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章節

英文，受了感動，就參加了漢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書，做了4個月，又棄政治而去，他說：“體會出來他自己是個草食動物，而不是肉食動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他曾經寫過：“對我自己而言，順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陳獨秀說：“如今為國民革命時代，而非無産階級革命與專政時代，故不惟資産階級須有民主政治，無産階級亦須有民主政治，且更為迫切。”

陳獨秀說：“以行政言，仁政自優于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傷損國民自動自治之人格，固與虐政無殊。”

抗戰時期，蔣介石向馬一浮請教治國之道，馬說：“唯誠可以感人，唯虛可以接物。”蔣聞之愕然。

蔣廷黼問丁文江：“這些人搞政治會産生什麽好結果？”丁文江答道：“廷黼，你不懂軍人，你沒有資格責備他們。我了解他們，他們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有你那樣的教育程度，他們一定可以，而且絕對比你對國家有貢獻。”

九·一八事變後，學潮洶湧，赴南京請願的學生不絕于途。陳布雷為蔣介石作《國民政府告學生書》，文中寫道：“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

國共內戰，國民軍兵敗如山倒，蔣介石訓話道：“我們過去統一兩廣和北伐時期，能以少擊衆，以一當十，是因為官兵具有不貪財、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戰時期，許多部隊大體尚能保持這種傳統的精神而英勇奮鬥。但抗戰勝利後，很多部隊完全喪失了這種精神，尤以許多中上級軍官利用抗戰勝利後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産，貪女色，驕奢淫逸，腐敗堕落，弄得上下離心，軍無鬥志，這是我們軍事上失敗的根本所在！”

陳公博有關于做官的妙論：“在野政客好罵人，宛如閨女在娘家，養得一身仙風玉骨，好評人短長，嫂氏有不是，只會在旁揶揄，或是看見侄輩尿糞不潔，必掩鼻而過。到了政客做官，又如閨女出閣，做當家媳婦，蓬頭垢面，早早起，晚晚睡，還要換人的不諒。有何冤苦，也只好躲在繡房裏、被窩中，向夫婿哭訴。自己身體也漸漸不如從前保重了，胸部可以示人，紐子不必扣緊，小孩拉屎在桌上，所幸用飯碗蓋起來完事。”

1950年，華東局拟在杭州建一空軍療養院，陳三立墓正好在規劃之內。陳毅聞訊制止了此事，他說：“如果我們把陳三立的墓都挖了，那共産黨何以謝天下？”

40年代末，國民政府啓用翁文灏等學者專家，一時行政院人才濟濟，時人有“人才內閣”之稱。但這些人才辦公就是聊天，無一事可辦。一個親歷其境的學者給朋友寫信說：“這是中國兩個最有腦力的人才，幹嗎不到一個學校或研究室去？幹嗎要把他們困在一個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閑飯，聊悶天？”經濟學家何廉後來回憶起來仍難抑悲憤：“翁文灏和我雖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職，但比起‘圈內集團’來，畢竟還是外人。我們并非政府的裏層人物，也非黨的成員，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什麽。”他說：“我在政府中的那幾年完全是白白浪費！”

陳布雷勸徐鑄成做官，加入國民黨。徐說：“參加一政治組織，等于女人決定選擇對象，此為終身大事。我對政治素不感興趣，願抱獨身主義。”

抗日戰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他想寫一篇‘中國官僚論’。他說，中國向來臣妾并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寵；對于同侪，排擠傾軋，争風吃醋；對于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對于傅氏高論，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寫入文章。王說：“這道理講得痛快淋漓。這段官僚論，的确支配了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人事關系。”

丁文江在頻繁的野外調查與學術行政的改進實踐中，對政治之于各項事業的高度相關性有了親切的體認。李濟在一次與丁的談話中就被明确告知：“你們老問我為甚麽戀着政治問題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學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我們必須先造出一種環境來，然後科學工作才能在中國生根。”科學的發展既然與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這樣的行動主義者自然就有了努力問政的理由。

張蔭麟畢業于“留美預科”之清華，在美國學哲學，歸國即為名校教授，正所謂“清華學派”中人；派中大佬對魯迅這種“匪徒”、“文丐”似無好感，張卻要作一篇《〈南腔北調集〉頌》，稱贊魯迅是“當今國內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張蔭麟論政，服膺“費邊式的社會主義”（其友哲學家賀麟語），偏于改良、漸進；丁玲其時以左傾激進聞名，民國四十四年，誤傳丁被捕殺，張當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筆墨之力以感格兇頑、轉移運會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1年的一次會議上，張奚若尖銳地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和蔣介石的獨裁。蔣聽不下去，就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不要太刻薄！”張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開會，他接到會議通知和往返路費後，當即回一電報：“無政可議路費退回。”從此再沒有出席國民參政會。1956年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張奚若批評毛澤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将來”。此十六字評語曾傳遍世界。而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竟公開征引張的這十六字。

1960年，毛澤東在北京收到了鄧寶珊（時任甘肅省長）呈送的一樣特殊物品：一種用油渣和榆樹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這種食物是當時甘肅人賴以生存的東西。他的這一舉動，受到了當時省委領導人的埋怨、擔憂和攻擊，而他卻處之泰然，他說：“我個人的進退榮辱并不是什麽大事，群衆的吃飯問題要緊。”

毛澤東曾指控梁漱溟“不問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實證明，梁“不問政治”确是假的，不過他“不想做官”卻是真的，終其一生，梁都只是一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讀書人。

1976年，毛澤東去世，有人将這個消息告訴了張國焘，張長嘆：“我們都年華消逝！我像毛澤東一樣，是個總歸要死的人，而死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罷了。”張國焘晚年特別愛聽中文廣播，他說：“在中國舞臺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衆，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

1985年，蔣經國的身體狀況江河日下，“接班”問題成為臺灣社會的最大熱點，許多人都認為蔣經國會把江山傳給蔣家第三代，延續家天下的傳統。對此，蔣經國明确指出：“總統繼承制的問題，這一些問題，只存在于專制與獨裁的國家。在我們以憲法為基礎的中華民國，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産生……有人或要問，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複是：不能也不會！”

二十五、愛國

1938年，汪精衛漸露叛意，陳嘉庚苦勸之，汪不聽。某次，汪主持參議會，陳嘉庚拍電報提交議案，該議案簡單明了：“敵人未退出我國以前，公務員談和平便是賣國賊。”時恰是汪精衛宣讀此案，不禁面白如紙，神色甚不安。此議案當即獲得通過，且精簡為十一字——“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次日，鄒韬奮發表題為“來賓放炮”的文章，評論道：“此寥寥十一字，縱數萬字亦所不及，實乃古今中外最偉大之議案。”

李鴻章搭乘美輪回國，到達日本橫濱港需要換船。因李鴻章當年離開馬關的時候曾表示“終生不履日地”，現在又有了《中俄密約》，讓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氣了。換船必須先上碼頭，但是為了不讓自己的肉體與日本國土發生一絲關系，李鴻章無論如何也不上岸。侍從們只好在美輪和招商局的輪船之間搭起一塊跳板，冒着掉到海裏的危險将他扶上船。

容闳家貧，在別人資助下才接受了啓蒙教育，後随美國友人到美學習，交付不起學費時，學校向他提條件，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