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章節

蔡锷則在背地裏商量道：“任公（梁啓超）眼高于頂，恥為牛後。不如另樹一幟，以任公為首，可與楊皙子殊途同歸。”不料計議未善，蹇、湯已懊喪而返。原來他們二人一到天津，尚未開口，梁啓超已拿出墨跡未幹的大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示之。文中不遺餘力地抨擊袁世凱，在蹇、湯的力勸之下，梁才勉強删除一些過于激烈的詞句。梁啓超并致函楊度曰：“吾人雖見歧，私交彌篤。今後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廢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可見，梁啓超之“另樹一幟”遠較他的弟子蔡锷高明。

秋瑾住在北京，值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她感慨地說：“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後來，她對王時澤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于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楊度在日本，經人介紹結識了孫中山。兩人政治理想截然不同，卻惺惺相惜。楊度與孫中山相約道：“我主張君主立憲，若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事若成，我将盡棄我的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後來楊度鼓吹君主立憲的洪憲帝制，成為國家罪人，只好遁跡丘山，結廬學道。但不久他便又出山，秘密為孫中山的國民黨工作。

楊度有詩雲：“市井有誰知國士。”他确實做到了這一點。李大钊被捕前，楊度在熊希齡嫁女宴會上，從汪大燮那裏得知蘇聯使館将被搜查，馬上避席而去，委托章士钊通知李大钊。但不知為何，李大钊卻沒有離開蘇聯使館，于是被捕。楊度為搭救李大钊，不惜變賣自己在北京的愛宅——悅廬。李大钊死後，楊度又千方百計為他殓葬。

民國六年，蔣夢麟回國，理由是：“學成回國是我的責任，因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權。”他後來在日本上野公園展覽會上，看到中日戰争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時，“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稍後他看見日本人陶醉于對俄戰争的勝利，游行隊伍綿延數裏，他說：“我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着游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陳獨秀在1919年的《每周評論》上曾有過《研究室與監獄》的名論。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而這些話，并非他徒逞一時之快的豪言壯語，而是身體力行的自箴之詞。

民初，革命告成，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論功行賞。柳亞子則說陳範：“時南都興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濟濟慶彈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蕭然物外，絕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陳範功績，多次要求政府發還清廷沒收陳的財産，并對陳有所撫恤。陳說：“謝諸君，勿以我為念，養老之資現猶勉能筆耕硯耨，聊免饑寒……吾輩正誼明道，非以計功利，豈容貪天之功為己為。”他晚境凄涼，孤身一人，貧病交加。章士钊說他，《蘇報》案後，“亡命十年，困踬以終，不聞有何怨言。”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橋刑場，以“通敵有證”的罪名槍決。被難時，他身穿夏布長衫，須發斑白。子彈從後腦入，左眼出，陳屍道旁，見者鼻酸。距邵飄萍在同一地點被殺不過百日，人稱“萍水相逢百日間”。

哈佛大學派趙元任請陳寅恪前往任教，陳婉拒之，說：“我對美國的留戀，只有波士頓中國餐館醉香樓的對蝦。”

胡适向來反對暴力，主張以和平解決争端。他因為參加了段祺瑞的善後會議，為共産黨所不容。他對陳獨秀說：“此次暴徒火燒《晨報》，難道也是争取自由之舉嗎？”陳獨秀說：“《晨報》為新月派把持，這樣的階級立場，如何不能燒？”胡适非常生氣：“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絲毫異己思想了？如果社會是這樣的，那是何等的陰森殘酷？”陳獨秀說：“正因為社會陰森殘酷，我們才無法容忍。他們捕殺共産黨的時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慘案，可曾有容忍？我幾次入獄，他們又何曾容忍過？”胡适說：“但是你在獄中的時候，馬通伯、姚叔節這些舊學究都曾署名營救你，你出獄後，大家還談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難道忘了嗎？”陳獨秀稍為語塞，但馬上又質問道：“但你為何參加善後會議？”胡适說：“以和平方式解決南北紛争而已。”陳獨秀說：“段祺瑞是帝國主義之走狗，難道你不知道？”胡适說：“何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安在？”陳獨秀笑着說：“所以你我為不同階級。”

日軍制造濟南慘案，殺害蔡公時。陳嘉庚聚集華僑演說道：“日本雖是我鄰邦，但在我國遭受天災時，不曾助我一粒米、一文錢。如今反以其僑民為借口，犯我主權，殺我同胞。其險惡兇蠻，世無俦匹。如今我們怎樣反日？一是要抵制日貨，凡日商所經營，我等誓不虞目；二是要籌款犒軍，我們既不能留學犧牲，就該捐資報國。”日本人聽說後，十分恨陳，令人燒掉了陳的橡膠廠，損失五十餘萬。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出版，南京內學院的歐陽竟無令弟子劉衡如撰《破〈新唯識論〉》進行反駁。熊十力看到後，對北大校方說：“我要寫書，不講課了！”于是辭職，飛快地完成了《破〈破新唯識論〉》，這時距《新唯識論》出版才5個月時間。歐陽竟無是熊十力的恩師，但熊堅持說：“吾愛吾師，尤愛真理！”他們師徒交惡，至死未解。

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時，替他做辯護的律師，是甲寅派首領古文家章士钊。其辯護詞随後在上海《申報》發表，标題是“黨即國家乎？”章士钊說：陳獨秀“非危害國家也，國民黨不能代表國家，是為二物。陳氏反國民黨，不反國家，何危害民國可言乎？”

陳獨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說，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運動的人，或居黨國顯要，或受社會崇拜，“以先生之學歷，若求高名厚利，與世人争一日長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個人榮利，而一變為世之所謂新官僚，就此而言，實值吾人矜惜也。”“嗚呼先生！滿腔熱血，灑向空林，一生有毅力，無用武之地，吾不反為先生惜，吾驚為民族哭矣。”

弘一法師當年執意出家，出家後竟後悔了，因為發現佛門原非淨土，故想還俗。馬一浮等朋友勸他說：“原先不贊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頭了。”弘一聽勸，打消還俗的念頭，終成一代高僧。

李叔同做了和尚，學生豐子恺仍跟他有來往。弘一法師曾到豐家，豐子恺請法師就坐。法師把藤椅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後，豐問何故，法師答說：“這椅子裏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動，突然坐下去，要把他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傳豐子恺吃素念佛，有友人問及，他答道：“吃素是真的，念佛就未必，大概我有時翻譯佛教書籍，以致引起人家的誤會吧！我只能算與佛教戀愛，而不能說是結婚。”

豐子恺在《兒女》中寫到：我以為世間人與人之關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時候都不外乎是一種廣義的友誼，所以朋友之情，實在是一切人情之基礎，并育于大地上之人，都是同類的朋友，共為大自然的兒女。

徐樹铮收複外蒙後，不僅大力推廣蔬菜種植，推行漢化教育，且在庫侖開辟網球場，與部将同嬉，自稱“絕域蹋踘”，大有漢朝霍去病、趙充國之遺風。

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說：“意義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貧乏，情感的寄托愈豐富，意義愈不清楚。”有次講課，題目是《小說和哲學》。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有人問：那麽《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裏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着講着，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裏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