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章節
高足,這個俞樾,是曾國藩的門生,因為一句“花落春仍在”的帖試詩,大受賞識。後來因主持河南鄉試出題出得太怪,被都老爺參了下來,從此以後專心做學問。曾國藩有名言曰,俞樾拼命做學問,李鴻章拼命做官。拼命做學問的俞樾的弟子章炳麟(太炎),也是一個做學問拼命的人。學問做得很大,現在看他的學術類文章,經史子集,加上佛學,任馬由缰,沒點功夫,根本看不下來。但他主持《民報》,還是立意在宣傳,黨內好些人嫌他學究氣太重,不夠通俗,多少有些冤枉,在多數情況下,章太炎其實是盡量通俗來着,但是讓此老寫陳天華那樣的打油詩,也不大現實。一個很好的例證就是,在他主持下,《民報》上,還有漫畫。
《民報》上的漫畫,畫的都是晚清的名人。名人可是名人,在《民報》那裏,變了一個稱謂,叫做漢奸。已經死去的曾、左、李,名曰“過去之漢奸”。曾國藩頂戴花翎的頭面,卻給安了一個蟒蛇身子。左宗棠也是一樣,人面獸身。李鴻章是人面魚身,這個身高一米八的漢子,成了美男魚,跟哥本哈根的那尊小美人魚有一比。這樣的漫畫造型,只有曾國藩的像有點根據。據說,由于曾國藩渾身長癬,常年都雇人撓癢,身上一層層地往下掉鱗皮,所以人們傳說,他是大蟒蛇變的,特意來拯救清朝天下的。當然,也有傳說,所謂蟒蛇,是西山十戾之一,原本就是亂世的妖魔下界。曾國藩的出現,無非是天下大亂的征兆。不管怎麽說,把曾國藩畫成人面蛇身,不為無因。但左宗棠為什麽是獸身,李鴻章為何是魚身,就不明白了。我想,反正是罵人,大概是為了搭配曾國藩同時有所區別吧,一個既然是蛇了,剩下兩個,只能一個獸,一個魚。
還有三位清朝新政時期的名人,也就是《民報》辦的時候,還活着的名人。他們的命運,似乎比他們的前輩更差些,這些漫畫,名曰“現在之漢奸真相圖”。其中,袁世凱是個半身像,臉被剖開。張之洞頂戴花翎,但腦袋卻被放在胯下。岑春煊也是頂戴花翎,但腦袋是倒着放在脖子上面的。這三位都是清朝新政時期最有名,地位最高的名臣,人稱張之洞有學無術,袁世凱無學有術,岑春煊不學無術。還有說,張之洞是士屠,因為鎮壓自立軍起義,袁世凱是民屠,因為練兵的時候擅殺菜農,岑春煊是官屠,因為他特別喜歡參下屬官員。盡管評價不一,但誰也否認不了他們三人的地位。歷史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這三人是繞不開的,當然,清朝也離不開他們三個。因此,這三人對于革命黨來說,也是最大的敵人,或者說,最危險的漢奸。革命黨人立意排滿,因此他們說的漢奸跟我們現在有所不同,凡是漢人給滿人做事的,都是漢奸。不過,三人之中,袁世凱是被貶低得比較輕的一個,只是把他的臉剖開了而已,似乎暗示此人有多重面目。其實,同盟會成立之後,還不斷有革命黨人對袁世凱抱有幻想,據說有人還去聯絡過他,沒有反響,也沒給綁去讨賞。
宣傳品上有漫畫,并不起于革命黨人的報紙。晚清打教(基督教)的揭帖上,早就有類似的東西。把傳教士和教民畫成人面豬身,或者豬面人身的都有。比較高檔的揭帖上也有清朝大臣的漫畫,有正面的人物,比如左宗棠,比如操辦了貴州教案的貴州提督田興恕,都被畫得很威猛,下面的題詞也極盡奉承。但是,對另一些人就不那麽尊重了,其中就有李鴻章。李鴻章不僅在後來的教科書上形象極差,就是在當時,也被打教的紳民與革命黨人共同視為漢奸。前者說他是洋人的漢奸,後者說他是滿人的漢奸。
這些漫畫出品的時候,西方已經有了比較好玩的漫畫,連環漫畫,漫畫裏的人物,已經不再是壞人,他們的好玩與滑稽,引得老少皆迷。西方報紙上的政治諷刺漫畫出現得更早,在19世紀中葉,已經就很流行了。畫得幽默、好玩,而且具有諷刺意義。但是,在中國,即使立意學習西方的人所辦的報紙,上面所謂的漫畫,還是罵人的宣洩,就跟頑童平時看不上誰,就在牆上塗鴉,醜化某人,然後寫上×誰誰的媽,或者誰誰是大王八沒有太多的區別。這種頑童伎倆,在打教揭帖上得到了發揚,現在則輪到了革命黨來進一步發揚光大。看來,這種漫畫的演化,脈絡相當清晰。《民報》也好,揭帖也好,大家畫這種把人畫成畜生的畫,無論畫技高低,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洩憤。只是這樣的洩憤,對于有同樣憤忿的人而言,當然有用。國內不安分的人們,喜歡看這些東西。但是對于那些并不如此“憤清”的人們,也許就沒用了。不管怎樣,革命黨還是期待自己的報紙在國內掀起風浪。海關不讓進口,就偷偷往裏帶,特別是讓滿人留學生往國內帶。先把成捆的《民報》包好,上面寫着“法政論叢”,然後交給相識的滿人留學生,讓他們帶給國內的某人。過海關的時候,海關人員看見既是滿人,而且頭上有辮子,自然就不查了。這些夾帶的滿人,是真不知情,還是假作不知呢?天知道。
不過,後來我們在革命黨人的回憶中,提及他們的革命啓蒙讀物,似乎很少提到《民報》。不是《揚州十日》,就是《嘉定三屠》,再就是《革命軍》和《猛回頭》、《警世鐘》這樣的小冊子。
【《大江報》:不得不說的文字獄案】
說到武昌起義,必然要說到一樁文字獄,這就是大江報案。《大江報》有個“大”字,但實際上是一個小報,原來叫《大江白話報》,後來因報道漢口黃包車夫吳一狗案,敢于直言,成了氣候(1910年底,黃包車夫吳一狗在漢口英租界暴斃,民衆懷疑被英人所虐,聚衆示威,結果遭到英軍開槍射擊,打死打傷多人。民衆被激怒,華洋對立嚴重。事發後,張彪派軍警彈壓,大失民心。),但規模依然不大,總編輯加編輯兼記者,攏共才有兩人,一個詹大悲,一個何海鳴。這兩位都是近代歷史上特別出名的革命黨和報人,前者一直激進,1927年大革命失敗,這個老資格的國民黨元老,居然被國民黨桂系清黨時給殺掉。後者在二次革命時,扮演了一個武人的角色,在南京的抵抗中很是出了回風頭,後來就頹廢,變成蝴蝶鴛鴦派文人,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不過,在《大江報》案發之前,這兩人的名頭還不怎樣響。做報人,當年首選上海,其次才輪得到北京。武漢報業不發達,不管怎樣敢言,也無非是茶杯裏的風暴,外面不大理會的。譏諷時政,是當年革命黨人辦報的一個特點。《大江報》碰過初上任的端方,惹過新軍統制張彪,讓總督瑞澂也不很愉快,姿态也一點不低調,報館從總編、編輯到會計并門房,都沒有辮子。可是,歷任當政者都忍了,真正讓《大江報》倒黴的,是兩篇不長的短文時評。一篇是何海鳴寫的《亡中國者和平也》,一篇是黃侃寫的《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特別是後一篇,雖然僅僅不足三百字,但光一個标題,就吓煞個人,分明是在鼓吹革命造反。黃侃後來成了國學大師,很是守舊,但在當時,卻是一個激進得不得了的新軍士兵。這篇文字,據說是他在跟詹大悲喝酒,酒酣耳熱之際,一揮而就的。當時雖然報禁已開,但這樣的言論,明擺着是“煽動禍亂”,沒法讓當局無動于衷。當然,即便如此,實情也可能如當時的輿論所說,《大江報》無非是平時零碎得罪了當道,此時被借這兩篇過激言論開刀罷了。不過如果真的是這樣,湖北的地方官在挨罵的時候不敢動作,非得抓住把柄才能處罰報人,說明這些地方官還是講規矩的。此前(1910年初)陳夔龍做總督時,《武漢新報》主編張漢傑撰文譏諷了他,就被逮捕下獄,有黎元洪為之緩頰,還被判了一年多。
《大江報》被查封,消息是他們自己用電報傳出來的,此後,上海的報界,就開始了一系列的關注。據跟《申報》齊名的《時報》報道,當大批的警察趕到報館,當事人一個都不在,詹大悲和何海鳴都是後來陸續捕到的。詹大悲先落網,把所有的事,都攬在自己身上,拒不告訴警方何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