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章節

你們；如果你們敗了，不允許再寫此類文章，否則我來揍你們……”張春橋和另一人都年輕氣盛，面對挑戰，欣然答應。

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蕭重返文壇，在講話中說：“我是30年代的人物，想不到30年來竟埋在土裏……從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裏了，現在從土裏爬出來，東北老鄉叫我‘出土文物’，我是會說話的出土文物……”老年蕭軍仍愛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都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頭破血流，蕭知道後，怒不可遏，帶了兩個小夥子，對着打人的流氓家門連續叫罵，要他滾出來，見個高低，否則，就不是他老子的“種”。打人者縮了頭沒出來，老朋友竟也再沒受到欺負了。蕭軍說，對于狼和咬人的狗只能用棍棒教訓它們，而不能禮讓，對于流氓，就應該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語：有理講倒人，無理打倒人。

張愛玲說：“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麽痛快。”

張愛玲為出版小說《傳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樣。她那天穿的奇裝異服，使整個印刷所的工人停了産。百分之百的回頭率，讓張愛玲深感滿意，于得意之中，張愛玲對跟她聊天的女工說：“要想讓人家在那麽多人裏只注意你一個，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來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壽衣一樣了嗎？”張愛玲說：“那有什麽關系，別致就行。”

周棄子年青時即享有文名，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提出并且為廣大群衆接受的抗日救亡口號：“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周晚年在臺灣自號未埋庵主，窮困甚于高陽，兩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貸。一年年關迫近，高陽無接濟動靜，來訪的張佛千問：“是否需要我給高陽打個電話去？”周忙擺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經在為我着急，何況他的年關也是年年難過呢。”

瞿秋白說自己是“一個不适合當官的人，在一個錯誤的歷史時期當上了一個注定犯錯的領導者”。他的文才曾折服了不少人。後來成為文化史專家、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擇，當時準備結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對印，瞿秋白開的潤格是50元。鄭付不起，轉而求茅盾。婚禮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絹小包，說來送金50，鄭不勝惶恐，打開一看，卻是兩方石印。

梁實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寫悠閑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評為“抗戰無關論”。他自我辯解說，人在情急時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殺人，但殺人畢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實秋一直堅持自己的态度，後來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獨立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有人說，當我們承認梁實秋的貢獻時，更不該忘記瞿秋白這樣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國救民，甚至連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撲上去的人。

梁實秋說：偉大的文學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無論文學還是革命，其中心均是個人主義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與所謂大多數不發生任何關系。

丁玲一嘆：從1919年，我15歲就開始反封建，現在60年了，這個任務還沒有完成。……我們文藝界是吃了大虧的，根子是什麽？我尋求着回答。有的同志說是封建。是呀，封建。封建具體表現在什麽上呢……它在文藝界的表現就是宗派主義。

1949年後，沈從文發現自己“搞的全錯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潰了”。此前二十餘年間，他曾寫下了近三百萬字小說，此後，他再未寫過小說。學生輩的林斤瀾見他太寂寞，拉他去參加一個會議，主持人最後禮節性地請沈先生講話，沈趕緊說：“我不會寫小說，我不太懂小說。”

沈從文自稱是“鄉下人”。建國後，他被安排到歷史博物館工作，居家艱難，長期住在胡同裏。有一年多雨，許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門前輕輕嘆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們聽見了，批評他說：“農民不會這樣想。”

沈從文說：“美，總不免有時叫人傷心。”

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認為：先生的姨妹張充和的悼詞“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鬥其文，赤子其人”是最确切的。

原學醫學之文學家，舍魯迅、郭沫若外，還有宗白華。舊派小說家恽鐵樵則逐漸淡出文壇，成為一代名醫。章太炎自诩醫道高超，但對恽鐵樵卻由衷欽佩。

王國維嘆曰：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産生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

十、詩人

1973年，餘光中應邀到臺灣清華大學給教授們講演，在滿座博士之前，他朗誦自己的新詩：“星空非常希臘”。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時，一位聽衆虎地站起來，劈頭說：“你這詩不通，希臘是名詞，怎麽可以當形容詞？而且崇洋媚外，中國天空也有藍的，形容藍天為什麽一定要找外國？”餘光中愣住了，緩過神來，銳詞相譏，說什麽文學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亂說。結果惹怒了更多人，講演不歡而散。

王國維《人間詞話》語雲：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蘇曼殊在南京時和趙聲交好，兩人常在一起飲酒賦詩，縱馬高歌，鐘山附近的人們都被他們豪邁的氣概所吸引。蘇曼殊曾答應給趙聲畫一幅《飲馬荒城圖》，畫成後卻無法交給趙聲，因為趙聲為革命四處奔走，居無定所。黃花崗起義後，趙聲悲憤而死，化名“天香閣主人”葬于香港。蘇曼殊就效法延陵季子挂劍的故典，托一位友人将此畫帶到趙聲墓前焚化。但這位友人不舍得這樣做，自己收藏了，此畫後來不知下落。

徐志摩雖與張幼儀離異，張家人卻一直視徐為“佳婿”。張嘉鑄在徐志摩再婚時，居然盛裝出席；徐逝世後，他專程趕到濟南奔喪，并扶靈南下；他臨死時在遺囑中吩咐：喪事不要放哀樂，要朗誦徐志摩的詩。至于張君劢則更為離譜，他居然竭力反對張幼儀再嫁，生怕令張家蒙羞，他說：“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則全中國的風俗都沒有意義了。”

徐志摩飛機失事而死，年僅36歲。郁達夫在一篇追悼他的文章中說他死得恰好，因為詩人如美人，老了就不值錢了，況且他的這一種死法，和拜倫、雪萊一樣不凡。

孫大雨以韻譯莎士比亞的《李爾王》而聞名，他對自己的新詩十分自負，對別的詩人則嗤之以鼻，經常在課堂抄一節聞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詩，然後連呼“狗屁”，接下來又抄一節自己的詩，顧盼自得，擊節嘆賞。如此一番宣洩後，方能将情緒導入正軌，重新開始上課。

魯迅為諷刺時下流行的失戀詩，仿照東漢張衡的《四愁詩》作了三段打油詩，題目為《我的失戀》。孫伏園準備将之發表在《晨報副刊》上，到付排時卻被代理總編劉勉撤下。孫伏園大怒，質問劉勉撤稿的原因，劉勉只說“要不得”、“要不得”，卻別無其他原因。氣得孫伏園給了他一記耳光，随後辭職而去。

聞一多見解雲：最使屈原成為人民熱愛與崇敬的對象的，是他的行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對于當時那在暴風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斃的楚國人民，屈原的《離騷》喚醒了他們的反抗情緒，那麽，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緒提高到爆炸的邊沿，……歷史決定了暴風雨的時代必然要來到，屈原一再的給這時代執行了“催生”的任務，……實質的等于領導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國歷史上惟一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

聞一多評價自己：我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時并不是可恥的，尤其是在一個啓蒙的時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導，感情的沖動，才能發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們矯枉過正，我卻覺得更要矯枉過正，因為矯枉過正才顯得有力量。

1944年，昆明文藝界舉行紀念魯迅逝世八周年晚會，聞一多也去參加。聞是“新月派”詩人，曾罵過魯迅，他不僅不避嫌疑來參加，且發表了坦誠的演說。他先向魯迅的畫像深鞠一躬，然後說：“魯迅對！他以前罵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