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章節

革命發生，從古到今，哪兒有這樣的好事呢？只要革命成功了，中國和中國人，一切的一切都會馬上變好，國人不再做異族（滿人）的奴隸，國家跟上世界進步的潮流，文明、富足、現代，要多好有多好。這樣的事業，還有什麽能與之相比？還有什麽能夠阻擋？從事這樣事業的人，理所應當脾氣可以大一點，死上幾個人，尤其是敢于跟革命黨人說不的人，委屈一些不樂意剪掉作為奴隸标志的辮子的百姓，又算得了什麽，都算是給革命掃除障礙。

所以，在這個時期，越是新加入的革命黨人，底氣就越足，如果這些人在革命中有了點功勞，氣就更粗。幹起事來，粗手大腳，豪情萬丈。在他們的頭上，有一頂革命的大帽子，他們做的每件事，都有這個帽子罩着。被帽子罩着的人和事，不知不覺，都變了形，變得讓人看不明白了。

【革命知府與弼馬溫】

革命是為了什麽？這事不好說。對于有些理想主義的人而言，當然是為了救國救民，革命一回，還世界一個富強而且争氣的中國。為了實現這個目标，死了也在所不惜。也有些人，就是聽說當年滿人入關，殺了很多漢人，現在還繼續當家，不拿漢人當回事，動不動就出賣本屬于漢人的國家權益，讨洋人的歡心。革命就是反滿，就是種族複仇。當然，也不乏有存心不良之徒，革命，就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做官為宦。只是，革命成功，面前放着大好的做官機會，有些只是為了反滿的人，也難免食指大動，熱衷起來。

當然，就情勢而言，革命起來，改朝換代。老官僚走了，新官僚就得來，不然國家誰來管呢？革命黨革命後做官，勢所必然。革命黨反清，也反對清朝官僚的作威作福，貪污腐敗。輪到自己做官了，有理想的，都想力革清朝的弊端，由改頭換面做到脫胎換骨。所以，官員稱謂變了，老爺、大人見了鬼。武昌起義建立的鄂軍政府，所有官員都一律每月二十元薪水，沒有人坐轎子，改騎馬了。但是，凡是官職，就意味着權力，權力是個具有魔力的東西，沾上它，人就會變。只要革命的官椅子坐穩了，權杖之上就會沾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掌握權杖的人，也會發生變化。

當然，即使在武漢，也存在這樣的革命黨，連跟前代形式上的區隔都不講究，照搬舊官僚的一切，徑直進去享受的。該坐轎坐轎，該坐堂坐堂，就是要當官做老爺。李亞東是個老革命黨，很早就在新軍當兵，從小兵一直熬到排長，不加珍惜，非要革命，是日知會的老成員。起義發生時，他還在漢陽坐監獄。漢陽光複，他從監獄裏出來，被推舉為漢陽革命黨的首領。他沒有客氣。當地的革命黨，甚至都沒有像其他地方一樣，把知府知縣之類的舊官銜改成民政長，李亞東還是做知府，革命的漢陽知府。當家後第一件事，就跟魯迅說的占了紹興的王金發一樣，忙于把布袍換成皮袍子，他馬上令人給他買一套綢子的袍褂。買來之後，他還嫌料子不好。将就打扮起來，原來知府衙門的行頭，他均享用。有事沒事，就乘四人大轎出行，原來的儀仗，傘旗執事照用，前呼後擁，鳴鑼開道，跟清朝的知府一樣。唯一不一樣的是，他的出行比人家要頻繁得多，總在大街上威風凜凜地晃來晃去。革命黨的同事批評他，他說，我這樣做，是為了鎮住百姓，不用儀仗，百姓不知官的尊嚴。不過，得意過了頭，也有吃癟的時候。一日，他到武昌都督府辦事，忘記了那裏的革命同志比漢陽多得多，居然也這樣乘着官轎，排列着儀仗，浩浩蕩蕩地去了。結果到了都督府，衛兵們大叫：“這是哪兒來的滿清怪物，給我打！”一擁而上。儀仗随從四散逃命，剩下李亞東面色如土，傻坐在轎子裏，好不尴尬。

李亞東坐監，是在武漢，所以革命後，做官的機會比較多。跟他一起在武漢坐監的還有胡瑛，此人是湖南桃源人。在革命黨中，宋教仁、胡瑛和覃振三人，號稱桃源三傑。革命後，胡瑛做了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風生水起。而覃振則在湖南坐監，湖南光複晚了半月，等他出來，武漢政府的位置都滿了。覃振一直都在武漢活動，熟人都在這邊，于是出獄後去就去找老朋友加同鄉胡瑛。哪知道，現在的胡瑛已經不是當年了。這位在外國人眼裏，外表除了那套綢緞的裘皮馬褂之外沒有什麽可稱道的家夥，現在掌握這鄂軍政府的外交大權，人前顯赫。這樣漂亮值錢的馬褂，胡瑛能一下子套三件，最外邊的一套，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光鮮得一塌糊塗。見到破衣爛衫的老朋友和同鄉，胡瑛想了半響，說，你來得太晚了，部裏已經沒有好缺了。這樣吧，在鹦鹉洲還有一個驿站，有馬兩匹，沒人看管，你先去看馬吧，然後有機會再調劑。覃振來見老朋友，其實未必真的非要個官做，見他如此說，什麽也沒說，一笑而別。

自己做部長，讓老朋友小同鄉做弼馬溫，這事無論如何都有些蹊跷。那年月，革命後的政府，閑差特多，胡瑛位高權重，未必真的連部裏一個閑差都給老朋友安排不了了。也許，越是老朋友，越是要壓他一頭，甚至不止一頭更好。覃振這個書生氣十足的家夥，坐監坐久了，不知山中七日世上千年。鄂軍政府內，自打停戰，沒有了危險，內争就白熱化了。原先的種種革命情誼，都化成權力的明争暗鬥。在這種情況下，有誰樂意再來一個人分上一杯羹呢？

革命之後，好些理想主義的革命黨人，都感到特別的失落。怎麽當初追求理想的人，見了官帽子，就紛紛都變了，變得不認識了呢。爹親娘親，革命同志，都沒有官帽子親。同志之間的厮殺，一樣刀刀見血。所以，革命以後，不少理想主義者開始遁入空門，做了和尚、尼姑，伴着青燈黃卷，打發掉了餘生。其實，革命雖然有理想，但在某些方面，跟其他改朝換代的争奪也沒什麽不同。很多參加者，尤其是某些特別有辦法，有權謀的參與者，參加革命，無非是一種豪賭，贏的，一頭是自家的性命，一頭是榮華富貴。賭輸了認栽，賭贏了就一步登天。就算那些原先沒有如此想的人，也都是血肉之軀，真的富貴擺在眼前了，想不動心，保持革命精神，還是有點難。想做官，也沒大錯，但是，革命了，做官沒有規矩，誰上誰下，像沒有規則的搶椅子游戲，自然會有點亂，一亂，讓外人看了，好像連清末官僚都不如，也就心生怨望。

【剪辮子的風波】

在清朝，造反者剪辮子，從來如此。這事要賴滿人，漢人歷史上多次被北方民族征服，很少聽說要易服易發的。滿人入關，征服漢人，作為歸順标志，斤斤于辮子，造反的人，也就把剪辮子做投名狀，逼人跟着走。辛亥革命時，最初革命黨人剪辮子依舊這個心理，辮子一剪，逼你造反，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其實，在當時，當家的滿人，已經跟他們的祖先有所不同，不怎樣在乎腦袋後面那根辮子了。新政期間，好些洋學生都沒有辮子，甚至一些時髦的滿人也剪了辮子，剪就剪了，沒聽說朝廷把誰怎麽樣了。雖然說，在革命黨的宣傳中，辮子是作為歸順清朝的奴隸标志存在的，但是，國人真正對辮子感到不舒服，還是來源于外國人的嘲笑，人家說那東西是pigtail，豬尾巴，一種劣等民族的象征。租界裏紅頭阿三抓中國人，揪住辮子，一抓一串，在大街上昂然走着，刺激着所有來過上海的國人的神經。況且，在西人眼裏，中國人腦後的辮子，不僅怪，而且是不衛生，不文明的象征，男人留那麽長的辮子，梳洗不便，難免生虱子，使得要追求文明的清政府，也不怎麽好意思堅持辮子主義。所以，原本就不怎麽在乎辮子的清政府，在武昌起義之後，為了防止“投名狀”的效應，也下令剪辮。在百姓的腦袋上，跟革命黨分進合擊。

盡管如此，投名狀做不成了，出于習慣，革命黨還是特別在乎剪辮。革命成功之後，執行最嚴格的命令，就是剪辮。革命後成立的軍政府，一般都會派出剪辮隊，或者巡查于街市，或者盤踞于城門，手執大剪刀，看見留辮子的人，不由分說，拉過來咔嚓就是一剪刀。從當時留下的老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