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章節

臺。

不能否認，革命黨人有救國救民之志，但落到實處，往往奪取政權的心情要占到上風，盡管奪取了政權，他們是為了實行最先進民主共和制度，好讓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清朝的改革做得越好，尤其是預備實行立憲了，他們感覺自己的機會就越是渺茫。客觀地說，如果不是有日本這樣一個處心積慮不想讓中國變好的近鄰，這樣的近鄰總是借着幫助革命黨人給中國政府搗亂，革命黨人策動起義的本錢會更少，連宣傳的影響力都會受局限。這是因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錯。庚子後的亂局，很快就穩定下來，經濟得到很大的恢複，外國投資增加，中國人自己辦的工商業也呈現興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項事業，都在穩步前進。原來以為會引發強烈反彈的廢科舉改革，居然平穩度過，新學堂遍地開花，雖然問題成堆，但新式教育從此生根。軍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財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預備立憲，都在穩步推行。盡管有庚子賠款的巨大壓力，但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歲入居然達到破紀錄的兩億四千萬有餘，而各地財政，也大多有結餘。爆發武昌起義的湖北，打開藩庫的革命黨人，發現他們拿下的這個政府，居然有四千萬元左右的存銀。事實上，正是有這些結餘，各地的起義者才賴以招兵買馬，擴張軍隊，維持了革命的命脈。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論者所說，事業一塌糊塗，引起了民衆的強烈反抗。新政後期，整體上社會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盜得到控制。所謂民衆對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數地區比如山西有對興辦新教育不滿的騷動，有民間結社幹草會所謂“燒學堂，打先生”的騷動，但規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謂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騷動也都是小規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驗地認為凡是王朝覆滅，必定是政治紊亂，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實，清末恰恰不是這樣。政治雖然談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卻要好得多，民衆生活也談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們建國後史學界為了驗證清朝腐敗，天下大亂所做的統計，驗證辛亥前一年，整個國家的民變（實際上有些誇張）次數，不過一萬起。即使這個誇張的數字，放到這麽大的國家裏，實在算不了什麽。

但是，主持變革的當家人，畢竟是一個剛剛犯過大錯的集團，而且是一個少數民族集團。像鼓動借助義和團盲目排外這種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大錯，不僅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國家主權大幅度喪失，而且造成了國家巨大的動蕩和損失，數額達到四億兩的庚子賠款，等于是在國家經濟的血管上開了巨大的失血口。這樣的錯誤，大大降低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由于這樣的一個錯誤，革命黨人持續排滿宣傳，才有了市場。更多的漢人精英意識到原來這個朝廷是異族政權，從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剩下來的事，只能辦好，不能辦壞，一旦辦壞，大家就會認為是非我族類的緣故。

然而，西太後之後少不更事的少年親貴們，卻大大地錯估形勢，不知道自己吃幾兩幹飯，居然想通過把權力攬到自己手裏，鞏固統治。殊不知，滿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經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滿輕漢重，內（朝廷）輕外（地方）重，也已有幾十年的功夫，早成定局。滿人中的能人，有經驗的政治家，西太後和奕在世的時候，都得承認現實，而以攝政王載沣為首的這種二十多歲的少年親貴，既無從政經驗，也無政治能力，居然敢貿然收權攬權，不壞事才怪。武昌軍興，親貴們六神無主，馬上實行立憲，廢掉皇族內閣，答應所有立憲派的要求，但是已經晚了，人們不再給清政府機會了。從後來的歷史看，這不僅是滿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史家一直在說，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始終在謀求自己的利益，取孫而代之。其實，在南北談判期間，他倒是竭力想維持一個虛位的清朝帝制，一個由漢人實際統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統治模式。這個模式，也得到英國和日本的贊同。在他們看來，中國人根本沒有做好實行共和制的準備。顯然，袁世凱在這點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高度的共識。期間，也有人提出可以讓孔子後裔和明朝皇族後裔來當皇帝，繼續維持君主立憲體制。然而，毫無勢力的孔子後裔和明皇後裔顯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虛名的努力，事實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凱逼使攝政王載沣退位，完全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已經告成，南方的革命黨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勢上也退無可退，好講中庸的國人，其實從來都不會妥協，共和這一步邁出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包括前立憲黨人，都騎虎難下，加上所謂最先進制度的誘惑，革命發生後的中國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險，是會帶來社會的動蕩，甚至導致外國的幹涉。這一點，是當初革命和立憲兩派論辯的主題。辛亥革命期間，日本的确考慮過武裝幹涉的可能性，只是因為英美的反對而作罷，而革命過程的動蕩不大，也是外國幹涉沒有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應該說，從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場動蕩和破壞比較小的革命。立憲派的高度參與，極大地降低了破壞的程度，而革命黨人，也在刻意減少革命帶來的動蕩。為此，他們不準農民革命，不進行底層動員。但是，另一個他們老早就依賴的勢力，卻趁革命之機登上政治舞臺，這就是會黨，還包括一些綠林好漢。雖然說，跟會黨合作是革命黨的傳統，但在辛亥革命過程中，他們還是盡可能對會黨勢力進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鎮壓。但是，會黨這種中國社會中的準黑社會力量，還是冒了頭。畢竟那麽多年革命黨對會黨的聯絡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斷了關系。從地下冒出來的會黨對革命後的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各地會黨公開露面，大開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層社會建立準黑社會的秩序，導致革命黨人聲譽大壞。二次革命，貌似強大的革命黨，在袁世凱的打擊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們不得人心大有關系。

盡管破壞不那麽大，但革命畢竟是一場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激烈變革。革命後，中國國門上的招牌變了，從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變成了最先進的美國體制，接任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也被譽為中國第一華盛頓，世界第二華盛頓。但是，革命後的現實告訴我們，這樣的制度，落到實處，的确大有困難。就整體而言，雖然沿海開放口岸城市的紳商歡迎革命，而內地農村的士紳滿懷疑慮，漢人的官僚在革命進行中，卻罕有為清朝殉節的。懷念清朝的遺老遺少，都是在革命後民國制度運行之後産生的——民國來了之後，很多人才覺得前朝其實更好一點，換句話說，民國不怎麽樣。

民國辦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生成一種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産生，有賴于現存秩序的穩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的粗暴幹涉，亂中添亂，袁世凱和他的謀士，錯判形勢，貿然稱帝，袁世凱這個唯一的強人垮臺，秩序的穩定，自然無從談起。革命帶來了民主共和制度，但這個制度在中國卻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沒法修正，中國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憲體制那裏去，因為在上層信奉的進化論歷史觀裏，制度的演進，是進化的必然，已經進化到先進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開歷史的倒車。

辛亥革命，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革。這場變革，卻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革命成功後不久，上海的報紙不無戲谑地羅列了革命前後的變化：“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制成，舊官制滅，新教育成，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禮服滅，剪發興，辮子滅，盤上髻興，堕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陽歷興，陰歷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欄栅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