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章節

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作為修撰新通史的必備條件；并昭示國人樹立一種信念，任何一國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1941年，國立編譯館請吳晗寫一部《明史》，吳晗交稿後不久，稿件被退回，附有字條寫道：“紅軍之起，拟改作民軍之起，以下一律照改。”吳晗大怒道：“我寧可不出此書，這一個字絕不能改！”

1941年，蔣介石評價當年的新文化運動：“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指的是什麽？就當時一般實際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它具體的內容。是不是提倡白話文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打破一切紀律，擴張個人自由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國，毫不抉擇地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所要的新文化，實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險了！”蔣介石在“五四”運動時正在福建山區閉門讀書，對西方、俄國和日本的經濟政治學說頗有涉獵，對于新文化運動也不能說毫無感受。他在上文中五個排比的問句，真好似滿面戟髯，根根見肉。

黃仁宇以“大歷史觀”名聞海內外，他以為中國落後是因為不能“在數字上管理”，“數字管理也可稱為經營上的管理。在一些社會中，許多事情不能通過金錢、金融的方式來管理，彼此的關系不能以金錢、資金等數字化概念來描述，這就是不能用數字管理的社會，如中國明末的農業社會。印度農村社會也是如此，不依金錢交易關系，而按照種姓制度，以種姓分工來管理。現今世界上不少地區，将社會習俗與宗教溶為一體，實行宗教式的管理，如印度教流行的印度社會，回教的中東和北非社會等，也都屬于不能實行數字管理的社會。欲實行數字上的管理必須廢除特權、社會隔絕情況。”

餘英時說：“‘五四’乃是一個早熟的文化運動，先天不足而且後天失調。”

雷震在獄中沒有低頭屈膝。他的脊梁始終是挺直的。他的骨頭向來是硬的。在寫給兒女的信中，他說：“我是締造中國歷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對而工作努力，歷史當會給我做證明。”

金庸當年在香港辦《明報》，執筆寫社評，預測中國大陸的政局（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每每中的，有人問他奧秘何在，他輕松回答：“我讀《資治通鑒》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資治通鑒》令我了解中國的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的。”

在總結一生長壽之道時，施蟄存說：“我這一輩子就是旁觀，只看不參加。所以總算沒有死。”他主張知識分子只寫“史記”紀錄歷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參與社會變革。

楊晦曾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領導者之一，但他對此“光榮歷史”始終沉默着。他的一個學生黃修己說：“只憑他是‘五四’運動中帶頭跳進趙家樓的健将，而又絕口不提當年勇，就夠我們佩服一輩子了。”從1950年直到“文革”，作為北大中文系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系主任，楊晦留給中文系的還有一句流傳廣泛，并影響深刻的“名言”：“中文系不培養作家！”

張學良90大壽時，衆多記者蜂擁而來，他卻只接受了日本廣播協會的單獨采訪。他說：“我的一生被日本斷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輕人再犯過去的錯誤”；他想讓日本青年明白，“不要動用武力，用武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這點歷史已經教訓了我們”。

吳晗曾說：文化的發揚廣大，往往是由于積累。一時一地的文化很少是突然而來，突然而滅。故在中國史上，文化的發煌與消滅，也很少與朝代的興亡同一起訖……須知文化史家的任務，是在探求歷史演化的法則，精密地指出新舊嬗遞的痕跡。

賈植芳在《獄裏獄外》的自序中說：我在這個世界裏的追求、愛憎、信念以及種種個人遭遇，都可以作為歷史的見證，為青年及後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書更加豐富和實在的東西。

陳寅恪說：“綜觀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于道德标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遞嬗之間季，常呈一紛纭綜錯之情态，即新道德标準與舊道德标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并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标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于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标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舊不同之度量衡并存雜用，則其巧詐不肖之徒，以長大重之度量衡購入，而以短小輕之度量衡售出。其賢而拙者之所為适與相反。于是兩者之得失成敗，即決定于是矣。”

九、文學

郁達夫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經濟學，但除了應付一年一度的考試外，很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他特別喜歡讀小說，他在圖書館借閱小說的數量，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別人借書總是先查目錄，選擇需要的去借，他卻是從書架上一格一格地整批借出，看完後又從上回終止的地方整批借下去。就這樣一格又一格，一架又一架，到他畢業為止，竟讀了不下3000本各種文字的小說。

張之洞禁其子弟讀《世說新語》，他說：“恐未得其隽永，先學其簡傲！”

周善培對梁啓超說：“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這不待我來恭維你。但是，作文章有兩個境界，第一個是能動人，讀你的文章，沒有不感動的。第一步你已經做到了。第二個是能留人。司馬遷死了快兩千年，至今《史記》裏有許多文章還是使人不厭百回讀的。你這幾十年中，作了若幹文章，你試想想，不說百回讀不容易，就是使人讀兩回三回的能有幾篇文章？”

針對新文學運動以西方為标準的做法，嚴複嚴肅地指出：“西方改革者是以口語适應書面語，而中國的改革者卻試圖以書面語适應口語。”辜鴻銘則說：“古文是高雅的語言，比口語更優美，正如莎士比亞的英語比現代英語口語更優美一樣，而改革者帶來的那種使人變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學，才是真正的‘死文學’。”

學衡派以文言文反駁新文學運動，不免曲高和寡，應者寥寥，新文學作家們甚至不屑于與他們争論。如魯迅就說：“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胡适則說：“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

胡适說：“麻将裏頭有鬼。”又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的小說，因為書裏沒有一個PLOT（有頭有尾的故事）。

對于文學改良，胡适最初是不夠自信的，他寫信給陳獨秀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讨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陳獨秀則毫不客氣地回複道：“改良文學之聲，已起于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讨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讨論乎？”但是多年之後，面對文學革命的累累碩果，兩人的表現卻又別有不同。陳獨秀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陳獨秀一班人搞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産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士钊）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胡适則當仁不讓地說：“如果沒有胡适、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