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章節

功,當在此人,我也許是他的臂膀!”

章太炎第一次見到陳宦,便大驚失色地說:“中國第一人物,中國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國者必此人也。”民國初年,袁世凱在北京,黃興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漢,隐然成三足鼎立之勢。陳宦利用自己與南京、武漢方面的良好人際關系,獻計于袁世凱,使袁得以翦除這兩個勁敵,為洪憲帝制掃平了障礙,陳宦也因此成為袁世凱的心腹愛将,被重用為四川督軍。章太炎死後,陳宦對人說:“從此世間無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陸建章說太炎作一篇文章,勝過十萬兵馬,這是對太炎的輕視;我認為太炎一語,足以定天下安危!”

章太炎在東京辦《民報》時,陳獨秀曾去拜訪。章的弟子錢玄同、黃侃在座,聽到客來,只好躲入隔壁的房裏去。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于安徽、江蘇,不知怎麽一轉,陳獨秀忽而提出湖北,說那裏沒有出過什麽大學者,主人也敷衍說:是呀,沒有出什麽人。這時黃侃在隔壁大聲說:“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未必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客聞之索然掃興,随即別去。

泰戈爾和辜鴻銘一起獲得諾貝爾獎提名,泰戈爾勝出,但辜鴻銘始終瞧不上他。泰戈爾訪華,學人踴躍迎迓,唯辜鴻銘閉門謝客。他認為泰戈爾不懂《易經》,因此也不懂東方文化的精微之論,不如回印度整理詩集好些。

英國作家毛姆拜訪辜鴻銘,深為中國一些經典著作未能譯成西文而遺憾。辜鴻銘答道:“代表中華文化精髓的《四書》,早在一兩百年前,已經有外文譯本了。”毛姆不信,辜鴻銘便約好三日後拿給他看。接下來辜鴻銘便用了三天時間,譯出了英、法、德語的《四書》譯本。

胡适回國時,青春氣盛,意氣風發,不可一世。辜鴻銘則認為,胡适所持為美國中下層英語,而且不懂希臘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窺見西方古今哲學的堂奧。

胡适寄自己的新作《哲學史大綱》上卷給章太炎,依新式标點符號,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線。章太炎大怒道:“胡适是什麽東西,敢在我名字旁邊打黑線。”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線,才略感釋懷地說:“罷了罷了,這就算抵消!”

劉文典善治《莊子》,有《莊子補正》十卷,陳寅恪為之作序。他對此十分自負,有人問他古今治《莊子》的得失,他說:“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他在西南聯大講《莊子》,每次開講,必先說一句:“《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沒有人懂!”吳宓也常去聽,總坐在最後一排。當劉講到自以為獨到處時,總會擡頭向後排張望,問:“雨僧兄以為如何?”吳宓必然會站起來恭恭敬敬地說:“高見甚是,高見甚是!”

日軍空襲昆明時,警報響起,大家紛紛躲避,劉文典看到沈從文也在匆匆逃避,便忿忿不平地對人說:“我是為莊子跑警報,因為只有我能講《莊子》,他沈從文是為誰跑呵?”

章士钊認為康有為的文章,多有誇大之詞,是其性習使然,又系政治作用為之也。他以為“南海詩文,向欠洗伐之功,筆端起處,即傾河倒峽而出;其勉強趁韻處,往往活剝生吞,無暇咀嚼,以詩律言,誠達不到一個細字。”

胡适跟陳獨秀關系非常,或暢談,或争論。有一次争論得厲害,陳獨秀問:“适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适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拐杖,在地板上連連篤了幾下,就走了。而他在檢讨自己時,對陳獨秀的苦幹精神是佩服的,他說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幹,一方面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幹,所以我是很慚愧的”,他崇敬兩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顯得軟弱多了。

黃侃到中大教書,最初尚受尊敬,後來朱骝先作校長,朱是黨國機要,無暇顧及對他的禮貌,黃勃然大怒,說是師道淪亡,一定要卷行李滾蛋。國文系再三挽留,朱親自出馬挽留,他還不肯,寫信給他的學生們:“……但既已懇辭于前,又複勉留于後,直視去就如兒戲,諸生何取焉?‘慎爾憂游,勉爾遁思’,諸生愛我,當為我詠也。”

1930年,陳獨秀貧匮無以自濟,精神卻異常飽滿。他對鄭超麟說:“吾恍似回複‘五四’建黨之初,精力正無窮也。”

1944年,西南聯大國文學會舉辦“五四”文藝晚會。晚會最後,主席羅常培宣布:“今天唱壓軸戲的是楊金甫先生,楊先生将赴美國講學。”楊金甫講完後,聞一多徑自上臺說:“今天唱壓軸戲的,不是楊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國文學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毀這座封建的精神堡壘!”

五省聯帥孫傳芳拜谒馬一浮,馬不見。馬的家人提議:“可以推說不在家。”馬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

曹聚仁在南社演講,說到南社和辛亥革命的關系,認為辛亥革命是浪漫氣氛很濃的政治運動,南社的詩人是龔自珍氣氛的詩人,而林庚白就是活着的龔自珍。柳亞子深以為然。但林庚白極不滿意,他說:“我心目中尚且無李杜,更何有龔自珍!”他曾說:“十年前論今人詩,鄭孝胥第一,我第二。倘現在來看,那麽我第一,杜甫第二,鄭孝胥還談不上。”

抗戰中,馬寅初常發表激烈演講,抨擊政府的腐敗。蔣介石召他去問話,他說:“文職不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該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蔣介石知道後對人說:“我請他來是為了談經濟問題,以後有時間,他随時可以來!”

錢鐘書曾在餘英時等人面前批評陳寅恪太“trivial”(瑣碎、見小),即指《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那一節。餘恍然錢鐘書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餘本想說,陳氏那一番考辯是為了證實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的大議論,不能算“trivial”,但那時錢鐘書正在餘家作客,這句話餘無論如何當衆說不出口。

1941年聖誕節,日本軍隊襲入香港。經過九死一生的掙紮,梁漱溟終于逃脫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進入廣西。在安全抵達國統區以後,他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前人雲:‘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為之變色,歷史将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這一番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的人譏評,而梁漱溟卻回答他的朋友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

中共建國後召開第一次文代會時,聶绀弩和樓适夷作為香港地區的代表參加。會議結束前,他們接到通知,某首長在北京飯店接見。到了出發時間,聶绀弩仍高卧在床,樓三番五次叫他也無結果,只得動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來,睜開睡眼說:“要去,你就去。”“約定的時間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還得睡呢。”說完,他又鑽進被窩大睡去了。樓只得一人去見首長,還得為聶绀弩找一番托詞。

“雷震案”之後,在公開場合下,殷海光常常獨自不語,見到一些老友時,臉上也顯得一片“冷漠”。傅樂成有一次與之談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說了一句:“怎麽得了啊!”這時他的心情,正像當年在西南聯大那個寒夜中長吟李白的那首詩一樣:“拔劍四顧心茫然”,頗為絕望。後來殷海光生病,傅樂成與杜維運去醫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發一言;繼而杜維運也上前搭讪,态度仍是一樣,弄得我們十分尴尬。”離開醫院,傅樂成無奈地對杜維運說:“你看他像不像蘇格拉底?”

錢鐘書拒絕新聞界采訪,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好吃,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雞是什麽模樣?”他也從不做壽。在他八十歲要過生日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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