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章節

blic of China”，以示“共和屬于全中國”。此議遂定。

孫中山早年在廣州學醫，仰慕康有為，曾托人轉致敬意，意欲結交。康有為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孫不忿而罷，又赴北京上書李鴻章，李不置可否，孫大怒而去，乃赴檀香山組織興中會，這才開始反清革命。

張靜江曾任駐法公使孫寶琦的随員，有一次在輪船上邂逅孫中山。當時孫剛從倫敦脫險，處事警覺，張靜江直截了當地說：“我知道你是孫中山，我支持你的革命事業！以後你若需要錢，可以找我！”随後他留下了自己的銀行帳號和三個字，約定若孫中山日後需要錢，可發電報，第一個字一萬元，第二個字二萬元，第三個字五萬元。不久後，孫中山在日本籌劃起義事宜，經費奇缺，想起張靜江的話，便發電報一試運氣，張靜江果然履行約定，将錢彙來，解了革命的燃眉之急。

前清江北提督徐紹祯跟随孫中山革命，孫為酬功，送給徐100萬公債。徐用2萬元辦了一份《民立報》，又用1萬元遣散了沈佩貞的“女子北伐隊”，然後把剩下的97萬交還給孫中山。孫說：“你可以留着這些錢搞政治！”徐答道：“有錢的人不能革命，我還要跟着你革命，所以不能有錢！”

“二次革命”後，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廖仲恺與孫長期交往，友誼甚深，履行了這一手續，其《誓約書》為：立誓約人廖仲恺，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并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于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死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生死。從此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中華民國廣東惠陽縣廖仲恺，民國三年五月二日立。

1904年，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說：“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當中華革命軍在山東發動反袁之前，吳大洲、薄子明到東京向孫中山報告，說：“山東組織起義，現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給我們一筆經費，馬上就可發動。”孫問：“要多少錢呢？”吳說：“至少要1000元。”孫說：“好吧，昨天南洋華僑才彙來1200元，你們就拿1000元去吧。”過了兩天有人向孫說：“吳大洲等說的話靠不住，他們将錢拿到手在外面亂花。而我們在此生活都很困難，先生為什麽輕易信他們的話受他們的騙呢？”孫說：“革命不怕受騙，也不怕失敗。那怕一百件革命事業有九十九件失敗，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勝利。”言者為之語塞。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駁斥了保皇派那種“由專制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憲，不能革命”的庸俗進化觀點。他說：“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張繼說，成立之初，參加者不過千人。入會要自己填寫“盟約”，滴以左中指的血，親筆簽名，宣誓後，焚掉盟約。為了防止滿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號。同志相見，兩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時，一人要問：“什麽事體？”答：“國家事。”又問“什麽人？”答：“中國人。”相符後，才敢談革命事。

孫文一生與錢財無緣，民國建立後，難以逾越的財政危機使革命黨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部署繁重而艱巨的北伐任務，還是維持百廢待興的南京臨時政府日常工作，樣樣都需要經費，虎踞龍盤的南京城卻是“庫藏如洗”。孫回國之前，南方革命陣營就傳聞他帶了巨額華僑捐款，指望能充作軍饷大幹一場，許多革命同志與各路将領都是把他當作財神爺而伫候于上海碼頭的。無論是在孫中山登岸之時，還是在他當選臨時大總統之日，都有人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同一個問題：帶了多少錢？當他如實回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聞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1921年，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問孫中山：“您革命思想的核心是什麽？”孫中山自豪地回答：“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至于周公、孔子相傳不息的道統，我繼承的就是這種道統。”孫中山的追随者如胡漢民、戴季陶、朱執信、沈定一、廖仲恺等人均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及其均分財富的理想，但認為中國的古聖先賢已提出過類似主張，如《孟子》所極力主張的上古井田制度。

辛亥之後，專制複辟勢力對于辛亥革命的反撲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經失敗的遺憾和痛苦。孫中山說：“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于“漸進與革命”的論争，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并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他說：“從事革命者，于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餘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

康梁革命失敗後，康有為日益保守，從政治革命到君主立憲，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為國教，他自承：“吾自游墨西哥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1923年7月，孫中山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同年12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餘，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他終于忿然宣布：“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将聯合俄國。”

1903年，“軍國民教育會”推舉黃興等回國運動起義。黃興與劉揆一商量辦法，劉說：“種族革命，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為功，而欲收發難速效，則宜采用哥老會黨。以彼輩本為反對滿清而早有團結，且其執法好義，……足為吾輩革命所取法。”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歸國後，積極奔走于浙江各地，聯絡會黨，策劃革命。他經常日行八九十裏，用麻繩束腰，穿着芒鞋，蓬首垢面，慘淡經營，四過杭州，而沒有回家。一次将近除夕，人們勸他回家過年，他說：“幸老父猶健，家計無憂，一至故鄉，恐被人情牽累，不能複出矣！”“既以身為國奔走，豈尚能以家系念耶！”

朱執信參加革命後，仍留着辮發，身上穿着他父親留下的長袍大袖的舊式衣服，即如他所說：“衣服褴褛，辮子盤有頭頭。”一般人見了，指為怪僻，看不出他是堅定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見之，笑他“頑固”，他則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勸他剪掉，甚至武力強迫，他竟拔出小刀，嚴肅地說：“誰要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拼命。”朱執信此舉後來反而保護了自己。

許春草有個理想，就是要求正義如大水滔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