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章節
他是一個農運中實際工作人員，政治水平則甚低。”
陳獨秀評三十年代的魯迅：“魯迅之于共産黨，如吳稚晖之于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
陳獨秀晚景凄涼，為其做傳的王森然說：“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已動為大教，其餘，陳氏之反宗教軍閥及孔子主義并赫赫然領導無産階級革命，相率驚駭而詛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同，黨同伐異，莫之能勝，乃密報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婦相誅之窮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領袖階級也。造成這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國現局，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于社會，傷之者又不能自富所處之時代。嗚呼，如此雞鳴狗盜，橫長權柄，乃國之大哀。”
胡适始終支持漢奸汪精衛。直到1944年汪精衛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記》中，不但無只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裏，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胡适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羅爾綱寫《太平天國史綱》，處處表揚太平天國。他的恩師胡适看後，很生氣地說：“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複元氣，你卻沒有寫！你甚至還說新文學運動，是受了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的影響，可是我都不曾讀過太平天國的白話文。”
羅爾綱繼續寫他的《太平天國史綱》，獲譽，陳獨秀在獄中想見他，他又去問胡适，後者仍舊很不高興：“陳獨秀素有政治偏見，豈能研究太平天國？還是不要見了。”
寡為人知的是，“五四”運動得到了不少“反面人物”的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為公開贊美學生運動：“誠自宋大學生陳東、歐陽澈以來，稀有之盛舉也。試問四萬萬人對于學生此舉，有不稱快者乎？”又說：“自有民國，八年以來，未見真民意、真民權，有之自學生此舉始耳。”并主張立即釋放被捕學生，誅殺賣國賊曹、章。新文學運動的頭號敵人林纾，表示支持抵制日貨。北洋系前線将領吳佩孚通電支持學生，痛斥政府，不久更唱着抗日歌曲，“撤防”北上。湖南督軍張敬堯、江西督軍陳光遠也要求政府罷免曹、章、陸，力争收回青島。教育總長傅增湘三次提交辭呈，以此為盾，使政府收回了懲處肇事學生的命令；他還堅決拒不簽署解散有關學校的命令。就是被學生痛打了的章宗祥，也委托其妻子具書呈請國務院釋放學生。
孫伏園感嘆曰：“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
馮友蘭說：中國缺少清楚的思想，得到的補償是較多的理性的幸福，他們是富于理性的快樂主義者，舍力量而取享受，所以不需科學，他們僅希征服的只是他們自己，因此不要科學的力量，他們看來，智慧的內容不是理智的知識，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質財富，道家以為物質財富只能帶來人心的混亂。
馮友蘭說：中國哲學中，孟子派儒學、莊派道學皆以神秘的境界為最高境界，以神秘經驗為個人修養之最高成就，但兩家方法各異，道以純粹經驗忘我，儒以愛之事業去私，無我無私，而個人乃與宇宙合一。
馮友蘭再道：英美及西歐等國人之所以是“智”、“富”、“強”者，并不因為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城裏人；中國人之所以是“愚”、“貧”、“弱”者，并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人是鄉下人。
陳寅恪說：“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将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無可疑。”
餘日章作為國民代表赴華盛頓會議，時中日争論方熾，有洋人問餘：“中國人果有自治能力嗎？”餘反問道：“您讀過世界歷史嗎？”彼答“讀過”。餘接着問：“在世界各國中，試問哪一國不受外族支配的民族自治的政府，有如中國之長久歷史者？有的話請告訴我！”對方語塞而退。
吳樾幼年進私塾讀書，12歲起，年年參加童子試，均落第。19歲後不再學習八股，愛讀古文辭，特別喜好歷史。“每讀明史，朗誦長吟，感嘆唏噓不能置”。
馮至聽魯迅講課，感到魯迅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跟傳統的說法很不同。如談到秦始皇，魯迅說：“許多史書對人物的評價是靠不住的。歷代王朝，統治時間長的，評論者都是本朝的人，對他們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頌德；統治時間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個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歷史上有貢獻，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虧。”談到曹操時，他說：“曹操被《三國演義》糟蹋得不成樣子。且不說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樹，就是他的為人，也不是小說和戲曲中歪曲的那樣。像祢衡那樣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殺掉了。”
顧颉剛以為，中國的古史是一篇糊塗賬，二千多年來随口編造。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裏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顧稱這種現象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
顧維鈞以為中國的事情難辦，尤其外交難辦。他以為內政的對象是人民，外交的對象是與國。在內政上有時候可以開大價錢，可以開空頭支票，反正人民無知無力，對你也莫可如何。至于外交，那就得貨真價實，不能假一點，不能要大價錢，否則就會自讨沒趣，自食其果。他曾說：“中國的外交，從巴黎和會以來，我經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亂要價錢，不願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願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
近代以來調停或幹預中國內政的外國人中，馬歇爾是地位和聲望最顯赫的一位。馬寅初曾說：“舉國人民的目光都注視到他，寄以無窮的希望，好像中國之命運已經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領袖的地位，好像已轉移給他。”《大公報》在一篇社論中說：“勞動馬歇爾将軍來華，促成中國之民主團結，其事本身，實足令知恥的中國國民汗顏無地。”徐永昌則說：“此次馬歇爾來華，我人之上書控訴政府失敗者三千餘件，此輩皆屬各黨各派人物。既可上書政府，亦可申之輿論，極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顏以為假此可取媚于外人。一國之民多無人格，其國亦必無國格。”
雷海宗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在太平盛世可靠皇帝與團體間無形的組織維持自己的勢力，天下一亂，他們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權就轉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守成，無應付局面的能力。亂世士大夫的行為幾乎都是誤國禍國的行為。從東漢末年的黨禍、宋朝的新舊黨争直到明末的東林黨，“都是在嚴重的內憂或外患之下的結黨營私行為。起初的動機無論是否純粹，到後來都成為意氣與權力的競争；大家都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與顏面，當然更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利。各黨各派所談的都是些主觀上并不誠懇，客觀上不切實際的高調。”
開羅會議，蔣介石夫婦對英國不援助中國老底看穿。蔣在日記中說：“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利益以濟他人……英國之自私與贻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楷模也。”
蔣百裏說：國家觀念在中國人向來不夠明強，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若非一代開國之時，亦往往力量不強。而保衛地方倒能發揮出較大的力量，因而有時一個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從地方（民間）興起來。
張蔭麟說，“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冒險”，他認為，“一切超于個人心智以外之前定的歷史目的與計劃皆是虛妄”；“歷史之探索，乃根據過去人類活動在現今之遺跡，以重構過去人類活動之真相。無證據之歷史觀直是谵呓而已”。
抗戰時期，錢穆在西南聯大撰寫《國史大綱》，他特地提出應把“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