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章節

是下策，……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

1918年，邵飄萍創辦《京報》，他的理想就是辦一份獨立的報紙，不依附任何政治勢力；他相信新聞記者是“社會之公人，是居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對于他的捍衛言論自由，馮玉祥給的評價是：“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

民初，陳獨秀豪言：“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全改觀。”

陳獨秀為《新青年》答讀者問：“誰說本雜志代表輿論？本雜志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輿論！”

于右任辦《民呼報》，提倡排滿革命，清廷乃揚言要挖其雙目，他便改《民呼報》為《民籲報》，以示“呼”被挖去雙眼。

1925年12月7日，邵飄萍出了一大張二整版的《京報特刊》，以厚紙銅版精印，全是最近時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個人物後面都有他親自寫的評語，如：馮玉祥将軍、孫岳将軍、岳維峻将軍、“保護京畿治安京畿警衛總司令兼京畿警察總監”鹿鐘鱗将軍、“時勢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孫傳芳、“通電外無所成自岳州赴漢口”之吳佩孚将軍、“東北國民軍之崛起倒戈擊奉”之郭松齡、“忠孝兩難”之張學良、“一世之枭親離衆叛”之張作霖、“魯民公敵”張宗昌、“直民公敵”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張作相等。他不斷地發表報道、時評贊頌郭松齡，力數張作霖的罪狀，甚至撰文鼓勵張學良“父讓子繼”，連只相信暴力的“馬賊”張作霖也慌了手腳，馬上彙款30萬元贈給邵飄萍，企圖堵他的嘴。他收到後立即退回，并繼續在報上揭露張作霖。他曾和家人說：“張作霖出30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吳承仕辦《文史》雜志，又研究唯物辨證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門錢玄同。錢寫三字聯“普羅學、唯物觀”給吳承仕，吳不明其意。錢說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羅文學，唯物史觀”嗎？長着肥碩大頭的錢玄同曾說：“頭可斷，辨證法不可開課！”魯迅笑曰：“何妨賭肥頭，抵當辨證法。”

史量才辦《申報》，為政府不喜。據說蔣介石曾找史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萬讀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終年54歲。

史量才力排衆議，延請黎烈文為副刊《自由談》革新時期的主編。黎邀進步作家為《自由談》執筆，魯迅、茅盾、巴金等都經常有作品發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壘。國民黨在上海的頭目吳醒亞等曾聯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換黎烈文，并推薦張某代之。史置之不理。吳醒亞等只得親自造訪，當面提出撤換黎要求。史直截了當答複說：“感謝諸公為《自由談》惠臨賜教。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将《自由談》變作《不自由談》吧。”吳等聞之色變而去。

林白水和邵飄萍被殺後，成舍我也被張宗昌逮捕，眼看就要處決，其家人找到前國務總理孫寶琦為他說情，才揀了一條命回來。他一回報社就說：“報繼續出，頂多稍微避避風，軍閥還是要罵，張宗昌長不了！”他常對報社的同仁說：“只要保證真實，對社會沒有危害，什麽新聞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麽事，你們不用負責任，打官司坐牢房，歸我去！”

1937年3月止，中國各種民辦報紙已有1518種，公、私營電臺78家，公私營通訊社520家，其中絕大多數為私營。著名的通訊社如國聞通訊社、申時通訊社，著名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均為私營。

南京淪陷當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報紙發行前必須送審。《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宣布：“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在平時，我們對國家無所贊襄，對同胞無所貢獻，深感慚愧。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惟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張學良同意當年《大公報》王芸生對他發動西安事變的評價。王芸生在《大公報》上這樣寫：“明白的人不用辯，胡塗的人辯什麽？”“換了任何人都會這樣做！”

抗戰行将結束時，黃炎培訪問延安歸來，寫了《延安歸來》一書，極力讴歌延安和毛澤東，引起強烈反響。他還趁熱打鐵，發動了拒絕國民黨自1931年就開始實行的報刊圖書審查制度的“拒檢運動”。他公開表示：“這叫做‘吃了砒霜藥老虎’，一定會拼個魚死網破的！”經他登高一呼，國統區各大城市的新聞文化團體紛紛響應。經過與政府近兩個月的冷戰後，這些書生們取得了勝利，政府被迫撤銷了對新聞和圖書的檢查。

抗戰剛一結束，王芸生就表示：我們建議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聞檢查，開放言論自由。……新聞檢查不僅有掩飾罪惡，包庇頑邪的作用，還會使政府與人民都受了蒙蔽。……有新聞檢查，就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新聞檢查的後果是領袖神聖化，只聞谀詞，身入雲端，政府一切好，絕對無錯，在政府的文告裏，永遠責備人民，而不自檢，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無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遠離人民。

1944年，遷至成都的燕京大學請王芸生前去講演。此時已擔任《大公報》主編的王芸生告誡大家：如果你因為講真話而獲罪，被“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子，鋼刀一舉，咔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是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廣東大災荒，導致3000萬河南人死了300萬，廣東也餓死300萬。1943年2月1日，《大公報》以《豫災實錄》為題報道了大災荒。王芸生奮筆寫就《看重慶，念中原》，第二天作為社論刊出。蔣介石看了勃然大怒，親自下令将《大公報》停刊整頓三天。

王芸生說：新聞記者這種職業，就現在的情形看來，似乎人人都可以幹，但要幹得盡職卻不是一件容易事。一個能克盡厥職的新聞記者，他須具備幾種異乎常人的條件：他須有堅貞的人格，強勁的毅力，豐富的學識；對于人類，對于國家，對于自己的職業，要有熱情，要有烈愛，然後以明敏的頭腦，熱烈的心腸，冰霜的操守，發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勇幹精神，兢兢業業的為人類為國家，盡職服務。

張季鸾有“新聞奇才”之稱，他曾有《楊将軍不寫九宮格》文，記楊虎城将軍因西安事變而遭囚禁中的一段歷史：“将軍獲遣三四年，以生龍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時，處窮鄉僻壤之地，苦悶無聊，可以想見。左右因便進言：何不以習字為功課！習字能養性，得靜中之樂也。将軍深嘉納之。于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宮格子，日書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積旬日，及稍稍有規矩，頗以自喜。左右有谀之者曰：佳哉，将軍幾入格矣！将軍聞言，忽有所感，則大怒，裂其紙，并墨硯而碎之。左右方驚無所措。将軍乃慨然雲：我人已在格子裏，愁苦不可解，今并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無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從此将軍不複習字，苦悶無聊，遂一如往昔。”人稱“這樣的文字，可與《史記》媲美”。

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榮譽。張季鸾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

張季鸾看重記者的作用，他對徐鑄成說：“成熟的記者應該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是有許多曾做過記者的嗎？”他又說：“我們報人不可妄自菲薄，報人的修養與政治家的修養實在是一樣，而報人感覺之銳敏、注意之廣泛或過之。”

1938年4月，範長江回到《大公報》漢口館，張季鸾認為一個合格的報人要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