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章節

批評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制政治的“國粹派”們，他說：“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

沈曾植說：“學士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踬蹶也。且學者，禮之所出，禮也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質之以禮，其可得欤？”

抗戰期間，上海一度成為“孤島”，中國圖書文獻流失嚴重。鄭振铎縮衣節食，千方百計籌款，搶救珍貴圖書，他在《劫中得書記》中說：“餘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為愚公移山之業也！杞人憂天，精衛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從！”

陳濟棠跟胡适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認為生産建設可以要科學，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裏去尋求。胡适說：生産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陳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弘一法師圓寂，豐子恺悲痛之餘，悵然若失，繼而曰：“人生境界可分三等。一曰物質生活，此大多數也。二曰精神生活，即學者之流也，此亦不在少數。三曰靈魂生活，即宗教也，得其真谛者極少數耳。弘一法師則安步閱此三層樓臺也。事母孝，待妻愛，精深藝術，精研佛法，實最完美一人也。藝術家之最高境界，實與宗教相近。藝術之情景交融，與宗教之諸相非相，實止差一步耳。故所謂格律詩、山水畫之屬，絕非雕蟲之技，為其有宗教精神在焉。吾腳力甚小，故不能随法師更上層樓，惟斤斤于小技，但可攀其欄杆作一窺視，深自慚愧雲耳。”

蘇曼殊雲：凡諸學術，義精則用愈微。

毛澤東和張元濟等人游天壇。毛問張說：“你以前做京官的時候，可曾來此？”張元濟說：“天壇是敬天之所，我六品小官安能到此？”毛大笑，接着又批評了戊戌變法的不足。張元濟曾先後與光緒、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五位巅峰人物促膝而談，這樣的人是絕無僅有的。

杜維明對唐德剛說：“近百餘年來，我們都在向西方學習。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學會了，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

唐德剛總結道：我國軍界素有“無湘不成軍”之說，現在美國的高等教育界，也有“無華不成校”的現象。北美稍為像樣點的專科以上的學校，差不多都有中國教授，其總人數蓋在千人以上。中國人之所以能在美國高等學校內一支獨秀的道理，實在是因為美國教授生活最适合“百無一用”的中國書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專業知識，要有最高學位。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國知識分子多不願為、不屑為、也不易為之事，但卻是中國知識分子之所長、之所好。教書生活安定，人事單純。經濟收入雖脹不昏，也餓不死。一個“清高”的頭銜，也足使禮儀之邦出來的窮秀才，發生足夠阿Q式的自滿；也可使遠在港臺的父母親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來笑逐顏開。教授！教授！你真是個中西通用、長幼鹹宜，港臺大陸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熊十力向陳毅哭訴道：“我的學問無人可傳呵！”文革中，紅衛兵抄熊十力家，焚毀無數手稿和書籍。他大受刺激，常精神恍惚地四處吟游，喃喃自語：“中國文化已亡！”

熊十力在無限孤獨的暮年哀嘆：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後顧茫茫……即令如此，這位中國現代新儒家最富原創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游乎廣天博地之間，将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殷海光對弟子陳鼓應說：“要好好的讀莊子，莊子對人性的了悟這麽深切，比現在的存在主義要高明多了。”

八、知史

陳寅恪任教于清華時，學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國文化，陳憤雲：“國可亡，而史不可滅。”又作詩激勵學生道：“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

王國維通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郭沫若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成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康有為有《草堂示諸子》詩雲：“聖統已為劉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大同道隐禮經在，未濟占成易說亡。良史莫如兩司馬，傳經只有一公羊，群龍無首誰知吉，自有乾元大統長。”

張之洞說：“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

辜鴻銘說：華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種良民宗教，在于每個婦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丈夫，忠誠的含義包括幫他納妾；每個男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君主、國王或皇帝，無私的含義包括奉獻出自己的屁股。

章太炎少時受外祖父朱有虔啓導，在其十一二歲時，朱即講《東華錄》，說夷夏之防不可不嚴。章問：“以前的人有談過這種話沒有？”朱說：“王船山、顧亭林已經談過，尤其是王氏的話，真夠透徹，說道‘歷代亡國，無足輕重；只有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了’。”章說：“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闖。”朱答：“現在不必作此說。如果李闖得了明的天下，闖雖不是好人，他的子孫卻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現在不必作此說。”

梁啓超在《李鴻章傳》序言中寫道：“吾未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将烏從而鑒之。曰：有人于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适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與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其為非常之奸雄與為非常之豪傑姑勿論，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雌黃之者也。知此義者可以讀我之《李鴻章》。”又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胡适說：“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恒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李大钊評論馬克思主義：“平心而論馬氏的學說，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産物。在馬氏時代，實在是一個最大的發現。我們現在固然不可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于我們生存的社會，也卻不可抹煞他那個時代的價值，和那特別的發見。”

1915年5月9日，陸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條”親自送往日本公使館。曹回憶這次經過，“餘心感凄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陸徵祥跟他說起以前“随節俄館”時，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跟楊儒談判，磋商不洽，竟将條約擺在公案上令楊簽字。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楊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嘆：“弱國外交，言之可嘆。”

陳獨秀1904總結：一個國家人民的智慧如果沒有被廣泛地開啓，人民如果如果沒有參加國家管理的權力，國家的根基總是無法牢固。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良臣身上，那明君良臣在的時候，國家還可以勉強安寧，明君良臣一死，便人亡政息，國家仍舊要衰敗下去。

陳獨秀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産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關于重大問題，時論既有疑義，适之不在國內，後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順便申說一下，以告天下後世，以為蔡先生紀念！”

對于青年毛澤東，李璜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時（1918年）他已25歲，因被環境所限，故他讀書不多，而中西學識的根柢那時都很差。但其頭腦之欠冷靜，而偏向于實行一面，這是給我印象很深的。”晚年陳獨秀則回憶道：“以前毛和我私人無惡感，我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