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章節

不以人類視之！”

美國出臺“排華法案”，鄰近的墨西哥也想依樣畫葫蘆。伍廷芳趕往墨西哥城洽談此事。墨方傲慢無禮，伍廷芳怒不可遏，一縱而起，以掌擊案道：“下旗回國，電告政府調兵艦來，屆時再見！”墨方為之惶恐不已，忙請美國出面調停。此事當時傳遍北美，各報争相刊登伍廷芳發怒擊案之事，且多有中國的巡洋艦向墨西哥灣直駛的漫畫。

康有為之女康同璧曾孤身往印度尋父，并賦詩雲：“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她有一枚印章即刻“康一人”三字。

楊度作《湖南少年歌》，對身為湖南人自豪不已。詩中寫道：“中國于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将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居正為老同盟會員，曾在上海策動反蔣，被當時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出賣，把居正騙到司令部扣留。後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見蔣介石，蔣要居寫悔過書才能考慮釋放。居夫人對蔣說：“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譚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歡。12歲時，二姊、生母及長兄因染時疫，前後五日內相繼病殁，譚也被傳染，昏死三日，自此有“複生”之字。複生由是輕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

民初，蔣介石在政治上開始嶄露頭角，但仍不脫上海灘“小混混”色彩，其時日記中充滿了荒唐放蕩與自責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決心：“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記道：“下午，出外冶游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其後幾個月，日記中充滿自責，也确無“不良記錄”。但1920年初，他又無法控制自己的欲念，1月15、18日分別記有：“晚，外出游蕩，身份不知堕落于何地！”“上午，外出冶游，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所，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讨煩惱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記屢有：“迩日好游蕩，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游，以後夜間無正事，不許出門。”“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這年夏天，他遇到舊友，言談中感到別人對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記中雲：“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衆所鄙之虞！”9日則記道：“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後的日記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戰的記錄，但此時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無“邪行”了。他寫道：“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藥之。”“見姝心動，這種心理可醜。此時若不立志奮強，窒息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欲立業，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絕欲。”“蕩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報國？”……可以說，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唐紹儀辭職後，蔡元培亦呈請辭職：“敬乞大總統速任教育總長，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職，即屍位之咎早一日解免。”當他到總統府向袁世凱當面辭職時，袁對他說：“我代表四萬萬人留君。”蔡元培說：“元培亦對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一戰時，不少人願振興民族工業。範旭東等人辦堿廠，勸陳調甫擔起制堿的技術責任，共同奮鬥。陳說：“我能力薄弱，要我擔負此重大責任，等于要孩子當家。”範說：“誰都是孩子，只要有決心，就能成功。”又說：“為了這件大事業，雖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幹出來。”陳大為感動，即相約共同為堿業奮鬥。他們到廠外散步，看見一堆一堆的鹽坨，形如小山，數之不盡。範對陳說：“一個化學家，看見這樣的豐富資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後還願意葬在這個地方。”

1915年袁世凱稱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準備收買王寵惠為袁鼓吹帝制，王拒絕說：“餘之筆為共和民主而寫作，不能以擁護帝制受辱。”

魯迅與周揚就“國防文學”發生争執時，托派分子陳其昌認為有機可乘，就給魯迅寫了封信，想把魯迅拉到自己的陣線裏來，結果魯迅寫了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來回應。魯迅在文中極盡刻薄之能事，如“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我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将不受中國大衆所歡迎，你們的所作所為有悖于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事實上，陳其昌與他的同志，都是節衣縮食湊份子辦報紙，且是堅定的抗日分子……魯迅顯然有點不負責任。抗戰中，就是這個陳其昌，被日本憲兵逮捕後，堅貞不屈，不曾吐露一個字，最後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戳死，從吳淞口扔進大海。

陳獨秀說：“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将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不怕孤立。”

胡适在北大講學時，常與黃侃同宴會。有一次，胡适偶然談起墨學，黃侃立即罵道：“今之講墨學者，皆混賬王八。”胡嘿然無語。過了一會兒，黃侃又說：“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賬王八。”胡适大怒，謂其辱及先人。黃侃至此大笑說：“且息怒，吾試君耳！吾聞墨子兼受，是無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學？餘非詈君，聊試之耳。”舉座嘩然歡笑。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舉行研究報告會，有一位韓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關隋唐之際佛學的研究報告。宣讀完畢，胡适以所主任資格首作批評，滔滔不絕，剛說到中途，韓君突然打斷他的話頭說：“胡先生，你別再說下去了，你越說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評，毫不動氣，雅量驚人。

王陸一系“三原才子”，于右任的得力助手。孫中山奉安南京時，征哀詞，應者數百，惟王的哀文膺選，受世人稱贊。他後來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秦晉監察使。不幸英年早逝。不少人提出為王立碑紀念，時值抗戰國難，關中複又大旱，饑民載道，看到老百姓如此悽惶，于右任對倡議者說：“還是省幾個錢，讓百姓多喝幾碗粥吧！”

林長民說：“做一個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份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

1930年秋，國民黨某省政府改組，一個北大學生請蔡元培先生向蔣介石推薦他，并托老同學聯名致電蔡先生促成。鄭天挺記得，蔡先生很快給了回電，只有一句話：“我不長朕即國家者之焰。”

史沫特萊問楊虎城：“您認為中國有強大實力抗擊日本嗎？”楊說：“誰能從理論上解答這個問題？我認為中國的力量不在飛機和坦克，日本擁有更多的飛機和坦克。我們的力量就在于我們懂得我們必須抗日。這不是單純的物質力量問題，它需要我們面對現實，有堅強意志。只要我們有堅定的意志，我們就有力量抗戰。”

瞿秋白與楊之華臨別時，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兩半：“這五本是你的，這五本是我的，我們離別了，不能通訊，就将要說的話寫在上面罷，到重見的時候，交換着看吧！”

1937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演講：“我們已快要臨到這人世悲慘之境地，在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不能不應戰，至于戰争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蔣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日軍逼近廈門，弘一法師正色向惶惶終日的僧侶宣告：“吾人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為佛子，于此時不能共行國難于萬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為主守門，吾一無所用，而猶腼腆受食，能無愧于心乎！”翌年，他報柳亞子偈雲：“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勁節。雲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

抗戰間，周作人陷身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