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章節

過英國政府同意的。甚至，各地稅務司連革命黨人更換旗幟的要求都不答應。長沙海關的衛兵，未經稅務司的批準，自行把黃龍旗換成了白旗，但稅務司看了很不高興，馬上下令撤下來，而且還派人向都督焦達峰抗議，焦達峰這個山上下來的都督，還只能道歉。各地光複城市的海關，沒有一個挂革命黨旗幟的，大多是什麽旗都不挂，保持所謂的中立。惟有廣州有一點點的妥協，廣東的革命政府對海關說，如果他們的海關巡船不懸挂他們的旗幟，就不保障他們的安全。光複後的廣東，各路亂七八糟像土匪似的民軍太多，把洋人也吓着了，于是，廣州海關的巡船，勉強挂了白旗。長沙稅務司，還拒絕了新政府要求把稅款暫時存在中國銀行的要求，哪怕新政府允諾決不動用也不行，談了半天，最後還是按慣例，彙到彙豐銀行漢口支行。革命後的鎮江軍政府，派了一個新的海關監督來，被拒掉，向來由海關稅款攤撥的當地政府衙門經費，稅務司也拒絕撥付。在這個堅持“中立”過程中，各地稅務司卻跟外國領事，尤其英國領事館保持密切的聯系，顯然，這種中立是得到列強支持的。

只是，這個“中立”機構的華人雇員，可不像他們的上司那樣中立，武昌起義一爆發，就有好些海關的傭人和苦力去投了軍。上海的海關低級華人雇員幹得更猛，革命後，接連發生了好幾起海關倉庫裏的軍火被盜事件，不是小偷小摸，而是成批的軍火被成批地運走。連總稅務司都知道，如果沒有“內賊”的海關裏華人職員的配合，無論如何都實現不了，所以連忙要上海稅務司訓誡華人雇員，要麽辭職，要麽停止破壞“中立”。可是，已經晚了，庫裏的軍火，一點不剩，都已經都裝備了革命軍。

但是，中立的稅務司，卻對能否保證用關稅和鹽稅支付庚子賠款，以及保證一部分由厘金攤付的中國政府借款的保障問題，十分關切。畢竟，革命一起，仗打起來，對于關稅也有影響，而且厘金的征收，一直總稅務司就沒有控制得了，革命之後就更不好說了。在各地稅務司的“嚴正”交涉下，臨時政府的實業總長兼鹽務總監張謇只好下令，各地絕對不能擅自動用稅款，以免影響賠款和洋債的支付。

清政府的總稅務司，是個比較獨特的政府機構。從起源上講，這個機構跟總理衙門一樣，是清政府被迫成立的。第二次鴉片戰争戰敗，清政府被迫在西方列強面前，放棄固有的朝貢體系，成立涉外機構。這個機構，在外國人看，是外交部，但在清朝自己看，則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不光是雙關語上的自尊自大，實際上也是把所有涉及西洋的所有事務都管了。所以，涉及洋商來華貿易的海關事務，當然也得管。雖然清朝過去也有海關，但基本集中于廣州一地，具體事務也是由行商代管的，新型的海關事務，沒有人明白，加之總稅務司成立時，清政府的鴕鳥思想依舊還是主導，連成立總理衙門都是臨時應付，更何況總稅務司。結果，這個臨時機構中的臨時機構，就大方地交給外國人辦了。

當然，辦起來之後，人們發現，當初的臨時機構，不僅沒有取消的可能，而且越辦越大，總稅務司也越辦越紅火，原來微不足道的關稅，逐漸增加，也成為了朝廷的第三大收入。總稅務司，最終變成了承包給外國人的一個政府機構。由于體制的緣故，這個機構從一開始，就挂在“外交機構”下面，而且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稅務司赫德，又長期跟清政府關系密切，包括跟政府要員個人關系密切。所以，半是因為體制的原因，半是因為承包者個人的原因，總稅務司跟總理衙門難分彼此，跟各國公使過從甚密，頻繁參與中國的外交決策和過程。在中國政府在歐洲各國設置使館的時候，總稅務司甚至通過派自己的人進去做翻譯，掌握中外交涉的第一手資料，幹的像是間諜的活計。反過來，總稅務司的事務，卻決不允許中國政府插手。各地分稅務司，則跟各地的外國領事，尤其是英國領事來往多多。由于治外法權的存在，洋商在到達中國之時，必須告知本國的領事，所以，海關收稅也必須跟領事打交道。作為洋人的稅務司，出于個人的偏好，也喜歡跟領事保持密切的往來。

不管在李泰國還是赫德甚至清末的安格聯時代，總稅務司都是一個獨立的封閉體系。不僅制度和規矩是外國的，連人員也是外國的，中國人頂多能做最底層的職員，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各地稅務司，跟外國領事往來密切，卻從來不買地方政府的賬。由于這麽大一筆收入地方政府不能染指，而且随着清政府中央集權的努力深化，稅務司的手，逐漸借厘金的抵押問題，伸到向由地方管理的厘金領域，所以，清政府的地方大員，幾乎都對稅務司表示了強烈的反感和不滿。但是，他們對于這種得到中央政府和列強雙重加持的機構，卻也只能徒呼奈何。這樣的機構，你說它是中國政府的吧，它卻對保障列強在華的利益更有興趣，盡管這個興趣，大體上能限制在它業務範圍之內。你說它是列強代理人吧，它又的确在為中國政府工作，中國的關稅和鹽稅，如果不是歸它管理的話，絕對不可能有這樣的效率，有如此大項的收益。

其實，無論這個機構有多麽的獨特，但在制度上，它就是中國的一個海關總署。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它都沒有理由中立，也沒有資格中立。其中的洋員，其實也沒有資格宣稱自己不是中國政府的雇員，因為資格最久的總稅務司赫德，曾經多次強調，總稅務司的洋人雇員，就是中國政府雇員。從法律上，毫無疑問，這個機構就是中國政府的一個部門，所有雇員都得聽命于政府，政府如果換了，就得聽新政府的。但是，當時的革命黨人，面對一個充斥了洋人，而且跟當地外國領事保持密切聯系的機構，無論如何都硬不起來。不碰洋人，是革命的一個雷區。你說他們軟弱也罷，革命不徹底也罷，反正那個時候，所有革命黨人，都生怕被列強視為義和團，好像一旦被人這樣看了，革命的正當性也就沒了。正是由于革命黨人尊重或者說畏懼這個精神上的雷區，保障了稅務司的獨特性。

【股票建起革命軍】

孫中山說，四川的保路運動是辛亥革命的先聲。這話有幾分道理，保路雖然未必能保出革命來，但保路本身引發的不滿情緒，的确助了革命一臂之力。革命爆發，四川的保路運動，直接轉化為四川各地的暴動，導致四川的光複。而這個運動所要保的四川鐵路公司，反倒被人全然忘卻，在宜昌一帶修鐵路的工人都失了業。不過，被人忘卻的四川鐵路公司，其實在革命中還是有點作為的，正是由于他們的參與，川人不僅組建了一支北伐軍，而且這支軍隊回到了四川，成為革命黨人在四川最主要的武力，在後來四川第一波軍閥混戰中，有上佳的表現。

這件事，得從四川老牌的革命黨人熊克武說起。熊克武是同盟會的第一批會員，到日本留學，原本打算學軍事，但進不了正經軍校，只好在民辦的準軍校東斌學校混了一陣，這個日本浪人辦給中國人的學校，據說是革命黨的搖籃。熊克武在裏面學會了打槍，也私下學會了制造炸彈，很早就從日本回國，做專門的革命黨。在四川多次策動起義都沒有結果，辛亥年春，作為四川的選鋒，參加黃花崗起義。起義失敗後，他逃到陝西潛伏起來。武昌軍興，他和一些川籍的革命黨人陸續來到上海，準備組織一支四川人的軍隊，參加北伐。協助他的，就是後來刺殺良弼的彭家珍（後來他離開了部隊，北上幹大事去了）。組織一支軍隊，第一位的要務是錢。四川鐵路公司當初不肯被朝廷接收，很大一個原因是公司放在上海購買器械和材料的錢，大部分在炒股中被黑掉了，成了一筆爛賬。但是，駱駝倒了還有架，由于保路運動，沒有被收歸國有的四川鐵路公司，并非一分錢沒有，還殘存大約一百七十餘萬兩的蘭格志股票。蘭格志是一家英國公司，主營橡膠和石油，這個公司的股票，在1910年中國橡膠股票風潮中，是特別受追捧的一支，此時，這支股票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