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章節

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裏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将很壞。

魯迅十分清醒：“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魯迅終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國民性，他曾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并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有詩說自己：“靈臺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

郁達夫談到魯迅之死：“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郁達夫參加了魯迅的葬禮，感慨：“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的半絕望的國家。”

俞頌華是中國較早研究中産階級的學者，他在《論中等階級》一文中寫道：“研西史者辄分社會階級為四級：一曰僧侶階級，二曰貴族階級，三曰中等階級，四曰勞動階級或無産階級。……第三階級，即所謂中産階級，其質與量固亦各國不同，惟其分子，包含企業家、銀行家，有自由職業者如記者、律師、醫師、著作家、教育家等以及其他在各界自謀比較獨立自由之生活而不專恃雇主所給工資以資糊口者，皆屬之。”他認為，正常社會中的“原動力”，并不是蘇聯社會的無産階級，而是他自己筆下“有恒産與恒心”之“中等階級”。

1930年，羅隆基于《新月》雜志發表《我們要什麽樣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寫道：“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産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劉邦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其他的黨革命成功，當然亦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持續不斷的‘黨天下’。”這番論述，與二十七年後儲安平因之獲罪的“黨天下”論前後呼應。

賀麟說：最容易而且最常侵犯學術獨立自主的最大力量，當推政治。……真正的學術是人類理智和自由精神的最高體現，所以它不僅不應該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濟所左右。

馮友蘭論及：中國家族倫理之道德制度，發達最早。周公典章制度實中國上古文明精華。至若周秦諸子，實無足稱。老、莊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國之哲學士，則淺陋之至。

吳宓的《雨僧日記》曾記陳寅恪所談：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

顧颉剛了論學問：凡是專心研究學問的人，對于政治的興味一定很淡，這并不是遺落世務，實在一個人只有這一點精神，它既集中于學問，便再不能分心于政治了……學校中人一齊不問政治固然不對，但容許幾個對于學問有特別興味的人專作研究也未始說不過去……使得類似靜安先生的人可以安心研究，不再被別的方面所拉攏而作犧牲。

顧颉剛在專門論及王國維的死時說：現在會做文章的人，無形中總給許多人捧作民衆的領袖，一切的事情都壓到他的頭上，直至把他毀壞了而後已。……這種士大夫的清高是害死靜安先生的主要之點，他覺得自己讀書多，聞見廣，自視甚高，就不願和民衆接近了……到現在寧可以身殉辮，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衆，故意立異，裝腔作勢，以鳴其高傲，以維持其士大夫階級的尊嚴的确據。這種思想是我們絕對不能表同情的。

潘光旦善治年譜，孔祥熙想請他證明自己是孔子之後，他毫不客氣地回絕道：“對不起，山西沒有一家是孔子之後！”

柯劭忞辭參政之職時說：“政出多門，何參之有。”

蔣廷黼曰：研究歷史的結果修正了固有的觀念。清末一百年間處理中國事務的領導人，不論滿漢，并非像過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壞得不可救藥的。……在民族主義革命高潮時期，欲望喚醒國人注意當時事實和情況，指出錯誤并非全在外國人一方，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國與列強之間早期的談判大部分都是錯誤的鬧劇，也就是說我們根本不了解情況。

蔣廷黼曰：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做事極不容易。同治年間起始的自強運動，雖未達到目的，然而能有相當的成績，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當時沒有恭親王及文祥在京內主持，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動，那麽，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以後的中國還要麻木不仁，好像鴉片戰争以後的中國一樣，所以我們要仔細研究這幾位時代領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麽事業。

王先謙深刻地揭示中國學人普遍務虛圖名的弊病說：“竊謂中國學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樂務實也。漢學興，則低漢而尊宋，以漢學若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學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學，能人所難，宜無病矣。然日本維新，從制造入，中國求新，從議論入。所務在名，所圖在私。言滿天下，而無實以繼之，則亦仍然一空，終古罔濟而已。”

顧維鈞曾反複闡述他對于外交談判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否定全勝論。顧說：“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都記得一句古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換句話說，堅持原則比只顧局部利益為好。我一向把這句話看作是個人一生中的寶貴箴言，因為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這項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為國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個外交家不能因為必須堅持原則而眼看着他的國家趨于毀滅不顧。”

李澤厚《哲學探尋錄》中說道：理性的發達使人們以為可以憑依它來設計社會烏托邦，但當列寧和毛澤東把它付諸革命實踐時，美麗的圖景頓時成為真正烏有之鄉，支付大同社會夢的是億萬人的血汗、淚水和仇恨。從而經驗主義自由派的穩健、漸進、改良、否定過分依賴理性以及否定社會整體工程設計，反而顯得實在和健康。

顧準說：這個人世間永遠不會有絕對完善，我們所能做的，永遠不過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

章乃器在一份3萬多字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中末尾寫到：我對黨披肝瀝膽，希望黨對我推心置腹。……我到現在為止沒有希望逃避處分。一個只能為官，不能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當不起一個革命者的稱號，而且不配做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對待別人，也不能泯滅良心來對待自己。

賈植芳坦陳：抗戰以後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幾乎是吸吮着“五四”新文化的營養成長，又在抗戰的炮火中練就，從小就知道獨立人格寶貴，有一種藐視一切權威、反抗一切壓迫的個人主義沖動。這種沖動在國共兩大政治力量對峙的時候，促使他們本能的同情、偏向共産黨一邊……可到了1949年以後，新政權建立，新的權威開始發生作用的時候，這一代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個人主義的熱情與沖動，則成為生在門檻上的芝蘭，不能不被鋤掉。

老舍在《貓城記》裏說：天還是那麽黑，星還是那麽明，一切還是那麽安靜，只有亡國之夕的眼睛是閉不牢的。我知道他們是醒着，他們也知道我沒睡，但是誰也不說話，舌似乎被毀滅的指給捏住，從此人與國永不許再出聲了。世界上又啞了一個文化，它的最後的夢是已經太晚了的自由歌唱。它将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