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章節

天皇列為戰犯，陳寅恪聞訊甚為憂慮，他認為：“日本軍人視天皇為神，如此則必拼死抵抗，以保護天皇。若保留天皇，争取其議和，日軍則不敢違抗。如此則我方犧牲益小，而對方投降亦易。”

1940年，陳寅恪赴重慶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第一次見到蔣介石。陳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斷定蔣不足有為，遂作詩雲：“自笑平生作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裏長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

陳寅恪嘗論中西之學：“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于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其長處是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短處是于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故新文化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傳統，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求得相反而适相同。”

蔣廷黻認為，林則徐在鴉片戰争前被罷黜，是林的終身大幸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與葉名琛相等。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抗戰初，朱家骅主政浙江。日軍占領杭州前，國民黨為實行“焦土抗戰”，曾準備焚毀杭州。朱家骅極力反對，他多次對下屬說：“外面焦土抗戰的風氣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時，你們一定要防止”，并布置人手嚴防，使該計劃未得實施。朱家骅認為這地方上的財産總還是中國的，不能将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

孫家鼐說：“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

晏陽初說：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國家必須認識到，只有當貧窮的人民和貧窮的國家滿足了，你們才是安全的。你把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50年代初，林徽因為了保護北京城牆，曾在人代會上據理力争，還闖進過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争辯。據說，彭真說不過她，最後拿出毛澤東的批示來才将她壓下去：“城牆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擋農民的。”

三門峽工程拟建時，黃炎培的兒子——留美水工專家黃萬裏批評某些“專家”竟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常識，妄言黃河下游會變清，以此讨好人民和政府。他并且提出了降低水庫蓄水位，壩底留大洩水洞排沙的方案，但未被采納。1960年，三門峽大壩開始蓄水，庫尾泥沙迅速淤積，并且快速向上游延伸，威脅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況之嚴重超出了黃萬裏的預期。1964年，周恩來主持治黃會議，确定的三門峽改建方案，正是當初被否定的黃萬裏的意見。此時黃已被劃為右派分子好幾年了。

1962年，楊偉名寫就《當前形勢感懷》，他把稿子念給村支委的幾個人聽。一向支持楊偉名的支部書記賈生財，還沒等楊念完，就激動地站了起來：“老楊，這篇東西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簡直好極了，要不要我簽名？”大隊長趙振高，是個不到30歲的小夥子，立即表了态：“好，我也簽上名。”副書記樊益山說：“說得不錯，可你看中央這架勢，恐怕永遠也辦不到，行不通，我不簽這個名！”這個陝西戶縣城關鎮七一大隊的農民，在超經濟強制及極權思維深入人心的時代，要求尊重價值規律。楊最終死于“文革”，為後人稱為“平民思想家”。

1978年12月，在小崗村嚴立華家，嚴宏昌、嚴付昌、嚴家其、嚴國品等20個農民以按手印等方式寫下包産到戶的保證書，保證書說：“我分田到戶、每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殺頭也幹（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十九、革命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胡适對學生的行動持反對态度，他堅持認為學生應該先“把自己鑄造成器”，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熱情洋溢的“通告”。于是有學生寫信給他：“胡先生，我們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連一個無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對付你才合适！你媽的，難道華北賣給日本以後，你還能當北大的文學院長嗎？你把我這熱心的青年學生殘殺幾個，陷害幾個，你心還很痛快嗎？即使你阻止住了我們愛國心的沸騰，于你有什麽好處？于你的良心也過意得去嗎？現在警告你：向後你若再撕毀關于愛國的通告，準打斷你的腿，叫你成個拐狗！勿謂言之不豫也！”之後有一天，胡适去上課，發現只有周祖谟一個學生。多年之後，恰恰是這個周祖谟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就，而那些義憤填膺的學生們卻被自己點燃的火焰吞沒了。

黎元洪被革命黨人擁戴為都督後，起初不肯合作。但他一旦開始合作，就迅速進入狀态。他在接見英文《大陸報》記者時說：民軍的目标是推翻滿族人的統治，并以美國為藍本建立共和制度。他還說：滿族統治者從來沒有公正地對待過漢人，只是一昧地屠殺和鎮壓，因此才爆發了革命。革命成功後，中國将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使外國資本能自由地與中國資本、勞動力結合，以開放中國的資源。該記者驚呼：黎元洪是中國最偉大的改革者。

1903年，鄒容寫成《革命書》，他宣稱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他認為獻身革命是每一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無論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論男女，都要“相存、相養、相生活于革命”。

鄒容撰成《革命軍》一書，與衆同志飲酒誦讀，并說：“我将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回上海付印。我為馬前卒，諸君若有文章在此書之中，皆為馬後卒而已。”鄒容還寫道：“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轫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跡，慷慨悲吒之聲不聞，名為士人，實則死人不若。”

1898年4月，康有為在廣東會館發表演講：“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他說：“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

康有為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說革命無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億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條駁斥康的論點，認為革命是最大的權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啓迪民智、除舊布新、補瀉兼備的救世良藥。”章直斥被保皇派奉為聖明的光緒帝為“載湉小醜，未辨菽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堕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韪而不辭的封建市儈”。

梁啓超說，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智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

梁啓超與《民報》論戰時期，宣揚說中國人“非有可以為共和國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到清政府預備立憲時，他跟康有為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1902年，梁啓超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撰《進化論革命者颉德之學說》，刊于《新民叢報》第18號，文中提到的“麥喀士”即馬克思，梁為第一個在著作中提到馬克思的中國人。

清政府立憲運動期間，大量捕殺革命黨人。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谟，在獄中就曾以血作書：“要知清政府下诏立憲，專制的兇暴卻有進無已。”

“中華民國”剛成立時，各國稱中國為“Chinese Republic”，伍廷芳認為不妥，認為此意為“中國的共和”，太過狹窄，不如“Re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