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章節

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黃二人,以安撫天下人心。攝政王載沣最初主張立斬汪黃二人,但經過肅親王的反複勸說,也同意從輕發落。

唐德剛說:“對汪精衛,餘曾撰文論汪之十大錯誤,認為汪犯了九大錯誤,社會和歷史都原諒了他,使他有複出領導的機會。只是他把第十大錯誤做得太絕了,歷史無法原諒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漢奸之名遺臭史冊了。”

1936年國民黨五中全會期間,汪精衛亦受暗殺,刺客為王雲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槍無大礙。當時,陳璧君聽說後趕到現場,汪精衛受了重傷,滿臉是血,跟陳說,我完了,我完了!陳當即罵汪精衛說:你剛強點好不好,你硬一點好不好,幹革命的,還不早晚就有這一天,早晚會有這個結果!

張作霖被清廷招安後,奉令移駐洮南,對付蒙匪。此地多戈壁荒漠,有的地方又草長盈尺,毒蟲四處,餓狼遍野,無法進行偵察工作。這時張作霖的綠林兄弟安遇吾請命打入蒙匪內部,探明并畫好了蒙匪的巢穴位置和活動路線,但安又想順便殺一兩個蒙匪頭目,事敗被殺,屍體被肢解,蒙匪更将安的屍體送給張作霖以示威。入殓時,張作霖發現安的身上有個傷口,裏面似乎有物,仔細檢查後發現是張地圖。張作霖便用這張地圖擊潰了蒙匪。安遇吾的兩個兒子也大有乃父之風,拒絕接受張作霖的報答,飄然而去,多年之後也成為有名的俠客。

二次革命失敗後,革命黨人如亡命客一樣在東京過苦難日子,袁世凱仍不放心,派蔣自立到東京去刺殺并收買國民黨人。湘支部長覃振認為蔣是一個大威脅,召集同鄉開會商議對策,許多人主張行刺,但問何人願去,卻又無人答話。座中有人指着林修梅說:他是軍人,應該可以去幹。林推說無手槍,荊嗣佑說他家正有一個朋友寄了一支手槍,可以借給林用。林又說還要一個人同去,替他巡風。座中無人答應,忽然窗外有人哈哈大笑,驚動了會衆。原來是新到的桃源留學生吳雪梅,其人年齡不過十八九歲,大家問他為何發笑,他神氣地說:“我是笑你們這些飯桶,連一個姓蔣的都無人敢去殺他,還想打倒袁世凱嗎!”覃振奇其言,忙問他:“看來你倒是一個好漢,有勇氣敢去行刺麽?”吳答說:“怎麽不敢,只可惜我不是你們的黨員。”大衆歡呼道:“如此我們今天就歡迎你入黨。”登時要他填了入黨誓約并置酒歡迎。晚餐過後,吳頭都不回地去把蔣自立刺殺了。

二十二、軍閥

孫傳芳號稱殘暴,但他以五省聯帥駐節江浙時,裁減賦稅,尤其善待農人,頗得鄉人之望。他還重用丁文江等學者,委之以建設大上海的重任。後來有鄉紳主動進言,希望能每畝征銀二角以助軍費,孫堅決不許。因此他失敗後,江浙頗有憫傷之感。

袁世凱以簽訂“二十一條”被唾罵為賣國賊,但事實上“簽訂二十一條”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說法。日本抛出“二十一條”後,袁世凱即令外長陸征祥等竭力拖延,以待國際社會調停;尤其是在日本威脅不得洩漏條約之事的情況下,他卻旋即将此事知會英、美等國,并斥諸媒體,從而使日本陷入輿論被動。在具體談判中,對原則性的“第五號”堅持不讓步,對其他條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數次中斷會議。由于西方各國的愛莫能助,最終在日本的“最後通牒”下,簽訂了這個已遠不足21條的條約。當時中日實力對比懸殊,若不簽城下之盟,勢必兵戎相見。事實上,袁世凱不僅不是親日派,且是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早在甲午戰争前,袁世凱就在朝鮮兩次擊退日本人,被日本人銜恨不已。如今條約既成,袁世凱為之痛苦失聲,要求全體官員和國民卧薪嘗膽,誓與日本“十年後見”。成王敗寇,歷史上越王勾踐,先辱後榮,也不失為一英雄。倘若袁世凱真能發憤圖強,一雪前恥,未始不可為一勾踐,可惜他自食其言,帝制自為,終于身敗名裂,為天下笑。值得指出的是,梁啓超、蔡锷的反袁“護國運動”,多少都得到了來自日本的支持。因此,袁世凱臨終遺言“為日本去一大敵”确非虛言。

曹锟檢閱他駐在保定的軍隊,在他走過士兵行列時,發現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來問他:“你怎麽了?為什麽哭?”士兵說他剛接到家信,說他爸爸死了,他遠在軍隊,無法回家奔喪。曹說:“不要哭,不要哭。給你五十塊大洋,回家葬你父親去好啦,盡完孝道再回來當兵。”

曹锟曾對議員們說:“誰既有名又有錢,就可以做總統。”某議員立即提議道:“大帥,梅蘭芳既有名又有錢,我看他就可以做總統。”曹在賄選當日,見國民黨議員呂複沒有選自己,竟附耳低語:“如何不選曹某人?”呂複勃然大怒道:“你要是能做總統,天下人就都能做總統了。”

曹锟以賄選得總統,共有480名議員收取了他的賄賂,原則上每人5000元,實際上根據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從1萬元到2000元不等,這些議員後來被稱作“豬猡議員”。消息一出,全國大嘩,此事遂成為曹锟及其直系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但是,正如曹锟的部下王坦所說:“花錢買總統當,比之拿槍逼人選舉的人強多了。”确實,曹锟至少在選舉程序上嚴格遵守了《臨時約法》,也沒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對某些拿了錢不投票的議員也未采取報複手段,因此,他實在算不上是最壞的。

曹锟任總統時,他的親信吳毓麟等人想為了駐英公使的人選問題,頻頻向外長顧維鈞施加壓力。雙方争執不下,吳毓麟就請曹锟出面,曹锟正色道:“老弟,你什麽時候開始學的外交?因為我們不懂外交,才請顧先生來作外交總長。顧先生對外交有經驗,你們憑什麽幹預?”顧維鈞在回憶錄裏寫道:曹锟雖然從未受過學校教育,卻是個天生的領袖。

華北淪陷後,日本土肥原賢二極力拉攏前大總統曹锟,想以他為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身負賄選總統之恥,國難當前卻大節不虧,他忿忿地說:“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會為日本人做事!”當他聽到臺兒莊大捷的消息時,興奮溢于言表,連說:“我就不信,我們還打不過那小日本!”但随着戰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逝。

直皖戰争前,吳佩孚通電痛罵段祺瑞:“自古中國嚴外國之防,罪莫大于賣國,醜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發受書,嘗聞大義,誓不與石敬瑭、張邦昌、劉豫、吳三桂共戴一天。寧飲彈而瞑目,不為外奴以後亡。佩孚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直皖戰争後,曹锟和張作霖結為親家,沆瀣一氣,吳佩孚的政治理想無法貫徹。他黯然神傷地回到洛陽,一下車便對記者說:“此次戰勝,是一件痛心可恥之事!”

九·一八事變後,吳佩孚到北京,在車站一見來接他的張學良,便怒責道:“為何不打?”張學良說:“實力不足,打不過。”吳佩孚說:“現在我來了,實力就足了!軍人最大的實力,便是一個死字!”

吳佩孚勢敗後,避居四川依附楊森。某日,有日艦司令荒城二郎來訪,願貸款百萬,贈械十萬,助吳再起。吳馬上逐客,說:“我曾有槍何止十萬,有錢何止百萬,尚且一敗塗地,可見成敗之機不在此處。若我果舉外債,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國事國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吳佩孚晚年寓居北京什錦花園,每日畫菊消遣,态度消極。或有訪客遲遲不願去者,則大談其《周易》,深奧玄妙,使客乏味而去。事實上他平生頗有著論,如《春秋正識證釋》、《易箴》、《日食參考說》、《循分新書》等,故有儒帥之稱。

常有歷史學家将吳佩孚定格為“英美派”。實則吳佩孚平生抱“三不主義”,即“不住租界”、“不借外債”、“不托庇外人”,始終奉行不辍,至死未變。當然,他對蘇俄和日本的拉攏都堅決拒絕,而英美似乎不曾那麽主動地拉攏過他,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乎他對英美要“友善”一些。

董必武評價吳佩孚:“吳佩孚雖然也是個軍閥,但他有兩點卻和其他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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