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章節

，能決心死節就少，有趕上這樣一個時代，一個趨新的時代，即使感念朝廷的恩義，比如曾、左、李輩的後人，大不了也就是不做新朝的官而已，真的要把自己的小命搭進去，可真叫愚了。堅持“愚者終不失為愚”的人，當初怎麽能做上官呢？清朝的遺老遺少多了起來，其實是在民國成立，事沒辦好之後。一些人感覺，相比之下，覺得新制度下的國家，反而不如舊朝，而且不管矜持與否，在民國也得不到重用，想賣也賣不出價去。所以，一個個成了九斤老太，冷嘲熱諷，牢騷滿腹。早知如此，當初為何會這樣輕易地放棄了這麽值得寶貝的王朝？

第五幕 誰在革命，怎樣革命

〔好些積極革命的人，其實原本不想革命，想革命的阿Q，偏又不許他革命。〕

【農民：不許革命】

魯迅小說《阿Q正傳》裏講，聽聞革命到來，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盤起辮子，招搖過市。趙老爺和秀才們開始不明裏就，不知革命底細，因此對阿Q低聲下氣。後來假洋鬼子回來，他們發現革命并不是要革他們的命，于是神氣活現起來。阿Q想要參加，假洋鬼子不許。魯迅寫的是小說，但在江浙一帶，還真的就有農民想要革命（雖然他們跟阿Q一樣，不知道革命是怎麽回事），不惟鄉紳地主們不許，當地革命後的軍政府也不許。

1911年11月間，即傳統的收租季節，江蘇無錫、常熟一帶，發生了若幹次的抗租騷動，最大的一次，是一個名叫“千人會”的農民組織搞起來的。跟阿Q一樣，這些農民聽說了革命，但并不太清楚革命是怎麽回事。阿Q要參加，參加幹什麽，他自己也不清楚，打破天，能想到的無非劫富濟貧，自己撈點油水。但革命要革掉皇帝，他們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沒了，對他們意味着什麽呢？往好處想，皇帝沒了，地方都換了新政府，沒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沒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帶抗租這事能鬧得比較大，跟這種想法不無關系。但是，千人會不是阿Q，他們有組織，可以鬧出點大動靜。

那時候各地的獨立，在縣這一級，無非是幾個鄉紳加幾個教員或者學生，再運動一下當地駐防的防營，然後趕跑了原來的知縣，就當家做主了。按說，農民也可以如法炮制。可是，想鬧事的農民，卻相當糊塗。他們拉起人馬，舞槍弄棒，但真正的意圖卻是要抗租。說是抗租吧，他們還搞組織，成立了“仁義農局”，首領無錫的孫二、孫三，還叫都督。除了都督之外，他們還有一個讀書人樊文濤做軍師。有了都督、軍師，還有人馬，按革命的道理，他們也可以算是革命，自立為王了。可是，無錫、常熟兩地的革命政府，都不同意。他們自己可以自立為政，但農民不行，為什麽不行？沒道理可講，不行就是不行。跟假洋鬼子可以挂上“銀桃子”革命，而阿Q就不行一個道理。

其實，千人會這種組織，原本在革命前就在農村廣泛存在，就是一種農民之間的互助團體，一種互相借錢、周濟糧米的民間組織。就是一種古已有之“會”與“社”，千人會的規模只是大了點而已。但是，由于革命的緣故，千人會的野心也大了一點，介入農民跟田主之間減租的談判，要價太高，談判談崩了，常熟地方王莊千人會跟當地的大族的義莊發生了沖突，其首領周天寶被常熟縣政府派人抓了起來，結果事情就鬧大了。無錫、常熟兩地的千人會成員成千上萬地湧進了王莊，打爛了義莊，抓了田主的親戚做人質。然後在王莊城隍廟裏設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會”，“仁義農局”的旗幟。四下貼滿了都督孫二、孫三和軍師樊文濤聯名的告示，俨然是成立一個農民的政府。只是這個農民政府，沒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個免租，并沒想殺上縣城，弄把交椅坐坐。既曰免租，當然談好了，少交點也不是不可以。雖然農民鬧事用了武力，手裏無非是鋤頭、魚叉，并非來真格的暴動，而且一個人也沒殺。

但是，上千的農民，拿了家夥，占了一個大村莊，還扯旗搞了一個都督府，即使沒有動武殺人，也犯了大忌。于是，無錫、常熟兩地的軍隊出動，槍炮齊發，前來圍剿。當然，只有鋤頭魚叉的農民，只能做鳥獸散，倒黴的，就做了槍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虜。原來已經抓進監獄的千人會首領周天寶被槍斃，孫二、孫三和樊文濤出逃，不知所蹤。一場農民自發的辛亥革命，就這樣悲劇地走進了阿Q式的大團圓結局。唯一的好處是，當地的租額，在事件過後，還真的有比較大幅度的減少。

類似的農民革命，在南通絲魚港也發生過。當地的農民，在南通光複之後，也宣稱光複，組織政府，有總司令、軍政長、財政長等官銜，拉起一支有大刀長矛，土槍土炮裝備起來的隊伍。可是這個農民式的光複，目的也是抗租抗稅，自然難以為革命政府所容。不久，南通軍分政府就派兵來剿，經過一番戰鬥，絲魚港的農民政府被摧毀，領頭的阿Q第二掉了腦袋。

革命黨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動員群衆，尤其不動員農民。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初，就對外國人講，他們不需要群衆的主動精神。這樣的做法，一向屬于被譴責的“資産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革命黨寧願策動會黨，利用黑社會，也不願意動員普通的農民。在當今的歷史學家看來，這完全是資産階級階級局限性導致的錯誤。從階級分析史觀來看，這種說法無疑是有道理的。但是，這種歷史觀的問題是，分析的前提，須把社會各色人等套上階級的歸屬，然而各色人等恰恰很難像中藥鋪子裏的藥材一樣一一裝進分門別類的盒子裏。革命黨的這些華僑、學生和會黨，很難說真的屬于新式企業家和商人階級。如果說生活習慣和觀念而言，所謂的中國資産階級，倒是跟立憲黨人更接近。但是有一點，革命黨的中堅，的确也屬于當時中國的精英，在盡量保持社會穩定這個目标而言，他們跟立憲黨人心有相通之處。所以，無論是立憲黨人的改良，還是革命黨人的革命，對于動員社會底層，都沒有興趣。說他們害怕底層動員損害他們的階級利益也沒有大錯，但他們更擔心的其實是底層動員之後對社會秩序的沖擊。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破壞力驚人，太平天國殷鑒不遠，他們都清楚。所以，在幾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後會黨勢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權都樂于跟當地的鄉紳合作，盡可能維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會的穩定。為了這種穩定，自然，鄉紳的利益就必須得到捍衛。不許農民革命，就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學生：學堂不能碰】

辛亥革命期間，中國的學堂，扮演了一個相當特別的角色。由于學堂是新式教育，教的是新東西，教材要引進，教師也得用留學生，所以，就給了革命黨人以可乘之機。不僅聲光化電要洋學問，體操也得找留學生才能教。大批在日本速成學校混出來的人，不見得都是革命黨，但有“異端”思想的人，卻也不少。這些人也不見得懂西學，但既然在日本混過，一兩套新式體操，或者軍操，還是可以對付的。加上體育課是個新玩意，國內的人怎麽看着都新鮮，于是，很多學堂裏的體育老師，都是留學生，其中相當比例的人，有革命黨的嫌疑。再加上還有一些新人物，直接得到當地官僚或者鄉紳的信任，被委派為學堂的監督（校長）。于是，很多地方的學堂，就成了革命黨人集中的地方，機緣湊巧，甚至可能成了革命黨人的活動據點。

在任何時代，學校都是思想比較活躍，異端容易發生的所在。辛亥革命前，中國新學堂的歷史雖然并不長，真正大規模辦學不過幾年時間，但學堂裏依然躁動着不安分的血液，是革命滋生的最好場所。而且，學堂對于革命黨人的活動來說，還有一個天然的便利，那就是，在這裏活動，相當保險。傳統上，學堂是清正之地，跟聖人有關系，政府方面的大兵，一般不敢輕易進來。

我在前面一篇文章裏，講過一個辛亥前發生廣東紫金縣的故事。一個廣州來的學生，只身來到人地兩生的紫金，因沒有辮子，遭到巡防營的追捕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