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章節

人共同聲明》，要求文責自負，并聲言：“我們認為這種舉措，關系乎我們個人者尚小，關系乎言論自由者大，關乎中國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讀後讓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獄後，自購墓地，除預留雷震夫婦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為安葬亡兒、移葬早逝的老友羅鴻诏和殷海光而建。

《一份血寫的報告》帶回北京後，陳禹山先交給部主任盧雲審，而後由副總編殷參和總編楊西光審，但考慮到所披露的是發生在新中國的極其殘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無産階級專政、揭露黨的領導、太血淋淋、影響不好”等反對意見，稿子最終送交胡耀邦審閱。據楊西光傳達，胡耀邦一字未改，準予發表，但是說了一句話：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話去掉。正是這一指示，《一份血寫的報告》見報時，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發表後，許多讀者打電話追問“把她按倒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到底是什麽意思。陳禹山和編輯部幹事吳力田無法搪塞，只好如實告訴讀者，是指割斷了喉管。一位讀者聽後，在電話裏哽咽說：“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在談到被害的劉和珍君的一位戰友時寫道：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傷痕。當年有棍棒的傷痕而被槍殺的叫虐殺，而今我們割斷氣管再去處決，這叫什麽殺？假如魯迅活着，他會含蓄掉嗎？他會怎麽寫？”

老記者戴煌在幾十年前有一份《萬言書》：翻開我們的各種報紙刊物，再對照一下我們的內部材料和各種參考資料，我們就會有非常觸目驚心的感覺，我們的光明與偉大被過分地宣揚了，而我們的黑暗與腐朽被偷偷地掩蓋了起來。這是一種不相信人民的行為。

蕭乾總結：理論，理論，充其量不過是一張地圖，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體驗。我要采訪人生。

十二、行知

蔣百裏曾帶兩個孩子到德國，一個鄉下老太太對他說：“兒女求學固屬重要，但比這個更重要的是教給他們重視合群生活。青年人最忌産生憂郁或孤獨的情緒，學習求好了，身子卻弄虛了，精神也被消磨殆盡。這種有學問的人，對國家和社會有何用處？因此之故，除求學外，父母還須注意兒女們的周圍環境，讓她們跟多數人在一起，多過點滑冰、游泳、打球的野外生活。”蔣回頭提醒孩子：“這位老太太的話，就是課堂外極可寶貴的學問。”

1905年，嚴複赴倫敦。時逢孫中山在英，兩人會晤探讨中國前途，嚴複以中國民智未開，“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講學時着重宣講“行己有恥”，議論時政。蔣介石讓章的金蘭兄弟張繼出面，勸“大哥當安心講學，勿議時事”，章太炎十分生氣，他說：“吾老矣，豈複好摘發陰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輩往日之業，至今且全堕矣，誰實為之？吾輩安得默爾而息也？”“五年以來，當局惡貫已盈，道路側目。”

在法國戰場，晏陽初從漢字中選出一千個常用字教華工識字，後來創辦了《華工周報》。數月後，晏陽初收到了一位華工寫的信，這位華工為了表示對晏陽初的感激，決定捐出他三年來在法國戰場上冒着生命危險積蓄下來的血汗錢365法郎。

這封信改變了晏陽初的一生，晏陽初說：“我去法國，原是想教育華工，沒想到他們竟教育了我。”他決定：“立志回國以後，不做官，不發財，把我的終身獻給勞苦的大衆。”

二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無知的自由”。

晏陽初常說：“三C”影響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較具體的說，是：來自遠古的儒家民本思想，來自近世的傳教士的榜樣和來自四海的民間疾苦和智能。

晏陽初說：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領域內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這樣，你才有作實驗的絕對自由，這是能充分發揮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則，你就會由于放棄原則而失敗。

1945年，晏陽初在一次與蔣介石的會面中說：“我們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內戰，他們流盡了鮮血。現在該是為農村的大衆幹一些事情的時候了。”蔣介石說：“你是個學者，我是個戰士。”并且說，等他消滅了共産黨之後，要聘晏陽初為全中國鄉村改造運動的領導。晏陽初說：“委員長，如果您只看到軍隊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麽你會失去中國。”

1988年晏陽初98歲壽辰之際，裏根總統在給他的賀辭中說：“在我任職期間，最大的報償之一莫過于得知有像您這樣全心全意為他人服務的賢達之士。”1989年布什總統又在給晏陽初的生日賀辭中說：“通過尋求給予那些處于困境中的人以幫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嚴與價值。”“您使無數的人認識到：任何一個兒童決不只是有一張吃飯的嘴，而是具備無限潛力的、有兩只勞動的手的、有價值的人。”

在《北大教授剪影》中，講到了這麽一件關于沈兼士的事情：有一次，中文系一年級學生上課時，他正在興致勃勃地講課，忽然有人進來，用點名冊來點名。那人把禮帽放在附近桌子上，沈先生以為是特務，非常讨厭，馬上把那人的帽子摔到地上，又大聲說：“這是放帽子的地方？這是放東西的地方？”那人不好意思地拾起帽子戴上，然後面對大家說：“沈先生太過分了！我以前還聽過他的課呢！”然後慢慢推門走了。原來那是注冊科的職員來抽查上課學生人數。一般北大教師是不點學生名的，尤其是二年級以上就更不大點名了。北大當局號召“自由研究”，不願聽本課的，也可以随便自己回去研究。對剛從中學來的一年級學生要嚴些，但也是抽查點名，不一定抽查哪一班，以致有此誤會。

沈葆桢少時膽子極小，夜裏聽見貓叫都害怕。沈母教以儒家道德觀念，問曰：“你敬仰歷朝歷代的忠臣孝子嗎？”葆桢回答：“當然敬仰。”沈母随即舉例說古代忠臣孝子九死一生，萬折不撓的故事，問兒子：“你知道他們的膽子從哪來的嗎？”葆桢說：“他們天生大膽。”沈母說：“不對，因為他們做人做事都堂堂正正，心裏想的都是如何孝敬父母，報效國家，所以膽子就大了。”随後又經常有意讓沈葆桢獨自往返陰森可怕的地方，一來二去，沈葆桢的膽子也就練大了。

費鞏年輕時學成回國曾取道蘇聯，朋友問他對蘇聯的印象，他說：“總的印象還不錯，有不少新鮮的東西，但我不喜歡強制人們必須去接受某一種思想，把思想也标準化。我希望把道理給人民講清楚，由人民自由來比較和選擇。”朋友說：“你是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費鞏回答說：“不管你說我是什麽主義，我酷愛這種自由的氣氛，我相信每個人自己都長着一個腦子，他們有判斷好壞是非的能力。”

陶行知原名陶文浚，他年輕時信奉王明陽“知是行之始”的主張，因改名“知行”。後來他興辦教育，日益發現“行”的重要，所謂“行而後知”，故又改名為“行知”。他還寫了一首《三代》的打油詩作為說明：“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

陶行知注重“啓發式”教育，一次他到武漢大學演講，拎着一個大口袋上臺，一上臺就從口袋裏掏出一只大公雞和一把米。他按着雞頭讓雞吃米，雞死活不吃；後來他松開手，讓雞自己呆在那裏，雞卻開始低頭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釋道：“教育就如喂雞，強迫學生學習，學生是不願學的，即使學了，也是食古不化。但是，如果讓學生多發揮主觀能動性，那麽效果一定會好得多。”

陶行知首倡“到農村去”的平民教育，最重手腦并用，适所以矯正用腦不用手之雙料少爺的畸形發展。他曾在南京創辦曉莊學校，成績斐然。學校有圖書館一座，陶親自題寫館名曰：“書呆子莫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