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章節

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于我個人戰鬥行為的一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的自豪！……我應該作得更多，以符合你們的估價！除此以外，這所謂的判決與我可謂毫無意義！我蔑視它！看着吧！歷史法庭的正式判決很快即将昭告于後世！你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僞的奸佞——歹徒、惡賴、竊國盜和殃民賊将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公義必勝！自由萬歲！”

1985年9月21日，古龍去世，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怎麽我的女朋友都沒有來看我呢？

十八、先覺

黃炎培訪問日本，看到日本朝野反華備戰，氣焰薰天。黃回國後，将所見報告給蔣介石，蔣默然；又報告給外長王正廷，王哂笑道：“若讓你知道日本人要侵略我們，那日本人還會侵略麽？如果日本人要侵略我們，你又如何能知道？”黃答道：“好吧，但願我言不中！”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王正廷被請願的學生毆傷，黃炎培恰好看到了這一幕，連說：“應該，應該！”

持馬爾薩斯人口論者，多知馬寅初。實則《清稗類鈔》的作者徐珂早在1925年就宣揚馬氏的理論和山格夫人的節育理論了，他認為節育對女子有三大利：“一因生育而致痼疾或戕身之事可免，一保抱哺之勞可減，一自營之職業可不廢。”他甚至認為，節婦不改嫁有利于節育。

魏源早就指出：“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谙其言語文字……而中國迄今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20多年後，迫于當時形勢，清廷才設立了中國近代第一所外文學校——“同文館”。然而在日本，魏源的《海國圖志》早就成為知識界人手一冊的經典。

伊藤博文從英國留學歸來，大倡優化種族之論，認為黃種人荏弱不堪，不及白種人遠甚。他當政後，即實施“謀種”政策，凡歐美白人入其境內，辄鼓勵日本女子與其野合，以改良種族。譚嗣同對此十分羨慕，然亦知此法斷難行于中國，于是喟然作詩曰：“娟娟香影夢靈修，此亦勝兵敵忾俦。驀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謀種到歐洲？”

王茂蔭是晚清朝中為數不多的精通經濟問題的官員，他敏銳地認識到貨幣的價格和價值相分離的特征，并上升到“以實論虛”的理論高度，即堅持貨幣的金本位。他是《資本論》中惟一提到的中國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值百，民不難以為千。”

戊戌變法期間，陳鼎的改革建議較之譚嗣同等更為激進。他認為趕超英美，有四個當務之急：一是變服裝，即穿西服，如此一來就不會再把奇裝異服的西方人當成“鬼”了，有利于學習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頂禮膜拜；三是通語言，要求士人盡學西語；四是通婚姻，鼓勵中國人與西方人通婚，如此才更可廣泛地認知西方。陳的建議引起了光緒的興趣，曾令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認真閱讀。

嚴複每有高論，他評價戊戌變法道：“西後殘年待盡，倘康梁不采取急進态度，則德宗終可暢行其志。乃康熱衷過甚，卒演成賣君賣友慘劇，而彼只身遠竄，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雲無恥之尤。梁則出風頭之念有餘，救國之心不足。”

最早有意識于商戰的也是買辦，其中最著名的是鄭觀應。大約一百年前，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有一章專論商戰。他說：“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兵之并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弊國無形。我之商務一日不興，則彼之貪謀一日不辍。”

梁啓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後，接受新思想洗禮，與乃師龃龉日多。康有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諸義硁硁自守，梁氏則頗不以為然：“孔學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轅也。”

林則徐被流放，臨行前将在廣東時所譯的《四洲志》、《澳門日報》、《粵東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圖樣，統統交給魏源。魏以關山路遠之辭勸林保重，林說：“善始者不必善終，如不出逆料，則徐此生無能為也，寄意丹青，徒發清議而已。唯愚兄所托著書之事，望賢弟刻意為之，務使大清臣民早開智慧，舍此則無可禦侮矣！”

1905年，徐錫麟游歷浙江各地，交結了他稱為“奇才力士”的會黨成員，他對人說：“涉歷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

康有為從氣質人性論出發提出了人性平等，梁啓超則說：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賦良能發揮到十分圓滿。德國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就是人民的個性被國家所吞沒的緣故。

康有為赴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途徑香港、上海、天津等地，游歷租界，見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威嚴，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于是大購漢譯西學之書，潛心攻讀。

熊十力是哲學家，但最初是革命家。他于1901年開始投身革命，與宋教仁、黃興、胡瑛等人多有來往。曾有黨人認為武漢不适合發動革命，他駁斥道：“武昌者長江之上游，南北之樞紐，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張彪等庸才為官帥，若能暗中策反軍隊，不數年大事可成。”此說後來果被驗證了。

辜鴻銘論庚子之變雲：“庚子之變，多因中外隔閡過深，以致彼此猜忌，積嫌久而不通，遂如兩電相激，一發而不可收拾。今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為國雪恥，遂致朝廷近日亦以籌饷練兵為急務，此猶非計之得者。蓋彼卧薪嘗膽之論，乃戰國列邦之陋習也。”羅振玉聞而嘆曰：“賈長沙複生亦不過如是矣。”

1917年，胡适從美國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的時候看到張勳複辟的消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制度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後二十年不談政治，只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1923年，蔣百裏與龔浩回北京，途經徐州，蔣忽然若有所感：“将來有這麽一天，我們對日作戰，津浦、京漢兩路必被日軍占領。我們國防應以三陽為據點，即洛陽、襄陽、衡陽。”龔聽了這個神話般的怪論，覺得蔣太敏感，自忖“将來中日兩國開戰，無論怎樣，我們的半壁江山不會淪于敵手”。

“五四”運動後，學校精英常被各類政治勢力拉攏。李大钊說：“現在我們大學一班人，好像一個處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學各系都想勾引我們，勾引不動就給我們造謠；還有那國民系看見我們為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起點醋意，真正讨嫌。”

胡适諸多理論今日仍為有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标準；大膽假設，小心地求證；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中國需要醫治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等等。

在30年代，陶孟和就寫過一篇文章《我們小民的希望》，向當權者提出三個要求：尊重生命，尊重財産，尊重人格。

魯迅說：“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蔔生。”

魯迅又說：“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産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衆，就沒有天才……然而現在，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勢，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方面卻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

汀泗橋之戰後，蔣百裏向吳佩孚請命去游說孫傳芳出兵相助。孫傳芳想坐觀成敗，含糊其辭。蔣百裏知道吳佩孚必敗，遂一去不返。吳佩孚果然一蹶不振，而唇亡齒寒，孫傳芳也馬上為自己的短視付出了代價。

蔣百裏曾說，中國民族夙非以武力見長，民族歷史不以武功著稱；但每從自衛上發出力量來，亦能戰勝強敵，也就是說中國不能打侵略戰争，而長于自衛。“七七事變”後，蔣百裏常說，“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麽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妥協，最後勝利定規是我們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睜眼看着；我們都會看得見的，除非你是一個短命鬼。”蔣的話幾乎是傳誦一時，只可惜他成了“短命鬼”。

日本投降時，曾有議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