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章節

酬公事，怎麽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梁有點明白了，于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同學舉手！”結果沒有一個人舉手。梁笑着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完向臺下作了一個大揖，飄然而去。

吳稚晖、李石曾在北大組織“八不會”，“八不”即不抽煙、不喝酒、不嫖、不賭、不吸毒、不做官、不貪財、不阿谀。他們邀請熊十力參加，熊十力說：“你們這是結黨，我不幹，我是九不。”

胡适評梁啓超：“任公為我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所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唐德剛認為，胡适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可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相埒。他又評論胡适的人格：“……這些名儒碩彥之中，有胡先生的資質的，大多沒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樣用功的人，則多半沒有他的天資；先天後天都差與胡适相埒的，又沒有他的德性好、人緣好、氣味好。這些都是胡适之的過人之處，都不是偶然的。”

朱家骅托傅斯年請李方桂任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學研究所所長，李堅拒，他說：“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很慚愧，長揖到地，連說：“我是三等人才。”傅當時是史語所所長。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于城裏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裏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裏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裏的狗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裏的狗，在有些方面，比鄉下人亦是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裏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其本人則倡人生哲學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岳霖，金問：“芝生，到什麽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标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現。

馮友蘭曾批評胡适的治學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态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馮友蘭說話有點結巴，但是要言不煩，他曾經比較他和金岳霖的異同說：“我們兩個人互有短長，他的長處是能把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我的長處是能把很複雜的事情說得很簡單。”

錢穆在課堂上批評疑古學派，說：“事有可疑，不專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處。比如有人姓錢，此錢姓便屬古，沒有可疑。近來有人卻不姓錢，改姓‘疑古’，這是什麽道理！”這是諷刺錢玄同“疑古玄同”的別號。有人提醒錢穆道：“錢玄同的兒子正在聽你的課！”不久，錢穆和錢玄同在一個宴會上碰面，錢玄同說：“我兒子很相信你的話，不聽我的！”

紅衛兵洗劫了馬一浮家，馬但求留一方硯臺寫字，紅衛兵不答應，反而猛掴其面。

紅衛兵抄梁漱溟家，将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畫統統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邊冷眼旁觀。但當紅衛兵抱出兩本大部頭精裝本的《辭海》和《辭源》時，梁出來阻止了。他解釋道這兩部書是向外地的學生借的，若燒毀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毫不理睬，輕蔑地說：“不用了，我們革命的紅衛兵，有《新華字典》就足夠了。”由于精裝書不易燒毀，紅衛兵就一頁一頁撕着燒。

陳布雷效忠蔣介石，終于在全盤皆輸的前夕絕望自殺，他代表了中國自古已然的一種“士心”，只怕連對手也不忍以“愚忠”視之。抗戰時，他在給王芸生的信中說：“我如同一個已經出嫁的女人，只能從一而終！”可見，他是一個舊道德意義上的君子。

反右時期，陳夢家出于對古文字的熱愛，說了一句“文字改革應當慎重”，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到河南農村勞動。“文革”開始後，陳夢家遭到殘酷的批鬥，他向一位朋友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了！”于是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不料未死，10天後又自缢而死，足見他已義無反顧。

林彪死後，針對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十分不滿，他認為孔子和林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他說：“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卻不敢相信，我不認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這些道理雖然再明白不過，可是在當時敢于說真話的，竟然只有梁漱溟一人而已。

廢名很佩服其同鄉熊十力，常跟熊談儒道異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讀佛書以後，卻與專門學佛的熊翁意見不合，而且多有不滿之意。有一次，兩人在一起論僧肇，一言不合，大聲争論，外人在外聽得酣處中突然靜止，原來兩人已經扭打在一起，很快廢名氣哄哄地離開熊家。但到第二天，廢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論起另外的問題了。

晏陽初在接受賽珍珠訪談時曾說：“我向全世界提出這一個問題，請求解答。為什麽不能團結所有國家、所有地區的人民以共同打擊我們的敵人——愚昧、貧困、疾病和腐敗政府呢？”

殷海光臨死前，徐複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他對徐複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徐複觀則認為，二十年來，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煩，多半與殷海光有關。得到殷海光死訊時，徐曾繞室彷徨地自言自語：“今後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沒有一個可以談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聽到，立刻責備說：“你怎能說這種話！你說這種話，對得起其他的朋友嗎？”

《吳宓日記》出版前，編者想請已八十多歲的錢鐘書為之作序。錢氏為此寫了一封信給編者，請其将此信“附入日記中”。此時錢氏才在日記裏見到，幾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吳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裏說，“不意使先師傷心如此，罪不可逭，真當焚筆硯矣”。他還說，将此文附入書裏，“俾見老物尚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頭白門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頭牆之外乎！”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記》雲：“解放後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後派汪筏、章士钊、陳毅等來見，勸請移京居住，寅恪不從，且痛斥周揚（周在小組談話中，自責，謂不應激怒寅恪先生雲雲）。”周揚說：“1959年我去拜訪他，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系。他說1958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只隔了半年，為什麽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如何前後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我說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買雙鞋，要實驗那麽幾次。他不太滿意，說實驗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遠，但差一點是可能的……”

季羨林入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