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章節

畢業後從事傳教活動，他拒絕說：“我是中國人，我應擇最有益中國者為之。”畢業後，他又謝絕友人的挽留，回到國內，他說：“我要以西方之學習，灌輸于中國，使中國趨于文明富強之境。”

陳獨秀不同意無條件的愛國主義，他說：“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家，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又說：“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

趙元任曾對西方人說：“我們中國人也得在現代過人的日子，我們不能一輩子穿了人種學博物館的衣服，預備你們來參觀。”

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許多留學生踴躍入盟。谷思慎擔任山西分會負責人，閻錫山是同盟會争取的對象。閻入盟前曾問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職，為什麽要參加同盟會，另謀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說：“我不是為個人謀出路，而是為中華民族謀出路。”

蔣夢麟小時曾作文讓日文教師中川指教，裏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種”的話，但他的日文老師筆下絕不留情，中川随筆批道：“不對，不對，中日兩國并非同種，你的國将被列強瓜分，可憐，可憐！”當天晚上，小蔣夢麟為國家的前途流淚不已。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法政，抱家國之志，十分刻苦，終致劬勞成疾。他憂懷國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學看到，為之訝異，宋說：“為吾祖國事，君何能知？”

魯迅說：“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

日占臺灣期間，推行其皇民化政策，禁止臺灣人使用漢文、臺語。連橫則在臺專賣漢文書籍，以激勵民氣。他還把獨生子連震東送回大陸，對人說：“弟僅此子，不願其永居異域，長為化外之民。”

日本強占膠濟鐵路，康有為的女婿羅昌時任外交交涉員，他義無反顧地只身站在鐵軌間，對某日本軍官說：“除非從我身上碾過，否則休想前進一步！”日軍行進因此受阻。

北平淪陷後，有人向馬幼漁求字，他說：“如今國土淪陷，我忍辱偷生，絕不能寫。将來國土光複，我一定報答你，叫我寫什麽我寫什麽，叫我寫多少我寫多少！”他閉門讀書，足不出戶，數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戰勝利前夕病逝。

程德全曾在黑龍江協助辦理外交事宜，當時俄國修築北滿鐵路，在未知會中國官方的情況下，準備将火車開入中國。程德全便穿好官服，橫卧在鐵軌上，安靜地等待火車的到來。俄國人為之氣餒，于是停止開入火車。

1943年2月18日，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表了極其成功的演說，成功宣傳了中國軍民獨立抗戰的偉大精神，雖為求援卻正大光明，毫無乞憐之态。她的最後一句話是：“我中國人民根據五年又半之經驗，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敗，較諸卑鄙可恥之接受失敗，更為明智。”他的演說令無數美國人傾倒，信件像雪片一樣地飛到國會和政府，要求盡快支援中國。美國總統羅斯福也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寫到：“中國軍隊對貴國遭受野蠻侵略所進行的英勇抵抗，已經贏得美國和一切熱愛自由民族的最高贊譽。”

李公樸、聞一多等人在昆明創辦《自由論壇》，抨擊國民黨的弊政，公開喊出：“我們需要什麽？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聞一多又說：“愛國的權利，不容剝奪！”

伊藤博文問辜鴻銘：“先生留學歐美，精通西學，難道不知道孔子之教，能行于數千年前，而不能行于當今之世嗎？”鴻銘笑道：“孔子之道，好比數學之加減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雖數千年而不變，決不會三三得八。日本若無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不過今天的數學倒是已經改良了，比如我國借款于貴國，本來是三三得九，不料止得三三得七；到了還款時，竟已是三三得十一。你以為如何呢？”伊藤博文大窘。

1919年巴黎和會上，面對日本索取山東特權的無理要求，顧維鈞駁斥道：“西方有位聖人耶稣，他的死難之地耶路撒冷成為基督教的聖城，神聖不可侵犯！我國亦有聖人孔子，就連日本也承認他是聖人，山東正是孔子的故鄉，因此也是我們中國人的聖地，自然也不容侵犯！”舉座為之颔首不已。

1936年，連橫以肝癌病逝前，适逢他的孫子出生。連橫遺命道：“中日必有一戰，臺灣之回歸祖國亦賴此戰，若生男，則命‘連戰’。”

一次留美清華學生聚會，聞一多問潘光旦：“世界上什麽樣的民族最優秀？”潘光旦說，世界上受壓迫多、境遇困難的民族，如中國人、猶太人，是最聰明的。聞一多說：“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結果，是中華民族應當淘汰滅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槍打死你！”

宋美齡在抗戰中數次親臨前線。在蘭封、富金山、萬家嶺等戰役中，她都勇敢地出現在炮火紛飛之中，不僅帶來前線急需的武器彈藥，且帶來蔣介石的親筆信。将士擔心她的安危，她則慷慨激昂地說：“這是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戰，我正該上火線。”最險的一次，是抗戰初期前往上海勞軍，她的汽車在越過陣地時被日本飛機投彈擊中，汽車被炸翻，她肋骨折斷、脊椎受傷，卻頑強地堅持勞軍使命。縱觀古今中外的第一夫人，有幾個能做到這一點呢？

北大教授傅鷹說：“人們有什麽不好的思想行為，總說是資産階級思想影響，這是不公平的。資産階級思想的老祖宗無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幾曾教人貪污，損人利己，惟利是圖？我從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覺得有什麽錯。張子善、劉青山、高崗也不代表無産階級……我最讨厭‘思想改造’，‘改造’兩字，和勞動改造聯在一起，有了錯才要改。我自信一生無大錯，愛國不下于任何黨員，有什麽要改？現在所謂‘改造’，就是要人在什麽場合，慷慨激昂說一通時髦話，引經據典，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聽不懂的話去說人人都懂的事？……我不明白一個化學家怎麽可能是唯心的！”

蔣介石曾力主推遲對日作戰，但經西安事變後，他既已承諾抗戰，即義無反顧。他在廬山斬釘截鐵地說：“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1933年3月10日，蔣介石跟張學良見面，蔣說：“當前的局勢好比在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小舟，舟內只能坐下一人，我倆中間誰離開小船好呢？”張學良出于他的“領袖情結”，為了維護領袖的地位，慨然離去，交出軍權，出國考察，代蔣受過。張曾說過：“我張學良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我有決心服從統一中國的人。”

馮友蘭晚年口授《中國哲學史新編》，當寫到“中國近代美學：奠基人——王國維”（第六冊，全書第六十九章）時，涉及“意境”問題，聯想到“七七”事變前後自己的真心實感，特意寫下一個附記說：日軍進北京城後，他和留守的清華校務會議的人覺得清華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吳有訓和他一起巡察清華園，皓月當空，十分寂靜，吳說：“靜得怕人，我們在這裏守着沒有意義了。”馮頓然覺出幻滅之感，以為他們守清華為的是替中國守一個學術上教育上完整的園地，北京已淪陷，他們還在守着，豈不是為日本服務？過了幾天，他就和吳有訓同往長沙去找清華。他讀清人黃仲則詩：“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以為所寫正是一種幻滅感，反複吟詠，倍覺沉痛。到長沙後，馮住朋友家中一小樓上，經常憑欄遠眺，見欄下一臘梅花，頓覺李後主“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之亡國痛油然而生，深刻極了，沉痛極了。

1939年11月，日軍出動飛機轟炸浙江奉化縣偏僻的小鎮溪口，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被炸死。蔣聞母遇難，星夜兼程趕回溪口。一見母屍，立即昏迷過去，醒後嚎啕大哭，幾天寝食不安。在其母遇難處豎碑一座，蔣經國親筆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