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章節

公平如江河滾滾，暢流無阻在祖國大地之上。他原是個泥水工，參加過辛亥革命，讨伐袁世凱，讨伐陳炯明，抗日等等各個近代史上重要的鬥争。他有幾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對暴政不必向政府備案；二曰：有公憤無私仇；三曰：不與魔鬼結盟，不與罪惡擊掌；四曰：對付外國侵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無錢無力則出命，“我出命”。

熊成基在失敗被捕“招供”時說：“各國革命之歷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也，普通社會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蓋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錫麟失敗的消息時，沒有趁機逃走，她對來勸她離開者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由于跟北伐軍許崇智産生矛盾，使許春草對武裝革命大大失去信心。從1923年起，他就不再參與國民黨活動，基本上同國民黨脫離關系。回頭來致力于民衆運動，日本特務及臺灣流氓多次陰謀暗殺，許春草毫無畏懼。他從來沒有攜帶自衛手槍，更沒有保衛人員。有一次，朋友來告：臺灣公會會長陳長福接受任務，非殺許春草不可，勸許謹慎。許春草說：“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陳長福無法害我。”

程潛參加同盟會後，從事革命，舉凡辛亥、讨袁、護法諸役，莫不為民前驅，其鄉人慶之，其母則說：“男兒以身許國，除暴安良，分內事耳，何以慶之？”為績而不辍，人複勸休止，則又說：“人貴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暴人。”

陳立夫對沈鈞儒說：“我們是拼了命得來的，你們要憑着圓桌上的空話說了去，哪裏有這麽便宜的事？”中共建政之初，黨內也有很多人對安排民主人士、起義将領當高官，以及中共領袖和民主人士密切來往感到不滿，甚至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的說法。

陳獨秀在1919年冬的《新青年雜志宣告》說：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互愛護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

魯迅說：“‘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來，魯迅經歷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稱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說，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因此，他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常可怕的事，“擺着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說：“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20世紀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義”，認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軍隊”，“與聞政治的方法很多，但應走溫良恭儉讓等正當的途徑。”

羅家倫看重全人類和平民的利益，反對暴力革命，他說：“我們與其崇拜大彼得，不如崇拜華盛頓；與其崇拜俾斯麥，不如崇拜富蘭克林；與其崇拜克虜伯的制造，不如崇拜愛迪生的發明……”

李宗仁說，他在清末上陸軍小學時，但見朝野一片朝氣，辛亥革命成功後，則朝氣全失，全國上下但覺一片混亂敗壞。

1929年，楊度加入共産黨，有人譏諷他投機。他駁道：“方今白色恐怖，雲何投機？”

章立凡問章乃器：“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了，中國今天會是什麽樣子？”章乃器回答：“肯定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君主立憲是虛君共和，不是專制獨裁，自然有它的道理。英國資産階級革命，國內動亂了40年，最後不得不把王室請回來！清末是改良和革命賽跑，改良太慢，才發生辛亥革命。建立民國後，袁世凱、蔣介石還不是搞獨裁！革命革到現在，還在不斷革命，結果又能怎樣呢？我看改良的代價或許比革命小得多！”章立凡又問：“那我們今天會不會還留着辮子？”章乃器回答道：“那也未必，日本明治維新後就改穿洋裝了。為政之道，就應該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為百姓所好的體制和習慣，總有一天會被淘汰！”

張元濟一直是個“低調子”的漸進改良主義者，“和平改革勿傷元氣”，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開會，他在會上說：“倘若沒有戊戍變法、庚子義和團，人民對朝廷的觀念不同，也許不會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會造成一個袁世凱，演出那一套洪憲的笑話，更不會有後來各省軍閥的火并和割據。經過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們當然可以像一個國家。（若當初即和平，）我想并且不會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戰，使我們貧弱到這個田地。”

錢滿素在《愛默生與中國》中寫道：真正的革命發生在人們頭腦之中，沒有觀念上的革命，社會革命将不過和波浪一樣——只是水面震蕩，水下依然如故。

梁啓超說：孫中山為目的而不擇手段，故無從判斷其真正價值。

二十、戰事

曾國荃與左宗棠晚年相見，左問曾：“老九一生得力何處？”曾答：“揮金如土，殺人如麻。”

八國聯軍進京後，将北京分為八個防區。彭诒孫家在美軍的防區內，遭到了美軍的入室搶劫。彭憤怒地跑到美軍軍營去理論，美軍自覺理虧，次日便張貼告示：中國商民可以預備胭脂水或煤油，若有兵丁進門騷擾，即将其灑在對方身上，痕跡顯然，拭之不滅，以便究辦。

李鴻章創建北洋水師，不惜萬金購買戰艦，如購自英國的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炮艦，購自德國的定遠、鎮遠“鐵甲”巨艦，以及後來購自英、德的濟遠、經遠、來遠、致遠、靖遠等巡洋艦，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軍艦。據當時世界軍事年鑒的統計，北洋水師的實力名列世界第八，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強，戰鬥力超過了英國的遠東艦隊。李鴻章仍覺得艦速太慢，乃決定從英國阿摩士莊廠購買當時世界上最為快速的巡洋艦。但是朝野內外都認為他花費太巨，于是衆口铄金，購艦之議終于作罷。後來這艘巡洋艦被日本買去，號曰“吉野”，在甲午海戰中将北洋水師沖得落花流水。再後來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賠償2億6千萬兩白銀，這些錢用來買多少艘巡洋艦都夠了！所以梁啓超指出：“甲午戰争是李鴻章以一人敵一國。”試問焉能不敗？

慈禧為過自己的六十大壽，不惜耗費重金擴建頤和園，為此挪用海軍經費數千萬兩，致使早被李鴻章看中的最新英制巡洋艦被日本買去，而為了買這艘吉野艦，明治天皇的皇後連僅有的首飾都捐了出來。

梁啓超對李鴻章評價頗高，但他同時也指出李“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只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于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

甲午戰後不久，恭親王奕訢病逝。彌留之際，慈禧派人去問誰可接任，曾主動提到光緒的老師翁同龢。恭親王搖頭道：“罄南山之竹，難書此大錯。”其意在責怪翁同龢一力主戰，而當時的中國确是不可戰而戰。

袁世凱在小站操練新式陸軍，受到保守派的猜忌和攻擊，他的上司榮祿便欲殺之而奪其軍。但榮祿在小站檢閱了袁的部隊後，深為其軍容齊整、器械精良所感動，因為他從未見過如此現代化的本國軍隊。榮祿因此将袁世凱視為練兵奇才，不僅不予加害，反而引為心腹。

北伐軍攻陷武昌，生擒守将劉玉春。劉玉春對記者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無愧于玉帥（吳佩孚），惟愧對百姓耳。我雖大開漢陽門，然難民太多，每日出城者不過兩千人而已，且争擠溺死者不計其數，實可憫哉。我情知不能守，所以守者為報玉帥也。玉帥主張或有斟酌處，然其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