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章節

大後，住處很特別，是在翠花胡同裏。而明朝的東廠，就設在翠花胡同。季羨林的住所，則就是以前東廠特務行刑殺人的地方。當時，那是個很寂靜的院子，樹木蔥郁，石碑林立，而且寝室外面還擺着一口棺木。季羨林一個人住在裏面，平時自然少有人找。好友臧克家攜夫人鄭曼去過一次，鄭曼當時就忍不住問道：“季先生，你一個人住在這樣的地方，不害怕嗎？”季羨林則說：“這個地方好啊！正好可以靜下來讀書和工作，也确實不會有人來打擾啊！”

季羨林是健康長壽的老人，有人就好奇他是不是有什麽養生之術。季羨林的回答是，我堅持“三不主義”。“三不主義”指的是：不鍛煉、不挑食和不嘀咕。不鍛煉是不為鍛煉而鍛煉，覺得大部分時間還是花在工作上比較好，如果花在鍛煉上，太可惜了。不挑食則是不管什麽高脂肪、膽固醇，只要合自己口味，張口就吃。不嘀咕則凡事看開些，不要在心裏放着。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腿勤、手勤、腦勤”，自己的秘訣就是：千萬不讓腦筋閑着，腦筋要永遠不停地思考問題。

梁漱溟在醫生問他有何要求時說：“我很累，我要休息。”說完就瞑目長逝。張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六、博雅

豐子恺曾憶及，其師李叔同對他說：“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個人，生出來就讀書，而且每天讀兩本，而且讀了就會背誦，讀到馬先生的年紀，所讀的書也不及馬先生之多。”

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

張元濟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按十分之四付給嚴複版稅，為中國所僅有。嚴複于是能專力著述。

唐蘭博學。民國時期，他在天津教家館，任教之餘，還給天津《商報》辦學術性副刊，稿件全由他一人包辦，用不同筆名發表，內容涉及經學、小學、諸子、金石、校勘以及詩詞等等。吳其昌曾對他壯語：“當今學人中，博極群書者有四個人：梁任公、陳寅恪、一個你、一個我！”

林纾為最後一位桐城派，他的古文論，以桐城派提倡的義法為核心，以左、馬、班、韓之文為“天下文章之祖庭”，“取義于經，取材于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

袁世凱搞善後大借款，六國銀行請辜鴻銘任翻譯。辜臨去時說了一句名言：“所謂的銀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計把傘借給你，雨天又兇霸霸地把傘收回去的那種人！”此語被當成英國諺語收入了英國《大不列颠辭典》。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門即不能自歸。他在東吳大學的同事黃人也是一個癡人。這兩個癡人一次在茶館小坐，結帳時才發現都沒帶錢，遂決定将章留下作人質，黃回去取錢。不料黃人回家後，正巧收到朋友寄來的書，于是一看成癡，将章抛諸腦後。

1918年，27歲的胡适到北大任教時，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面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摩斯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

有一次胡适之的朋友們在胡家裏聚餐，徐志摩像一陣旋風似地沖了進來，抱着一本精裝的厚厚的大書，是德文的色情書，圖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之說：“這種東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畫在內，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不記得是誰的手筆，一張床，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紅繡鞋，床前一只貓蹲着擡頭看帳鈎。還算有一點含蓄。”

蔣夢麟和陳獨秀都中過前清秀才，惺惺相惜。晚清秀才有兩種，一是考八股的秀才，人稱“八股秀才”；另一是廢八股改策論後的秀才，稱“策論秀才”。一般以“八股秀才”為正宗，且更值錢。一次，陳問蔣：“你是什麽秀才？”蔣答：“策論秀才。”陳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可是八股秀才！”

周作人看中國書（包括所有的文學藝術）有一條标準非常獨特，就是看作者“對待人的态度”，特別是“對待女人兒童的态度”，所以中國書惟有《紅樓夢》是好的，《西游記》和《聊齋志異》可以給兒童帶來樂趣，也可以一讀。《水浒》裏他最喜歡魯達，最憎惡的是武松，原因就是武松殺人太多，殺嫂子，還血濺鴛鴦樓，格殺勿論，雖然是中國傳統中的英雄，其實是狗熊；而魯達在水浒英雄中殺人最少（僅僅一個），也是無奈和失手。

周作人讀書萬卷，他說：“我最為佩服的中國思想家只有三人：一是漢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

顧颉剛出身蘇州的詩書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時看到顧氏文風勁盛，特譽其為“江南第一讀書人家”。

廬山松門別墅是陳三立的故居之一，陳寅恪一生只去過一次，但是非常喜歡。寅恪的後人想把他遷葬于此，但遇到了很多阻力。後來畫家黃永玉看了《陳寅恪的家族史》一書，非常敬佩，乃主動跟陳美延聯系。兩人一起致信給相關領導，最終如願以償。黃永玉還題寫了墓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向羅常培解說中文系之難辦：“現在中國文學的新舊雜糅，青黃不接，恰好象現在的思想和政治一樣。從前模拟《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和李白、杜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可是許多新作品又堕入了西洋文學家的窠臼，真正創作，實在很不容易。在這舊信念已失，新标準未立以前，當然還上不了軌道。”

陳寅恪晚年因撰《柳如是別傳》，頗受不少學人譏諷。陳對摯友吳宓解釋道：“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籍以察出當時夷夏之防與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素存焉，絕非清閑風流之行事也。”

陳寅恪是一個風趣的人。《事輯》1968年條下引曾做陳寅恪助手十六年之久的黃萱信件，記載：

陳對黃說：“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識的。我死之後，你可為我寫篇談談我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文章。”黃萱難過地說：“陳先生，真對不起，您的東西我實在沒學到手。”陳用很低沉的聲音說：“沒有學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這風趣中微含憤激，語氣仍是那樣從容閑淡，哀而不怨。

曹聚仁的兒子曹景仲寫信給曹聚仁，沒多久就收到回信，不料打開後發現，竟然是自己寫給父親的信。信中，曹聚仁已将兒子的錯別字改過，并分好段落，點好标點，并重新整齊地謄抄一遍。最後曹寫了三個注意事項：“1、一件事寫成一段，必須分段寫。橫寫直寫都可以。必須斷句。2、想好了再寫，寫好了看一遍再抄。3、如果不分段，不斷句的，就不必寄來。”

民國學人在北平多會染上搜集舊書的癖好。這種癖好也有傳染性。一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要蔣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裏。他們一起相互監視，找資料時，袁問蔣對哪一方面特別有興趣。蔣找到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文祥年譜》，一本是有關鴉片買賣的書。袁似乎不感興趣，蔣私下很高興。兩人分手後，袁回圖書館，蔣回俱樂部。蔣随即轉回去想買那兩本書，當他半小時後趕到書主處購書時，主人告訴他，袁先生已經先把書買走了。

費正清回憶抗戰時僻居李莊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我深深地被我這兩位朋友的堅毅精神所感動。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中，他們仍繼續做學問。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丢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于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楊步偉曾說：“我就是我，不是別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時即“膽大妄為”，上家塾時，啓蒙老師說，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飯桌上批評孔夫子浪費東西：“他只吃方塊肉，那誰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邊邊呢。”結果，遭到父母一頓臭罵，罵她對聖人不恭。她還捉弄先生：“趙錢孫李，先生沒米；周吳鄭王，先生沒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