定比我好，你去聽他的吧！”

西南聯大王浩回憶起當年的生活時說：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不論年資和地位，可以說誰也不怕誰。當然因為每個人品格和常識不等，相互間會有不快，但大體上開誠布公多于陰謀詭計，做人和做學問的風氣是好的。例如在課堂上，有些學生直言指出教師的錯誤，而教師因此對這些學生更欣賞。有兩次教師發現講授有嚴重錯誤，遂當堂宣布：近幾個星期以來，講得都不對，以後重講。教師與學生相處，親如朋友，有時師生一起學習新材料。同學之間的競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傷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論，以增進對所學知識的了解。

1933年12月8日，林語堂在上海某大學演講《關于讀書之意見》，他說：“人生在世，幼時認為什麽都不懂，大學時以為什麽都懂，畢業後才知道什麽都不懂，中年又以為什麽都懂，到晚年才覺悟一切都不懂。”

有人從小就使用梁實秋編的英文字典，一次問他，怎樣才能把英文學好，梁回答說：“起碼要翻破我編的三本字典。”

學生請教“格”和“律”的異同，胡小石作譬雲：“格可變，律不可動。就好比每人臉上都有兩眼一鼻一口，這便是不變的律。但每人的眼口鼻都有長短、高低、大小之分，這是可變的格。”

沈從文第一次對書發生趣味，得到好處是五本醫書，從中知道魚刺卡喉時，用貓口涎液可以治愈。第二次對書發生趣味，得到好處是讀《西游記》，培養了他的幻想，他說，使我明白與科學精神相反那一面種種的美麗。第三次看的是部兵書，本來他認為可以世襲雲騎尉，但讀後有了一個轉變，發現自己已沒有拘束別人的興味。沈從文說：“這三種書幫助我，影響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沈從文愛用一個別人不常用的詞：耐煩。他說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煩。

吳世昌先生曾回憶十來歲時，讀杜牧的《阿房宮賦》，舊書沒有标點，一開頭只見十二個字“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怎麽也看不懂。就跑去問比他大四歲的哥哥吳其昌，哥哥并不教他，反問：“六是什麽？”答：“四五六的六。”“王呢？”“國王。”“畢是什麽？”“畢是完了。”“六王畢呢？連起來講。”答：“六個國王完了。”“這不對了，怎麽會不懂呢？”哥哥鼓勵他。這樣一問一答，只有“兀”字實在不懂，哥哥說是“光禿禿”。他問：“四川的山為什麽光禿禿？”“自己想想看。”“沒有樹了。”“樹到哪裏去了？”“砍了？”“砍下來幹什麽？”他看到下句有“阿房出”，便答：“造阿房宮了。”這一下全懂了。

楊伯峻是楊樹達的侄子，黃侃的弟子。他在叔叔的帶領下，十分不情願地磕頭拜黃為師。黃對他說：“我的學問是磕頭得來的。”這指的是黃拜劉師培為師的往事。楊伯峻心結頓解，從此拜服。

洪深說：學生的等級可分為四等。最好的是牛，喂以草料，分泌牛奶。其次是酒壺，灌以液體，可如數傾出，僅有少許遺留。再次是破碗，盛之以水，若如數倒出，則涓滴不剩。最劣為漏鬥，傾以污水，水則流出，渣滓盡留其內。

馮玉祥在常德時，每天學英文兩小時。學習時，即在門外懸一牌子，上書：“馮玉祥死了！”學完後開門除牌，向人說：“馮玉祥複活了。”後來，他可以在美國的街頭用英文作反蔣演說。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赴英國治療眼疾，并應邀在牛津大學講授東方學和漢學，歐洲各大學校的學者雲集牛津，以親聆他講學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數人外，大多不能聽懂。因為陳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