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章節

不會再醒過來。它的魂靈只能向地獄裏去，因為它生前的記錄是歷史上的一個污點。

韋君宜評價到知青作家時說：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後來大多數都成了沒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農村裏苦讀，回來補10年的課，終歸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寫成小說，如梁曉生、阿城、張抗抗、史鐵生、葉辛——現在已經成名。但是他們的小說了裏，都寫了自己如何受苦，卻沒有一個老實寫出當年自己十六七歲時究竟是怎樣響應“文化大革命”的號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樣自願變做無知的？所有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歸之于四人幫，這夠了嗎？我看是還不夠。

周谷城說：他們的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哲學家幾乎大都在讨論他們那一套制度的弊端，中國學者相反，天天解釋優越性。

楊振寧一嘆：中國人有時太天真，太理想化，想到永遠未來社會需要什麽，今天就大幹起來，這是不合算的。

曾昭掄說：“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知識分子鬧事是有傳統的，從漢朝的太學生到五四運動，都是學生鬧起來的。”

李敖：任何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形式上必須是反對型、批評型、異議型的。在尋求真理、維護真理的過程中，從反對、批評着眼，太重要了。……當知識分子卻為馬屁之先，當政護航，就是最可恥的不務正業。知識分子玩政治，跟流氓打天下一樣是一個古老的公式，也是一個腐敗的公式。

1957年的多事之秋，冒鶴亭赴北京拜谒毛澤東。臨別，毛問：“先生可有言相贈？”冒答：“我身歷數朝，只有共産黨能使中國強大，這好比雄獅一頭，也不免有若幹虱子。古人雲：‘虮虱雖小，為害亦大焉。’慎須提防！”

薩孟武曾感慨道：“中國之博士，大多為鴨博士。夫鴨者，能游于水中，而不能捷游；能行于陸上，而不能捷行；能飛于空中，而不能高飛。以鴨之名加于中國之一般博士，不亦宜乎？”他還曾對學生太息道：“中國人之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均占少數，而占多數者則為‘看革命者’也。”

原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惠浴宇對極左思想給中共帶來的破壞有深切陳述，他說：“根據我的體會，人一左，就六親不認，不再是人。”

雷海宗說：“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十四、棒喝

據季羨林先生回憶：葉公超講英文，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聲：“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他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

學生摸出了這個規律，誰願意朗讀，就坐在前排，否則往後坐。有人偶爾提出了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

這一聲獅子喉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轉瞬過了一年。

康有為見了一次廖平，一聽他說“六經有一部分是僞的”，就氣得和他吵了一架，不歡而散。哪知才過了幾個月，康就說“六經全是僞的”。

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在龍泉寺，憂憤之下，決定絕食，并留下遺言：“我死之後，中夏文化亦亡矣！”他的弟子吳承仕、錢玄同等屢屢勸他進食，他都不為所動。最後，吳承仕問他：“先生，您比彌衡如何？”章答：“彌衡豈能比我？”吳接着說：“劉表要殺彌衡，自己不願戴殺士之名，故假黃祖之手。如今袁世凱比劉表高明，他不必勞駕什麽黃祖，而讓先生自己殺自己！”章太炎一聽，大吃一驚，馬上停止絕食。

鄒容少時即對科舉制度十分不滿，他向熱衷于科舉功名的父親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他問父親：“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梁啓超中舉甚早，春風得意，他于當時流行的訓诂詞章之學亦頗有涉獵，并因此沾沾自喜。他18歲那年，與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康有為進行了長達9個半時辰的抵掌之談，自感“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乃至夜不能寐。他于是盡棄所學，拜在康的門下，成為康的大弟子。

1918年4月，新民學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為此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但在啓程前幾天，他告訴大家：他決定不去法國。毛在給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對此解釋說：“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麽地方’的理，‘出洋’兩個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适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适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章太炎在成都時，有一客敘述己貧，請求他向四川當局推薦。章太炎聽了勃然大怒說：“你一貧已至此，若至窮時又将如何？”在座的趙熙以為是章的舊友，為打圓場，就說：“貧與窮亦有異乎？”章太炎說：“異甚，所謂貧者，以其貝（古人以貝為錢）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無所有；若窮則棄家而無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內，安能與貧并論乎？”後來，趙熙對他人說：“我讀書數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貧窮兩字字義啊！”

章太炎在把印度與當時的中國加以比較後認為，中國人患有六種精神痼疾：詐僞無恥，縮肉畏死，貪叨圖利，偷惰廢學，浮華相競，猜疑相賊。

章太炎痛罵吳稚晖：“足下本一洋奴資格，今日言革命，明日言無政府，外嬖大閹，忘其雅素。一則曰‘吾年長’，再則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輩自居。而乃以是議和，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長耶？保其艾者，不再多言，‘善箝爾口，勿令舐癰；善補爾褲，勿令後穿’斯已矣！此足足下所當自省者也！”

吳稚晖赴日本留學，臨行前，有人勸他剪去辮子，他勃然大怒道：“留學就是要保住這條辮子，豈可割掉！”到了日本，有人勸他去見孫中山，他又勃然大怒道：“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強盜，他們在外洋造反的是江洋大盜，你們為什麽要我去看他？”

1923年，王造時在《清華周刊》發表文章說：“對于講學問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欽佩；對于談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懷疑。”以此為國民黨辨護。十年之後，王同樣激烈地批評國民黨，朋友說他自相矛盾，王反問：是我變了呢？還是國民黨變了呢？

範古農居士講佛學，說：“很多人說西方極樂世界是沒有的，我現在可以給他們一個證明。世界上的東西，都是有名各有其實的。譬如有桌子的名詞，就有桌子這樣實物；有椅子的名詞，就有椅子這樣實物。誰能說出一個沒有實物的名詞來給大家聽聽？”衆皆默然。他便接着說：“西方極樂世界是有這名詞的，可見西方極樂世界是真有的了。”

貝勒毓朗為軍機時，看到國會請願團代表多為留學生，連連怒罵“妖黨”。人問何故，他說：“他們口口聲聲事實法理，實則無法無天。往年我赴日本考察政治，看到學生和蔡鈞大起沖突。我以國家體面攸關，婉勸學生忍耐，靜待解決。我向他們長揖盈千累百，竟無一人回答。狂暴放恣，目空一切，言之猶有餘痛。試問他們如何夠得上做立憲國民？”

魯迅在1925年的《忽然想到》文中寫道：“我還記得第一次‘五四’運動以後，軍警們很客氣地只用槍托，亂打那些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則驚叫奔避，正如遇見虎狼的羊群。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群，襲擊他們的敵人時，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筋鬥麽？在學校裏，不是還唾罵敵人的兒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麽？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麽區分？”

魯迅《夜頌》：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黑夜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

魯迅曾在廈門大學擔任教授。其間，校長林文慶經常克扣辦學經費，刁難師生。某次，廈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負責人開會，林提出将經費削減一半，教授們紛紛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