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章節

反思“文革”：“我回頭看背後的路，還能夠分辨這些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踏在腳下的是那麽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

老舍《二馬》寫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來就是“出窩兒老”，出窩老是生下來便眼花耳聾痰喘咳嗽的！一國裏要有這麽四萬萬出窩老，這個老國便越來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動，便一聲不出的嗚呼哀哉了。

有一年，金庸到臺灣，跟李敖聊天，特別提到，在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已是虔誠的佛教徒了。李敖說：“佛經裏講‘七注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舍棄財産為要件。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着’，所謂‘随求給施，無所吝惜’，你有這麽多的財産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佛教徒，你怎麽解釋你的財産呢？”金庸聽了，窘得無以對答。李敖認為，金庸的信佛，是一種“選擇法”：凡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這種僞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僞善”。

十五、苦痛

陳寅恪聊及政治決定了他“聊作無益之事”時說：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标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值此道德标準社會風習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于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此不同之标準及風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

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自陳：所讀之書，終不能達于用，至于落拓極而牢騷起，抑郁發而叱咤生，窮愁著書自以為“呵風雲、撼山岳、奪魂魄、泣鬼神”，或者“态蟲魚、評月露、寫幽恨、寄纏綿”，憤世嫉俗之餘，不覺也是一個大愚人罷了。

王國維說他自己：“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為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學上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劃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消沉淪喪于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于不可救療之局。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魯迅《少讀中國書》觀點：主張讀經的人是別有用心的，他們要人讀經，成為孝子順民，成為烈女節婦，而自己倒可以得意姿态、高高騎在人民頭上。他們常常以讀經自負，以中國古文化自居，但他們可曾用《論語》感化過五卅慘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經》咒沉了三·一八慘案中炮轟大沽口的八國聯軍的戰艦？

胡适《說儒》：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們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禮，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的柔遜的人生觀，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傅。用吾從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為己任”的絕大使命——這是孔子的新儒教，這就是“亡國奴柔順論”，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國不知多少次，性格卻未見柔順，猶太人亡國時間最長也不見柔順。

胡适說：“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進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工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鏟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于不自覺的演進。”他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麽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陳獨秀為他的時代疾呼：“破壞，破壞偶像，破壞虛僞的偶像。吾人信仰，當以真實和合理的為标準。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此等虛僞的偶像倘不破壞，宇宙間實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兒裏的信仰永遠不能合一。”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如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羅隆基等，日後都是一時瑜亮。而後來的三·一八、一二·九、一·二一等運動，大多為政治勢力所操縱，那些學生領袖也就欠缺一種氣質，但似乎有點“真人不露相”的深沉。

蘇曼殊曰：優人作劇，蕩破民財，小說增緣，助發淫事。夫音樂隳心，離則愈苦。淫詞導欲，滋益纏綿，佛法割斷貪癡，流溢慈惠，求樂則彼暫而此永，據德則此有而彼無。

蘇曼殊自況：衆人一日不成佛，我夢中宵有淚痕。

蔣介石痛感中華文化的日益淪亡，在其《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寫道：“中國在文化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态、社會的組織和思想內容的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征……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裏全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裏面也幾乎沒有了中國人。”

1932年，陳獨秀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車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向他求字時，他率爾而應，提筆就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幾個大字。在獄中，他聽到有可能處死的消息，卻毫不畏懼地說：“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在此惡濁社會。”

楊杏佛、瞿秋白遇難後，盛傳魯迅亦将不免，魯迅乃作詩曰：“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胡風作為魯迅的門生，在非常時期寫出“三十萬言書”，不可不謂之硬漢。在武鬥最兇猛的“文革”之初，他正好在四川深山中勞改，否則必死無疑。饒是如此，他幾經鬥争和監禁後，精神也早已崩潰。文革後雖獲自由，經過治療後精神也逐漸平複，但仍十分敏感，一有風吹草動，馬上舊疾複作。他于1985年去世，彌留之際還在驚惶失措地說：“有人又想誣陷我？這怎麽得了？”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國民黨獨裁統治招致民怨沸騰，黨內要求實行民主、憲政的呼聲也非常強烈。國民黨西南聯大區黨部就曾召開會議，公推馮友蘭致信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為收拾人心而實行立憲。信中寫道：“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為殷鑒。”據說，蔣看罷“為之動容，為之淚下”。

殷海光窮困之際，向學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許冠三的信中說：“我自己只有一個念頭，‘五四’以來，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已經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別像我這樣的人。難道這個時代讓我活活挨餓？”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進行農村調查後，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工作，與毛崇橫等人同住劉莊。田善談，往往飯前講故事以廣見聞。此次卻看着飯菜，神情嚴肅，無心擺龍門陣，他說：“農民兄弟太困難了，有一戶農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辦食堂占了他的房屋，搬到廟裏，廟被征用辦工業，住到親鄰家，整個村子又叫搬遷，只剩下一條扁擔可以擔走的全部家當，下一步遷到哪裏還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嘆：“一飯膏梁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