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章節

監督,既無名氣,也無魄力。做了都督,在人前講話都渾身發顫。做了不到一個月,無論如何做不下去了,接任者是九江都督馬毓寶。江西不到兩月,換了三個都督。事情到此,還沒算完。因為這個馬毓寶革命前也不是革命黨,當然也沒有立憲黨人的後臺,所以,位置也不穩。這個時候,來了一個“真命天子”,老資格的革命黨人李烈鈞。李烈鈞是日本士官生,在日本時即加入同盟會。回國後一直在雲南講武堂做教官,武昌起義前,奉命參加永平秋操,半道聞聽革命,改道南下。先在馬毓寶那裏做參謀長,然後去了一趟武昌,回來的時候,帶來了三挺馬克沁機槍,其中有一挺還是打不響的。他用這三挺機槍,成立了一個機槍營。當時機槍還是個稀罕玩意,江西很落後,人們沒見過這東西。李烈鈞就憑着這三挺機槍,做了都督,也用機槍,整頓秩序。上任不久,公開抓了一些為非作歹的洪江會頭子,他是正牌的革命黨,不怕這些會黨,公審之後,用機槍執行槍決,在衆目睽睽之下,把人犯打成了篩子,讓江西老表們領教了機槍的厲害。然後把兩挺機槍架在都督府門口,一挺是好的,一挺是打不響的,但唬人足夠了。那些想要争位的人,即使不怕李烈鈞,也怕機槍,一時間銷聲匿跡。

就這樣,李烈鈞這個都督坐穩了,再也沒有人敢挑戰他的地位。江西的秩序,也開始恢複,軍隊也得到了整頓。袁世凱上臺之後,革命黨人做都督的省份,江西是地位最穩固的。這也是為什麽後來的二次革命,唯獨江西的抵抗,才像個樣子。這一切,追根溯源,虧了那幾挺破機槍。

【湖南:白條兒封官記】

濫封官爵的事兒,在古代并不稀罕。凡是到了王朝末年,規矩壞了,皇帝一門心思想着為自己的小家弄錢,最好的辦法,就是私賣官爵。說是私賣,有點不确切,因為中國古代的帝制國家,皇帝好比是董事長,所有官員,都像是他聘的雇員,按期領工資的。所以,他要想把官爵給誰,理論上沒有問題。但是,在古代,“家天下”這個概念,多少有點犯忌。真要是把話挑明了,士大夫們興許就不給皇帝賣命了,同時,皇帝的合法性也會因此而被削弱。所以,明智一點的皇帝,都說要跟士大夫共天下。而士大夫也往往以主流意識形态闡釋者的面目出現,想當然地認為他是在為天下人的天下做事,修齊治平。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皇帝不經過官僚機器的手續,擅自封官拜爵,才被人們視為走後門。

東漢末年的官銜是可以買的,但資源有限,因為皇帝能掌控的,就是一些州刺史和郡太守。大賣的是爵位,這個玩意,理論上想賣多少,就可以賣多少。因此,皇帝和宦官合夥的買賣,主要經營項目是這個。賣到最後,關內侯,濫羊頭,封爵的帽飾貂尾都不夠了,只好拿狗尾巴來對付,于是給漢語貢獻了一個成語:狗尾續貂。到了唐朝,官職都在中央政府手裏控制,所以,皇帝謀私,就直接賣官。不經政事堂,斜封,封一些白板官兒。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官爵之濫,是因為捐班。只是捐班的出現,不是皇帝個人意志,而成為國家為了解決財政困難的一種辦法。官濫到最後,官銜和官缺(職位)需要分開來賣,一個官職,後面有一大堆排隊候缺的。

濫封官是一種王朝弊病,确切地說,是王朝末世病,革命黨人之所以搞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革這種弊病的命。然而,在辛亥革命中,獨立各省,只要是革命黨人說了算,濫封官的現象,都很嚴重。濫封官不是為了掙錢,而是為了酬功,即使被封的人,其實沒什麽功勞可言。江西獨立之後,師長旅長,滿地都是。還可以說是因為都督不是革命黨,架不住號稱革命黨的會黨人士的要挾。但是,湖南獨立之後,都督和副都督都是革命黨,但封官封的,居然比江西還濫。

湖南的獨立,幾乎沒怎麽動槍炮,巡撫餘誠格溜了,只殺了一個并沒有抵抗的巡防營統領黃忠浩。要說功勞,其實大家都沒什麽,但是大家讨論的時候,都說的是歷史功績。焦達峰做都督,本來有點勉強,但是大人物都沒到場,也就是他了。不過,混跡于新軍和會黨的陳作新做副都督,就更勉強,據說此公人品人緣都不怎麽樣,一個副都督是他自己硬要的。焦、陳二人能做都督,別人為何不能?自打新政府開張,哥老會、巡防營還有新軍的官迷們,陸陸續續就都來了。個個都說自己功勞大,資格老,要官,要錢。不給就大叫,拔槍,掄刀。都督府每天要開四百席,流水地吃,不舍晝夜。焦達峰當時才二十五歲,長期在哥老會裏混,完全不明白官場的規矩。他和陳作新兩個,每人身上斜披一個白帶子,上面寫着“正都督”、“副都督”,下面蓋着都督府的大印。所有的官員,都跟他們一樣,斜披着白帶子,上書官銜。正經的官服還來不及定做,先把官瘾過了再說、自己過瘾,幫裏弟兄當然也得同享福。凡是來求官的,也一律發條白帶子,由書記官寫上官銜,斜披上就好。後來人越來越多,書記官忙不過來,就弄些白帶子蓋好印,挂在那裏,誰來了,要什麽官自己寫。官銜寫的亂七八糟,奇奇怪怪的。反正來的人,覺得官怎麽大,就怎麽寫。光要官不算,有人還要錢,宣稱自己要招多少人馬,就支一筆錢走。你說能招一标,那好,标統,他說能招一協,那好,協統。錢剛支走,轉天還來要。會計問他要花費的明細賬,他說,我們辦大事的,算什麽細賬!不給,就大鬧,拔出指揮刀來,到處亂砍。那一陣,長沙唯一一個賣指揮刀的店鋪,存貨全都賣完了,滿大街的人,都挂着指揮刀。好些标統和協統,司令部門口,只有兩個兵,雇來站崗的,槍也許還是借來的。原本,湖南的新軍,只有一個協(旅),但革命後,不知多了幾個協,連鎮(師)都出來了。到底有多少兵,作為都督的焦達峰,肯定心裏沒數。在大肆擴軍中,當時還是個中學生的毛澤東,也加入新軍,做了一名士兵。一個月領七元軍饷,兩元夥食,再加上點零錢買水,剩下的全部買了書。他當了半年兵,一槍沒放,一仗沒打。這樣龐大的軍隊,衆多的軍官,別的不說,單軍費一項,獨立後的軍政府,半年功夫,就把原來湖南多少年攢的錢,都花光了。

焦達峰和陳作新的這種做派,其實是江湖好漢的風格,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大哥做了皇帝,弟兄們都得有個官兒當當。義氣是夠義氣,但就是皇帝也不能這麽做。革命黨人為了快速見效,聯合會黨,但每每不是革命黨影響了會黨,而是會黨左右了革命黨。會黨革命,就是打江山坐江山,進城來享福的。一來二去,革命黨人自己也對革命的理想、民主共和的追求,不甚了了起來,打下了江山,就急于品嘗革命果實——跟兄弟們一起分享。據時人記載,焦達峰和陳作新兩人,每日在都督府的工作,除了封官,就是忙活趕制自己的都督制服,還好,制服居然在他們被刺殺前趕了出來。可惜,我們現在能看到的焦達峰遺像,似乎并沒有身着都督軍服少年英雄的樣子。盡管我們對這二人的死,十分同情,但也不得不說,這個樣子做都督,的确做不長的。

【山東:藝人活演“打登州”】

“打登州”是一出戲,京劇界常演的戲目,很平常的說唐故事,說的是瓦崗寨的一幹強人,在上山之前,起哄架秧子攻打登州的故事。這是人們編出來的戲文,不是歷史實有的真事。但是,在辛亥革命中,戲劇界中人還真的上演了一出“打登州”,不在戲臺,真刀實槍地在登州地界上,拿下了登州。此前,只聽說上海伶界的新派人物夏月珊、夏月潤兄弟和潘月樵,參與了革命黨人攻打江南制造局,但這種參與,大體屬于幫忙起哄性質。而拿下登州,卻完全是藝人們一手包辦,不能說不是一件奇事。

雖然說,藝人經常會對當政者有一點諷刺挖苦,官員自不必說,即使是皇帝,也每每會被嘲諷一兩下的。但是,這種挖苦嘲諷,一般都是借前朝說事,斷然沒有人敢拿當朝的要人公然開涮的。京劇在成長過程中,受到過清朝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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