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章節

社評、編稿件、做标題、拼版、看樣，樣樣都拿得起來，不僅要能跑，還要能坐、能熬。張賞識範長江的才華，也有意培養他、讓他磨練一下，所以當他提出做“要聞版編輯”時，就答應了。沒想到他只值了兩天夜班就大發牢騷，對王芸生說：“我不能這樣出賣我的健康！”向來溫厚待人的張季鸾先生十分生氣：“出賣健康？我們出賣了一輩子健康，從來沒有怨言，他只做了兩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徐鑄成說，張季鸾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就在于他不僅有見識，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同時也在于他的“筆鋒常帶感情”。俞頌華在評價王芸生文章為世人所傳誦時也說：“他富于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王芸生自己在《新聞記者怎樣立言》中說：“要熱情，才能使‘筆端帶有感情’，才能在筆下表現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大公報》總編張季鸾學識淵博，交游廣泛，三教九流，無所不包。1941年9月6日，張季鸾在重慶病逝，海上聞人杜月笙趕赴重慶，扶棺痛哭，連聲呼叫：“四哥！四哥！”悲痛萬分，如喪考妣。病重期間，蔣介石曾親往醫院探望，蔣氏唁電有“握手猶溫”之句，挽聯曰：“天下慕正聲，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訣，四海同悲。”

作為大出版家，王雲五跟張元濟不同。張是純粹的夫子，搞出版仍關注一個“學”字；王雲五不然，他着眼于一個“商”字，有人說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他自承：“出版事業猶如開飯館，要飯館出名，必須要有名廚，廚子比老板還重要。他要擁有支配全飯館飲食的全權，才能端出來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讀書人，書讀得博，不一定要專，這樣才能推出各類可讀的書。”

王芸生從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報》筆政。這八年，他為了堅持言論獨立，多次碰蔣，蔣介石請他兼軍委會參議，送來聘書和薪水，被他退回，頗不給面子。1947年，中統特務抓了《大公報》記者唐振常，他便給上海市長吳國祯去電話：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報！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除“黨報黨刊”外，讀得最多、最用心的報紙就是《大公報》。直到1958年，毛還對吳冷西說：“張季鸾搖着鵝毛扇，到處作座上客。這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觀察形勢的方法，卻是當總編輯的應該學習的。”

1948年，王芸生應毛澤東之邀赴解放區，行前，他專門找來《解放日報》，翻看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看後感慨說：“這就要挨槍子兒啊，那我過去豈不是要挨800個槍子兒？”

1945年，毛澤東飛抵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舉世矚目的和平談判。期間，他曾兩次約見王芸生，單獨交談甚久。後來大公報館回請毛澤東，宴會後，毛當場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

1933年，離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被殺害已整整兩年，當時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事。《現代》雜志編輯施蟄存後來回憶魯迅的名文《為了忘卻的記念》，“這篇文章曾在兩個雜志的編輯室裏擱了好幾天，編輯先生不敢用，才轉給我”。施也“有點躊躇”、“不敢決斷”，“請老板張靜廬先生拿主意。張讀後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毅然決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傑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二，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觸犯統治者的語句，在租界裏發表，頂不上什麽大罪名。”

成舍我辦報多經磨難，軍閥、黨國領袖、上海灘流氓等等多刁難過他，甚至置他于死地，他經歷了一個時代報人的“不幸”和“幸”。張宗昌殺人不眨眼，沒過幾年，成在中山公園常見張悶坐來今雨軒，搔首無聊，屢想跟他攀談，他只是報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衛時，朋友勸他妥協，他拒絕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個月以前，當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報》招牌的那一天，我從中山陵回來，經過所謂梅花山‘汪墓’，只見許多人在他墓前排隊撒尿。”

成舍我在重慶辦《世界日報》，對社內一切措施嚴管，甚至規定職工夥食只許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職工因工作勞累，營養不好，疊次要求改善夥食，成始終不許。1945年4月12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消息在當日中午傳到重慶，報社職工正在吃午飯，成舍我到食堂宣布這個消息，并說：“你們看，羅斯福是金元王國的總統，營養應當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見營養的關系不大。”話未說完，全室嘩笑。

成舍我辦報對記者管理很嚴，他每天親自比較報紙版面的優劣，樹立幾個“假想敵”，如以北京晨報和天津大公報作目标，摘記自己有什麽特點，人家有什麽占先，凡認為落後于人的，屬于外地的即用函電責詢駐外記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記者所發專電報道某地發現大烏龜的一條新聞，即據以刊布，次日另外幾家報紙所報道的不是烏龜而是玳瑁。成當時很惱火，立即發致南京一電，內有“人皆玳瑁，我獨烏龜”之語，員工見此電稿者莫不失笑。

成舍我16歲時立下志願：“辦一份真正獨立的報紙。”他從事新聞業80年，堅信“新聞是第四種權力，是監督政府的力量”。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進了醫院，很長一段時間不能說話，他每天仍掙紮着手書“我要說話”四個字。

國共內戰時，儲安平在《觀察》停刊前說：“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

1947年初，徐鑄成拒絕政府投資10個億控制《文彙報》的意圖，當着陳立夫、吳國桢、宣鐵吾、潘公展等人的面，他說：“《文彙報》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和政治性投資。”話談到最後，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對徐鑄成說：“佩服佩服。今天這個場面，你能頂下來，真不容易。我宣鐵吾對不起你，曾封了你們七天門；今後，你再怎麽罵，我要是再動手，不是人養的。”徐回答說：“言重了，我只是憑良心辦報而已。”

徐鑄成評價民國報人：“邵飄萍、黃遠生諸先生富有采訪經驗，文筆恣肆，而不長于經營。史量才、張竹平、汪漢溪諸先生工于籌計，擘畫精致，而不以著述見長。在我所了解的新聞界前輩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稱多面手，文、武、昆、亂不擋。後期的如成舍我輩，雖然也精力充沛，編輯、經營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

1948年7月，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創辦的《新民報》被勒今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報》屢次刊載為匪宣傳、诋毀政府、散布謠言、煽惑人心、動搖士氣暨挑撥離間軍民地方團隊情感之新聞、通訊及言論……”身為立法委員的鄧季惺當場抗議說：“這個命令所援引的所謂《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沒有承認的北洋政府時代遺留下來的單行法，是無效的。”她的抗議自然無效。

20世紀40年代，複旦新聞系讨論“系訓”，有教授提出“打成一片”，立刻受到同學的歡迎，覺得一是通俗易懂，二是強調新聞記者和人民站在一起，三是這口號從延安傳來的。眼看就要舉手通過了，陳望道卻提出“好學力行”四字，認為這才是對新聞人更根本的要求。最後，陳望道的提議獲得通過。

王芸生以《大公報》聞達社會，中共建國，他仍難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報負責人的會議上，談起一件小事，時為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張春橋誇誇其談一通，說得完全不對，王芸生漫不經心地打斷他的話，說：“唉！不是那麽回事。”同時，習慣性地用手往上輕輕一揮。誰知張春橋勃然變色，冷嘲熱諷說：“我是打仗進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樣和大人物往來，見過大世面。說錯了，請你王先生指教。”此語一出，舉座無言。

“雷震案”爆發後，殷海光不顧個人之安危，與友人共同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自由中國〉言論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