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章節
州的會黨，也大抵如此，對戲裝有着強烈的愛好。在他們看來，這才是漢官威儀。當然，在陝西的會黨看來，武生的裝束，顯然威儀不夠，于是，他們坐堂審案，找來了戲服裏的蟒袍玉帶，甚至穿上皂靴，打扮得跟京劇裏的包公一樣。四川獨立，保路運動的首領蒲殿俊做了都督，人們傳說他頭戴紫金冠，插着野雞翎，身穿大紅袍，腰圍玉帶，腳上還蹬雙皂靴。四川的某些袍哥，特別鐘情于道袍，他們的思路跟章太炎相近，只是不懂周禮，所以，就穿道士的大袍出來，展示自家的漢官威儀。正巧，那時候也有一些人為了避免被革命黨剪辮子，戴上了高帽子，遠遠望去，跟魯迅筆下的無常似的。高帽子和寬道袍，其實正好配對兒。
幸好，革命黨人并非像人們傳說的那樣，革命是為了恢複明朝，為崇祯皇帝戴孝。會黨雖然人數不少，但畢竟不是革命黨的主流。戲班子裏的戲服也不夠多，沒法滿足人們恢複漢官威儀的欲望。因此，我們看到，革命後的革命黨大人物，穿得最多的，還是西裝和袍褂。其他人自然跟上，大家只消把辮子剪了，不讓外國人笑話，也就行了。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
革命，在任何時候，都是一些人的狂歡，另一些人的災難。辛亥革命，雖然是一場改朝換代的大動蕩，但是，這場革命的目标，是建立西方的制度。庚子義和團的災難，殷鑒不遠，加上革命本身，實際上就是革命黨和立憲黨人合作的結果。所以，這是一場低烈度的革命，戰争的烈度不大，很多地方的奪權過程，也比較和平。所以，有相當多的人，基本上沒有被革命波及。一些遠離政治的鄉紳，在革命中，也變成了看客，而且是能發聲的看客。透過他們的眼睛看革命，別有一番景象。
江蘇屬于和平反正的省份，巡撫程德全素孚衆望，勢力很大的張謇又從旁協助，他一變，大半個省都變了。江南地區，除了南京，基本無戰事。最大的破壞，就是蘇州巡撫衙門屋檐被特意捅掉的幾片瓦。這時候，常熟回來一位翰林公，名叫徐兆玮。徐兆玮在日記裏說，他是出于擔心家鄉和家人的安危，才回鄉的。其實，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想躲風。北京自打武昌起義之後，一直人心惶惶，有力者都躲進了天津的外國租界，或者北京六國飯店。他一個窮翰林，沒這個本錢，只能往鄉下躲，回鄉之後的徐兆玮的确做了些事。由于蘇常一帶是科舉福地，進士俯拾皆是，他這個當朝的翰林公，才做了一個縣裏的副民政長，相當于副縣長，但也足夠了。他一個翰林公，在任上，不在文治上下功夫，卻張羅了好些購買槍械，組織民團并鎮壓抗租的事。作為一個回鄉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他對革命不可能有太多的好感。對于革命的發生，往往感慨朝廷的昏亂，黨人的胡鬧，但他更擔心的是革命黨人的不文明，總是覺得報紙上介紹革命軍如何的文明理性不大靠得住，這構成了他拼命張羅買槍，組織民團的動力。他對立憲原來是滿懷期待，臨行前還去資政院旁聽。但也知道，到了革命發生之際，立憲也沒戲了。但是他對實現共和，感覺不靠譜，提到共和，總難免語帶譏諷，認為國民程度如此，“豈能高談共和？”他跟多數士紳一樣，對袁世凱很有期待，一心指望袁世凱出山，收拾亂局。日記裏總是袁公長，袁公短地說個不停。我們知道，這樣的期待，絕非翰林公一個人有。
山西是個在革命中比較混亂的省份。革命時動了武，革命後，北洋軍又打上門來，兵來兵去，擾動相當大。劉大鵬是個舉人，革命時做省谘議局的議員。革命當口，他的日記是空白，到底是因為兵荒馬亂沒功夫記，還是後來遺失，已經搞不清了。從他稍後的日記看，他對新黨沒有好感，對已經成為大總統的袁世凱深惡痛絕，斥之為“賊臣”，覺得革命把倫常毀壞，風氣大變，經濟衰退，簡直國将不國。看見學生不讀經書，感覺十分恐怕，覺得早晚會有大亂。反過來，對于垮掉的清朝倒是十分懷念，一口一個“本朝”。看來，劉大鵬資歷不夠，本錢也不多，否則可以躲到青島，跟一班兒遺老遺少做詩鐘去。
身在長沙鄉下的王闿運，是個名氣足夠大，但本錢也不夠的名士。革命到來之際，他很鎮定，安靜地待在家裏。看見報上報道武昌起義的事，只是淡淡地記上一筆，不動聲色。接下來，他會嘲笑一下攝政王載沣的手足無措，“亂了槍法”。當門人向他報告湖南的革命時，他對于可能的動亂，無可奈何，覺得也可能會大亂将至，“玉石俱焚，牛骥同皂”。但卻絲毫不做防備，一付不死不降不走的架勢，聽之任之。已經須臾不可分離的周媽，此時已經随侍在此老身邊。日記裏時常會出現，周妪如何，周妪又如何的記載。在外間的亂哄哄中，他的生活，他的享樂，紋絲不亂。待到焦達峰已死，譚延闿接任，湘事趨于穩定，他則感慨，“我等已專制受累，複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這樣的感慨，對照當時很多士紳處境，不得不讓你感到此老的确見識不凡，這樣的話，非洞悉世事，尤其洞悉士紳在大變動時代的處境，是說不出來的。有資料說，譚延闿做了都督之後，曾具西式禮服往見。此老居然頂戴花翎袍褂辮子出迎。一見之下，譚未免尴尬。王闿運笑道：你別詫異，你穿的和我穿的，都是穿戴而已，皆外國服而已。此老在此大變動之際，猶不改滑稽玩笑本色。不過，他對于袁世凱，既不像翰林公徐兆玮那樣期待，也不像舉人劉大鵬那樣讨厭。在袁世凱接下臨時大總統之後，他改了他此前的一首詩的兩句：“豎子無成更堪嘆，群兒自貴有誰尊？”表達了他對袁世凱的輕蔑，似乎這時就看出了袁世凱後來的悲劇結局，很有幾分谶語的感覺。
只是，後來袁世凱坐穩了總統之後，請他這位老前輩進京做官，做國史館的館長，他又攜周媽欣然就道。一路上，無論哪個督軍請飯，他都攜周媽前去，一直把個老媽子攜到袁世凱的新華門裏。做了官之後，又放任周媽把持館務，反正這個館也無事可做，無非給些遺老口飯吃。博得報界哄傳的“老蕩子”之名，也不在乎。當楊度發起籌安會，袁氏帝制的露出口風之時，他卻借口“帷薄不修”（古來指不能整肅家政，放任婦女行為不謹），不管周媽樂意與否，挂冠而去。可以嘻嘻哈哈地做袁總統的官，卻不肯嘻嘻哈哈做袁皇帝的臣，堅決不肯趟這道渾水，于日後“群兒自貴有誰尊”的年代，多幾分從容。
辛亥革命，某些士紳是看客，農民也是看客，凡是看客，對後來的政局變化，似乎都沒有多少影響。樂意也罷，不樂意也罷，無非跟着走，走着瞧。但是，士紳這種看客，卻能發聲，他們的聲音，告訴人們，他們不樂意，告訴人們，革命的毛病，民國的問題，只是當時沒人聽罷了。可是，歷史不總是按站在前臺的英雄的意圖走，袁世凱出了山，做了總統，但卻內憂外患重重，到了沒有善終。鄉紳們沒看上眼的民國，連年動蕩不已。傳說是王闿運的一付對子說的挺巧：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無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五花八門的革命旗幟】
一群人一起幹事，無論是打仗還是造反，大抵要有旗幟。賈誼《過秦論》上說陳勝吳廣“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但凡叫個旗，有竿還得有塊布，布上應該是寫着一個大大的“陳”，或者“張楚”兩個字。古代軍隊作戰，按孫子兵法的說法，旌旗是用來統一號令的。每個作戰單位都有自己的旗幟，上書單位首長的姓氏，先是小單位的統一，而後大單位的統一，衆兵聽命于小旗，小旗聽命于大旗。有時旗幟也用來迷惑敵人，布空城計，要遍插旗幟，人數不那麽衆多的軍隊，旗幟多了，敵人遠遠望去，沒準會望而生畏的。所以當年的太平軍打仗，幾乎人手一旗，遠遠望去，旌旗滿眼，一萬兵，會被人當十萬來看，在湘軍崛起之前，吓唬清軍，非常有效。
進入熱兵器時代，通訊工具比較發達，旗幟的作用沒有那麽大了。只有非常落伍軍隊，比如馬桶将軍王懷慶的兵，部隊打仗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