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章節

“我的文章怎麽會不通，我父親是舉人！”潘說：“你父親是舉人有什麽了不起，我父親是翰林！”

美國女作家項美麗撰寫《宋氏三姊妹》，特地采訪宋慶齡。宋拒絕見她，說她是《紐約客》的撰稿人，而《紐約客》是消閑文學刊物，不夠前進。

孫中山被稱作“孫大炮”，意為理想家。胡适則認為：“孫中山是一門不能輕視的大炮！”被稱作“大炮”的還有傅斯年。傅常在國民參政會上抨擊弊政，甚至多次要求罷免孔祥熙。蔣介石問他：“你信任我嗎？”他答：“我絕對信任！但是至于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麽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說！”蔣介石為之動容，竟罷免了孔祥熙包括行政院長在內的一切實際職務。

齊白石在北平街頭看到有人賣署名自己的假畫，遂當面加以指責，不料此小販振振有辭：“凡大畫家沒有不被造假的，造假越多，說明名氣越大。而且這些假畫物美價廉，是賣給窮人的；而有錢人自然去買你的真品，對你有什麽損失呢？”齊白石為之語塞，再看那些贗品，居然很有章法，于是乎竟然收這個小販做了徒弟。

蔣廷黼說他第一眼看到北平時，不禁對自己驚呼：“北平真能代表中國偉大的過去，北平證明中國過去是偉大的，看到北平使我感到生為中國人實在值得驕傲。”又說：“北平的土著，具有任何地方人所沒有的謙恭态度。他們處事謙恭、客氣。無論是拉黃包車的、賣面的、賣饅頭的、賣燒餅的……無不如此。”

1946年7月，上海各家舞廳舉行全市舞女救濟蘇北難胞義賣活動，口號是：“義舞！義賣！今晚多跳一支舞，可以多救一條命”；上海浴室業很快也如法炮制，打出了“多洗一次澡，多救一條命”的口號。

二十八、修為

徐悲鴻書室中懸有自書一聯，上聯曰“獨持偏見”，下聯曰“一意孤行”。他還曾請齊白石以“荒謬絕倫”四字刻章一方，或問何意，他說：“別人看我是‘荒謬’，我看自己是‘絕倫’。”

溥儀曾仿劉禹錫《陋室銘》作《三希堂偶銘》，文曰：“屋不在大，有書則名。國不在霸，有人則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琉球影閃耀，日光入紗明。寫讀有欣意，往來俱忠貞。可以看鏡子，閱《三希》，無心荒之亂耳，無倦怠之壞形。直隸長辛店，西蜀成都亭。餘笑曰：何太平之有！”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埋首于文字學，而站在黨內鬥争圈外。這種态度使其敵人說他為了驕傲，輕視他們，不屑與他們鬥争。彭述之說他保持“東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鬥争之用。

趙元任年輕時，求知欲極強，愛做物理實驗，酷愛體育運動，從初中開始堅持記日記。在南京求學期間，一度染上惡習：抽煙、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識到這些危害時，以堅強毅力強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誡自己：“元任，任重道遠。”後果然博學多才，被尊為“漢語言學之父”。

胡适在奔母喪時寫過這樣一段話：“‘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永遠不朽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那個‘大我’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小我’的紀功碑，彰善祠，罪狀判決書。”

蔣介石挽胡适聯：“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開有二千多人參加的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蕭軍在會上宣讀了他對王實味問題意見的《備忘錄》，引起與會作家的不滿。周揚、丁玲、劉白羽等當場與蕭軍在主席臺上展開論辯，蕭軍舌戰群儒，越辯越激烈，會場上鴉雀無聲，大家都要看個結果，無人退席。辯論從傍晚至深夜，大會主席吳玉章見雙方僵持不下，站起來說：“蕭軍同志是我們共産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麽方式方法不對頭的地方，使得蕭軍同志發這麽大的火！大家都應以團結為重，我們有什麽不對的地方應當檢讨檢讨！”蕭軍說：“吳老的話使我心平氣和，這樣吧，我先檢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想一想是不是都對呢？”丁玲緊接表态說：“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們一點也沒錯，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錯，共産黨的朋友遍天下，你這個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沒有都沒有關系！”蕭軍火了：“既然如此，你盡管朋友遍天下，我這‘一毛’也不願附在‘牛’身上，從今後咱們就拉、蛋、倒！”蕭軍說完，拂袖而去。

顧颉剛說：“讓我盲目崇拜一個人就像讓我訓斥一個仆人一樣困難。”

1941年秋，馬一浮的摯友謝無量到四川樂山複性書院看望馬一浮，相見甚歡。一日，馬一浮通知書院學人齊集爾雅臺谒見謝先生，請謝先生向諸生開示。

馬一浮的學生張德鈞驕矜自負，想考考謝先生的學問，首先發問：“什麽是無明？”無量微笑未答。馬一浮覺得張生此問出于勝心，必須析之，乃代謝先生答曰：“你這一念，便是無明。何不返躬自看。”張生慚而失色。在座諸生，莫不斂容。

20世紀50年代，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多次檢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綱上線，以有說無，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讓過關。金岳霖由于素與政治無涉，在運動中過關較快，不久還被樹為積極分子，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以促進馮氏轉變。一進門，金岳霖就大聲說：“芝生呀，你有什麽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說着說着，撲上去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馮友蘭高壽，使一些健康雜志頗感興趣，當人正兒八經問起他長壽的秘訣時，他卻只有“不……着……急”三字奉告。

陳果夫臨死前，總結一生，認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幾點：住繁華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場、賭場之類，為無聊之消遣；管錢終不将錢作為私有，或為金錢所管，反之，愈不愛錢；讀書未曾為書本所囿，或自以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營私或運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進之圖；始終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業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與人談私利；辦黨務不作植黨之想，辦教育亦然；生病能擺脫煩惱，始終抱樂觀與進取之心。

1950年初，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徐複觀在香港辦《民主評論》，胡蘭成來看他，自稱是梁漱溟的學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為他是梁的學生，便照顧他的生活，還應其所求幫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費。這年五月間，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與梁也僅僅是認識而已。徐複觀在一次談話中說：“依我的經驗，凡是大節有虧的人，便會無所不為的。”

林語堂說：“我從未有寫過一行讨當局喜歡或是求當局愛慕的文章。我也從來沒說過讨哪個人喜歡的話；連那個想法也壓根兒沒有”，“我從來沒有成功過，也沒有舒服過，也沒有自滿過；我從來沒有照照鏡子而不感覺到慚愧得渾身發麻。……我以為我像別人同樣有道德，我還以為上帝若愛我能如我母親愛我的一半，他也不會把我送進地獄去。我這樣的人若是不上天堂，這個地球不遭殃才怪。”

馮友蘭被拉入了“四人幫”的寫作班子“梁效”。據說“文革”結束後，馮的妻子責怪他說：“天都要亮了，還在炕上尿了一泡！”1968年，毛澤東指示要給知識分子以出路，特別指示要把翦伯贊和馮友蘭作為反面教材養起來。于是，這兩個人從牛棚中被釋放出來，每月給120元生活費，并重新分配較寬敞的住房。但不久翦伯贊就和妻子一起自殺了。

張君劢的政治立場飄忽不定，對國共兩黨都忽而反對忽而支持。1949年後，臺灣當局竭力拉攏他，他不為所動，雖生活窘迫，卻一芥不取。中共也曾委托陳叔通邀他回國，也被他婉拒。他在印度講學時，周恩來派張經武拜谒他，他不見，托人帶話道：“我住在英帝國主義的宅中，不必麻煩了！”

“文革”中，只有馬列書可讀，錢鐘書只好看德文版的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