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章節

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曾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他在晚年自挽說：“涕泣對牛衣，卅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時，以為自己再無恢複自由的希望，就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給夫人湯國黎女士，信中提到兩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後，國粹便中斷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為莫大憾事。”

1922年，清室曾以經濟困難為由，欲将由沈陽運抵北京故宮的文溯閣《四庫全書》盜售日本人，且價已議定，為120萬元。此事被當時的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獲悉，沈致函民國教育部，“竭力反對，其事遂寝”。

劉師培曾是同盟會員，思想激進，為較早接觸社會主義的中國人之一，認為階級鬥争學說為“千古不磨之論”，曾為《共産黨宣言》的中譯本作序。他更一針見血地指出，若農民問題不能解決，則民生革命于事無補，可說是超邁時代的高見。不過事實上他更傾向于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和無産階級專政學說不以為然，認為如此一來，此國家又以新面目令人民成為其奴隸。他的妻子何震也是社會主義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且是婦女解放先鋒。劉師培曾向湖廣總督端方上言辭激烈的勸降書，但他後來竟投靠端方，轉而惡毒地攻擊革命黨，并曾出賣陶成章、陳其美等舊日同志，轉變之速令人側目。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運動中，他雖然托名舊派，事實上多少有點支持新派。他逝世時才36歲，蔡元培評論道：“向使君委身學術，不為外援所擾，以康強其身，而盡瘁于著作，其所成就豈可限量？惜哉！”

黃侃處處維護國故。他認為木版書便于批點、執持和躺着閱讀，譏諷精裝的西式圖書為“皮靴硬領”；又說中裝的文明和舒适遠勝西裝，一邊說一邊将腳上的布鞋脫下又穿上，并指着一位同學說：“看，你穿皮鞋，就沒有這麽方便！”

胡适評論道：“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黃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麽辦？”

張慧劍說：“中國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國文藝史——第一千年為屈原，第二千年為李白，第三千年為王國維。”

辜鴻銘少時在英國讀書，曾依中國禮節在房間裏備下酒馔，遙祭祖先。房東太太問他：“你的祖先何時能來享用你的祭品呢？”他答道：“就在您的祖先嗅到您所獻鮮花的時候！”

1924年，辜鴻銘赴日本講學，認為中日之争為兄弟阋牆，而日本之所以能禦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實中國傳統之功。西方人言性惡，互為猜忌攻伐，衍為歐戰，若聽任之，必成人類之浩劫。日本若持續西化，亦必将擾亂東方，因此應喝止西化，荷擔起複興東方文明的使命，進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國之西化，日本須将純正的中華文明反饋中國，這是上天給予日本的使命。這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化建設之論，日本人因之而成大東亞的政治理論。

辜鴻銘學中文較晚，以《康熙字典》為入，六經子史為出，自以為不須旁求。沈曾植很輕視他，說：“爾所言吾盡知，然爾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

辜鴻銘在北大的講壇上說：“我們之所以學習英文，是為了用我國溫柔敦厚的詩教，去化谕那些蠻夷。”他居北京時，洋人絡繹來訪，都說：“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一次有英國作家毛姆來訪，抱怨他的油燈太過昏暗，他說：“我們中國人講求明心見性，其燈自亮，不像你們西洋人專務外表。”

民國始肇，鴻銘時為南洋公學校長，不肯易其辮服，自诩老大中國之最後代表。嘗笑解雲：“常人笑我愚忠于清室，吾豈止如是。吾非僅效忠于世受皇恩之清室，亦忠于中國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國之文明也。”

蔣廷黼在德國出版協會演講：“中國可以，而且一定會再成為一個偉大國家，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并不想建立一個大帝國。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過程中，曾經作出許多種嘗試，包括建立大帝國。但中國詩人對唐代的開疆拓土、豐功偉業并不歌頌，反而有許多慘痛的描述。我們中國人對建立大帝國的确有豐富的經驗，但卻堅定認為建立帝國或是占領其他人的土地是人類的謬想。”

某新學者對柳诒徵說：“線裝書在新社會已毫無用處，不如付諸一炬！”柳答道：“我非常贊同，且應做得徹底！否則此處焚毀，別處未焚毀，終究無益。應該號召全國一致行動，将線裝書焚盡。然而即便如此仍不夠妥當，因為世界各國的圖書館裏尚有不計其數的中國線裝古籍，故應動員他們一起焚毀。否則國外有些漢學家，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漢學，倘使有朝一日他們來華，就經史子集向我們提出問題，我們卻瞠目結舌難以應對，豈不會贻笑于世界麽？”

梁漱溟說：“中國傳統中該變化的早就變了，不該變的永遠都不會改變，而這些永遠都不會改變的中國傳統将統領世界。”他認為中國有以貢獻與世界者，不外八個字：“人生向上，倫理情誼。”而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礎。

梁漱溟應邀來清華短期講學，賀麟抓住這一良機，拜訪梁漱溟幾次。梁漱溟推崇王陽明，他對賀麟說：“只有王陽明的《傳習錄》與王心齋的書可讀，別的都可不念。”

——彭華賀《麟年譜新編》

吳稚晖批評“整理國故”：“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為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為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産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廁裏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幹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再整理什麽國故，毫不嫌遲！”

胡适認為陳寅恪是當世“治史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陳的文章實在寫得不高明，“标點尤賴，不足為法”。實際上，陳寅恪畢生以文言寫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點。

林語堂在哥倫比亞大學講“中國文化”課，對中國文化的稱頌可謂不遺餘力，一個女學生有點生氣地發問：“什麽東西都是中國的好，難道我們美國就沒有一樣東西比得上你們中國嗎？”林語堂答道：“有的，你們的抽水馬桶比中國的好！”

殷海光以“五四”英雄的傳人自命，崇尚進取，輕視和疏遠傳統。60年代臺灣發生中西文化大論戰後，他才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認識上的轉變。1969年他臨殁前，在病中遺言中說：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能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盡力。

蔣百裏說：“國粹者，特色而帶有世界性者也，非然者，癖而已矣！”

梁思成說：“我們有傳統習慣和趣味：家庭組織、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縫紉、室內的書畫陳設、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與西人相同。這一切表現的總表現曾是我們的建築。”

梁思成去揚州主持籌建鑒真紀念館時，作了有關古建築維修問題的報告。他說：“我是個無齒之徒——我的牙齒沒有了，在美國裝了這副假牙。因為上了年紀，所以沒裝純白色的，而是略帶點兒黃，因此看不出是假牙，這叫整舊如舊。我們修複古建築也要如此，不能煥然一新。”

于右任有“草聖”之稱，他說：“餘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即每日一個字寫無數次），兩三年間，可以執筆。此非妄言，實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後之學人，當更易易……”

王韬說：“見世之所稱為儒者，非虛驕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無所知，而反嚣然自以為足。及出而涉世，則忮惟險狠，陰賊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謂曠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