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章節

裏看看，甚為得意。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

1936年魯迅去世的時候，從10月20日至21日，有一萬餘人自發的前往萬國殡儀館瞻仰魯迅的遺容。葬禮上，在哀樂聲中，一面由上海民衆獻上的白底黑字的長方形旗——“民族魂”，由宋慶齡、沈鈞儒等輕輕的覆蓋在楠木靈柩上。

蒙文通指導研究生，上來先是兩句話。第一句引陸象山言：“我這裏縱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條：“一個心術不正的人，做學問不可能有什麽大成就。”

殷海光說梁啓超，雖然他已經是歷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黴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麽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

盧作孚生活非常簡樸，常年穿一套中山裝，人長得很瘦小。為了節省梳頭的時間，他剃光頭。張岳軍先生（即張群）有一次跟他開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蔣介石曾想拉攏王造時，以為己用，通過王的江西同鄉、國民黨元老李烈鈞及中央政治大學教授、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出面邀請，王造時深知“無非是以高官厚祿為餌，要我為他所用。”因此婉言謝絕，既不上廬山，也不去南京。蔣不甘心，又派劉健群到上海，軟硬兼施企圖逼王造時就範。于是就有了這番對話，劉威脅說：“蚊子嗡嗡叫有什麽用呢？只要舉手一拍就完蛋了。”王回敬他：“對國家大事發表意見是每個公民的權利。”

1948年，梁思成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不久，國民黨政府開始籌劃把中央研究院遷往臺灣。朋友們勸他：“北平保不住了，共産黨來了。看來臺灣也不保險，還是把全家接到美國去吧。”他拒絕了，說：“共産黨也是中國人，也要蓋房子。我還是為新中國的建設出力吧。”

1951年7月，中共三十年建黨大慶，大家都在報上發表一些回憶慶祝的文章。因為張東荪自中共建國後從來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葉篤義勸他在這個機會寫一篇。張拒絕了，他說，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馬寅初的倔強是出了名的。馬寅初常對人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葦岸在《大地上的事情》序言中說：“在這個世界上，我覺得真正的作家或藝術家，應是通過其作品，有助于世人走向堯舜或回到童年的人。”

段錫朋父女游明孝陵，天藍雲白，段錫朋卻讓女兒看樹下泥築的土屋和半死的老牛。“看着他們穿什麽，住什麽，”段說，“大多數人就這麽活着的。這是我們這輩的過錯，也就是你們的責任了。”

1957年，徐鑄成被打成右派，《文彙報》社長辦公室秘書梅煥藻說了一句話：“徐鑄成成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他因此遭受大規模的圍攻，要他交代。他步出會場即跳樓自殺了。

蕭乾自稱“不帶地圖的旅人”。最喜歡伏爾泰的一句話：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拼命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力。

二十四、為政

丁文江在《少數人的責任》一文中說：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治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只要有幾個人有百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只要有少數裏面的少數，優秀裏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努力。

慈禧本不厭惡新法，她曾讀過康有為的《波蘭分滅記》，并為之十分感動。但變法事業日益演變成帝後之争，犯了政治家的大忌諱，政變于是不可避免。事後慈禧說：“康有為要變法，為什麽不找我？”

李鴻章簽約割地太多，民怨沸騰，他的侄女婿蒯光典為他辯護道：“西歐諸國，割地賣地是尋常之事，如法國賣米西西比河七省予美國，俄國售阿拉司加予美國，德國割讓來因河予法國至普法之戰又收回之。國家能自強，則能收複失地；若不求自立，雖有土地，也必被瓜分。”

俾斯麥委婉地表示李鴻章只會打內戰，李鴻章喟然長嘆：“與婦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李鴻章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

王闿運講帝王之學，“以經學為基礎，以史學為主幹，以先秦諸子為枝，以漢魏詩文為葉，通孔孟之道，達孫吳之機，上知天文，下曉地理，集古往今來一切真才實學于一身，然後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氣概，訪民間疾苦以充實胸臆，結天下豪傑以為援助，聯王公貴族以通聲息……斯時方具備辦大事的才能。再然後，或從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廁身廊廟，獻大計以動九重，發宏論以達天聽，參知政事，輔佐天子，做一代賢相，建千秋偉業；或冷眼旁觀朝野，尋覓非常之人，出奇謀，書妙策，乘天時，據地利，收人心，合衆力，幹一番非常大業，以布衣為卿相，由書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見唐浩明《楊度》）

清末名吏王瑚，別號鐵珊，直隸人，在清朝官至道臺。民國二年，直隸都督馮國璋請他出山，他主動要求降級做雄縣知縣，馮無奈之下只好同意。王照例拜谒各機關長官，拜見警察廳長楊以德時，楊看到他的名帖，很不高興地說：“定州有個翰林王瑚，是大家都敬佩的，你也是定州人，難道不知道麽？為什麽取了個跟他一樣的名字？”王慢慢回答道：“定州只有一個王鐵珊，沒有第二個！”楊以德驚訝地站了起來，說：“難道你就是鐵哥？”王回答：“是！”楊呆了半晌說：“這樣未免太屈尊了！”王笑道：“不過想替地方做點事，官的大小，是沒有關系的！”王瑚剛直不阿，清廉自首，施政則雷厲風行，為近世官場難得的“異類”，有人評價他是“中國的堂·吉诃德”。

康有為從張勳複辟，梁啓超則從段祺瑞讨伐張勳。有人問梁啓超：“吾子投筆從戎，壯則壯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師長素先生（康有為）佐命新朝，吾子痛斥複辟黨人罪惡，不留餘地，不知令師作何感想。”梁啓超答道：“師弟之誼雖存，政治主張早異，我不能與吾師同陷泥淖中也。”

1921年，《努力》周刊發表了胡适起草，蔡元培領銜，李大钊、陶行知、湯爾和、王寵惠、羅文幹、高一涵等十四人簽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呼籲“好政府主義”。次年，吳佩孚支持王寵惠組閣，羅文幹、湯爾和等人入閣，本屆政府被稱作“好人政府”。但是這個“好人政府”只維持了73天就下臺了。

康有為多次上清帝書，曾專折請開制度局議行新政，請預定開國會期。及至變法六月，代折請定立憲開國會，援春秋改制之意，直接道破“吾國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之意。據稱當時廷議不以為然，而光緒決欲行之。大學士孫家鼐谏說：“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光緒答稱：“朕但欲救中國耳，若能救民，則朕無權何礙？”

胡适好談政治，他曾站在軍閥一邊厚誣國民黨，引起社會輿論和青年學生的不滿，老資格的國民黨人張難先批評他說：“軍閥橫行，賴政治家以糾正之；政治家卑污，賴學者以糾正之；今學者又複加如斯，則吾國之苦百姓将再無寧日矣。”而軍閥和北洋政府也對他不感興趣，吳佩孚的軍師白堅武警告他說：“我以私人朋友的資格，盼望你今後言論要審慎些，要提高些。”湯爾和在北洋政府裏任教育部長，也以朋友身份勸他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裏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麽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着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20世紀20年代，林語堂一聽陳友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