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章節

。林文慶說：“學校的經費是有錢人給的。所以，只有有錢人，才有發言權！”他剛說完，魯迅就站起來，掏出兩個銀幣，“啪”的一聲放在桌子上，厲聲說：“我有錢，我也有發言權！”

左翼思潮興起時，一些追求進步的青年自居信徒，黨同伐異。徐懋庸曾對魯迅說：“對于他們（指胡風、黃源等）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争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對此魯迅反問道：“什麽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魯迅還說：“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李耀先去拜見老師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氣吃了九個湯團，碗裏還剩一個，他怕不禮貌，勉為其難又吃了半個，實在吃不下去了。正在為難之際，只聽熊十力在桌上猛擊一掌，怒喝道：“你連這點東西都消化不了，還談得上做學問、圖事功？”猶如當頭棒喝，李頓時汗流浃背、豁然開朗，肚量為之一寬，最後半個湯團很容易便吞下去了。

抗戰期間，白崇禧聘請翻譯家喬大壯為參議。一次，白将喬的文稿改了幾個字，喬勃然大怒道：“閣下是總參謀長，我是中央大學教授，各人自有一行。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戰計劃，如何？”白崇禧只好認錯。

1932年，許德珩出獄不久，楊杏佛找到他，要他參加民權保障同盟。許說：“我自己的人權都保障不了，還保障人家的民權。”楊杏佛答說：“我們就是需要你這樣的人來保障民權。”

民初，逐僧毀寺漸成風潮。滇軍師長李根源親自督軍上山，指名捉拿虛雲。虛雲只身往見。李根源責問：“佛教何用？”虛雲答說：“自古立國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為萬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為之折服。

民初，北京的教授們經常領不到薪水，一次，幾百位教員去要求政府發放欠薪，遭到武裝憲警的鎮壓。法政大學校長王家駒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大钊挺身與士兵理論，責備他們毫無同情心，不該欺負餓肚皮的窮教員。北大國文系教授馬敘倫額頭被打腫一大塊，鼻孔流血，對着憲兵大喊：“你們只會打自己中國人，你們為什麽不去打日本人？”

陳獨秀初見沈尹默，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開始發憤鑽研書法。

陳延年和陳喬年小時候在老家生活，後來稍微長大些，就被陳獨秀接到上海。不過陳獨秀卻不安排孩子在家食宿，而是安排他們白天要在外做工謀生，晚上則寄宿在《新青年》發行廳的地板上。既是姨又是後媽的高君曼見此情景常常落淚，并想讓倆孩子回家居住。陳獨秀不答應：“你真是婦人之仁，那樣雖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惡果。少年的人生，就應該讓他們自創前程。”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論及：中國文化是早熟文化，特征在于做人之道，便是形而下意義上的生存智慧極早地便很發達。這種文化特性，給中國學術帶來某種嚴重的缺陷。中國幾千年來學術不分，其所謂學問大抵是術而非學，最為大病。其結果學固然不會有，術亦同樣不會發達，恰落于不學無術那句老話。

梁漱溟年輕時曾想做和尚。當少年中國學會請他做宗教問題演講時，他準備講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筆，随手翻閱《明儒學案》。在東崖語錄中忽然見到“百慮交锢，血氣靡寧”八個字，不覺心涼，頓時頭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決定放棄出家之念。

蔣光慈在《異邦與故國》中寫道：近來中國有許多書籍，都是譯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歐洲的哪一國的作品，帶點錯誤和删改，譯到日本來，而中國人又将這部作品，帶點錯誤和删改，從日文譯到中國去，試問這作品豈不是要與原作不同了一半嗎？

蔣介石年輕時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曾請孫中山為他題寫“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八個字。孫中山很不以為然，拖延半個月後，卻送給蔣另外八個字——“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近代以來，中國的政治家多以中國人民素質不足為借口，拒絕或暫緩實行民主憲政。即便偉大如孫中山，也要在實行憲政之前，先來一個“訓政時期”。對此，胡适反駁道：“人民參政并不須多大的專門知識，他們需要的是參政的經驗。……所患的只是怕民衆不肯出來參政，故民治國家的大問題總是怎樣引導民衆出來參政。只要他們肯出來參政，一回生，兩回便熟了；頭回上當，二回便學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訓練。”

1957年，《北京日報》刊出華南圭認為北京城牆應當拆除的意見，梁思成反駁道：“他說拆城牆有很大經濟價值，拆下來的磚可以蓋多少樓雲雲。那麽你看這些漢鏡不也可以熔了鑄幾十個銅板麽？這些陶俑也可以砸碎了拿去鋪馬路。過去扒掉三座門，理由是釀成很多車禍，還拉一些三輪車工人、汽車司機到人代會上控訴，要拆就拆何必搞這一套，這樣搞誰還敢放個屁？現在扒了不還是照樣有車禍？現在的東西長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紀前歐洲的任何一個城市的任何一條大街一樣，沒有一點個性，還不如我身上的灰制服有個性呢。人家早已改變了，我們還去學老樣。照有些人的意見，就是要把北京搞得像北京飯店的大廳擴大起來一樣，沒有一點個性。其實城牆的存在和城市建設可以并行不悖。現在城牆還沒扒，城外不是一樣在建設嗎？我不知道中央的同志還是市委的同志，對扒城牆有這樣大的興趣！”

北京市終于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著名歷史學家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于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争論，由于吳唅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不久，在鄭振铎邀請的一次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争論，陳從周目睹其情其境說：“她指着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約200萬字，蔚為大觀。其時胡适身在美國，抱着一種近似隔岸觀火的态度“欣賞”大洋彼岸的這場鬧劇，且極富耐心地看完了這8大本奇書。據嚴秀先生猜測，即便是當時的大陸，恐怕也沒誰能讀完這些“煌煌巨著”，包括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剛指着這些書問：“這幾百萬字的巨著裏，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适答說：“沒有學術自由，哪裏談得到學問？”

“文革”後，多人為聶绀弩的冤案奔走，戴浩與聶夫人周穎拿到了有關政策文件，周穎先看文件，一邊讀，一邊說：“有了這個文件，事情就好辦了，咱們的問題都能解決。”周穎要聶也看看，聶不看。他還帶着冷笑譏刺戴浩和周穎：“見到幾張紙，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時候，你們該要感激涕零了吧！”

1962年，楊振寧與父母在日內瓦見面，當時楊在美國，很少知道中國的實際情形。楊父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制造汽車和飛機，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辄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裏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楊母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麽好？”

李慎之說：“季（羨林）也許在梵文方面有專長，但在學術思想上無非是一個庸俗的民族主義者，現在則給他戴上許多高帽子，甚至稱之為‘學術大師’。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無大害，只是學術界這樣捧一個對國學與世界史近乎無知的老人，實在是中國的恥辱。”

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