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章節
館”。此誠別開生面，足令教員肚子裏的應聲蟲退避三舍。
1926年，陶行知為中華教育改進社起草《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書》，提出“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征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胡适第一次坐飛機，寫了一首題為《飛行小贊》的小詩，那位連人力車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詩登在報上，歷數造一架飛機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農民的血汗，飛機造好了是為國家服務的，不是為了讓你胡博士當成玩意兒嬉樂的！
孫中山自幼性格果敢，有擔代。母親讓他挑瓦罐出外擔水，他不願去，便私自将瓦罐撞破，但直承其事，不打诳語，一如華盛頓承認砍倒櫻桃樹一般。他又敢于反對偶像崇拜，他曾把家鄉神廟裏供奉之金花娘娘塑像的手指、足趾一一斷去，以驗證神仙是否流血，令村民大為恐慌。他又常偷食祭品，其母責怪時，他便抗議道：“死菩薩未食，且讓活菩薩先食吧！”
蔣介石留學日本時，常在電車、火車或渡輪上看到日本人閱讀王陽明的《傳習錄》，許多人讀一章節，即閉目靜坐，若有所思。蔣大受刺激，遂買了大量王陽明的著作開始研讀。他說：“對于這個哲學，真是一種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種心領神馳的仰慕……”
梁漱溟認為，“鄉治”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個新方向”。他因此辭去北大的教職，到山東、廣東、河南等地進行實驗，直到抗日戰争爆發才被迫停止。
錢鐘書說：“西方的大經大典，我算是都讀過了。”他的名言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
聞一多說：同情心發達到極點，判激來得強，發動也來得強，也許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得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游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
蔣夢麟說自己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鬼子者，洋鬼子也，以科學務實的态度做事。
十三、直言
胡适曾對青年朋友們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争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争自由！争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被國人目為賣國賊，朝廷也斥責他辦事不力，官員說他喪權辱國，更有不少仁人志士揚言要殺他以雪大恥，惟有全體軍機大臣在一份奏折中說：“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
嚴複曰：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後得其真，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兩者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于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真滋遠。
嚴複再曰：其所以必習西文者，因一切科學美術，與夫專門之業，彼族皆已精通，不通西文，吾學斷難臻極，一也；中國號無進步，即以其文字與外國大殊，無由互換智識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後五洲文物事勢，可使如在目前，資吾對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國後此人才，斷無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異者，中文必求進步，與欲讀中國古書，知其微言大義者，往往待西文通達之後而後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即通，無異入新世界，前此教育雖有缺憾，皆可得此為之補苴。大抵20世紀之中國人，不如是者，不得謂之成學。
康有為被光緒召見時，在朝房邂逅榮祿。榮祿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麽能在短期內變掉呢？”康有為憤然回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革命軍》的作者鄒容擅治印，留學日本時，有同學請他刻“壯游日本”四字，他馬上把石頭扔了回去，說：“你僅游了個日本，就覺得很壯了，那些環游地球的，又該如何呢？”
梁啓超在北京師範大學授課，有一次發現學生很少，原來有重要的校際籃球比賽，很多學生都跑去看了。梁于是大發牢騷：“做學問不如打球好玩，你們也不是要跟我做學問，不過是要看看梁啓超罷了，和動物園的老虎、大象一樣，看一兩次就夠了。不過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時務學堂只有40多個學生，可是出了蔡松坡、範源濂、楊樹達，一個頂一個！”
蔡元培坦陳：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的。政黨是要制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與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黨，兩黨更疊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着改變，教育就沒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黨之外。
每值“五四”，北大同學會必會盛宴同學，并奉蔡元培為上賓。年年如此，蔡頗疲憊，一次戲語鄰座曰：“吾輩此日真成吃‘五四’飯矣！”
蔣介石說：“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獨立的哲學，或有了獨立的哲學而不能發揚光大，甚至湮沒不彰，那這個國家必無以生存于世界，終要被人滅亡。”
梁漱溟之父梁濟于1918年六十大壽前幾日投積水潭自盡，遺書有雲“為殉清而死”。世人為此震驚不已，就是陳獨秀、胡适、徐志摩等新派人物也紛紛表達了由衷的敬意。梁濟生前仰慕梁啓超，曾五次登門拜谒，并想請他題寫扇面，事皆未成。後來梁濟偶然看到梁啓超給名伶譚鑫培題寫的詩句，十分失望。梁濟死後，梁啓超“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驚呼：“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然而末代皇帝溥儀，卻在晚年的自傳中寫道：“為了一件黃馬褂，為了将來續寫家譜時寫上清朝的官銜，為了死後一個谥法，那時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從遙遠的地方寄來奏折。綽號叫‘梁瘋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積水潭的水坑裏，用一條性命和泡過水的‘遺折’，換了一個‘貞端’的谥法。”溥儀眼光獨到，為人嘆服。
彭述之以為馬克思主義以外無學問，陳獨秀批曰：“此蘇聯之愚徒也。”
同盟會志在驅逐鞑虜，楊度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滿人也是華族，只有棄民族主義而入國家主義，方可力保滿蒙藏的廣袤疆土。
胡适談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識政治，而開明的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
陳獨秀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20世紀新青年也。”
賀麟說：如果把民族複興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振興，則不惟忽略事實，也不明複興的要旨，事實上，任何民族複興的關鍵還是主體精神價值的張揚。
民國時，王亞南有此語：“專制制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今天的中國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
梁思成說：“一個東方古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征，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為這事實明顯的代表着我們文化的衰落，至于消失的現象。”
吳濁流說：我們的青年，相反地視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棄而不讀，其結果産生無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樣，風一來就搖動，可左可右可前可後，這種現象從哪一角落來看，都是同樣的，因為他們沒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發育起來。
章士钊直言：“防口者，專制之愚策；殺士者，國家之大恥。”
魯迅亦有名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魯迅曾這句也很透徹：一個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難保別人不來打你的嘴巴。
魯迅在與臺靜農通信時談到了諾貝爾：諾貝爾賞金，梁啓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