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章節

弄出來的好事。那時節,市面上的流行歌曲,就是京劇唱段,販夫走卒,也會哼上兩段。

總的來說,民國,尤其是北洋時期的民國,是個色彩斑斓的時代。人人都特行獨立,跟人不一樣,有時特行得崇高,有時特行得猥瑣。牛人被埋沒不了,沒人因為你牛而壓制你,壓也壓不住。但凡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後勁沒了。各種各樣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臺,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這個本錢。這是個連小偷、流氓都有個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沒有絕活,就別想混好。那個時代,中國有國際知名的學者,王國維、陳寅恪和陳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響的企業家範旭東、吳蘊初和盧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蔣夢麟、張伯苓、陶行知。連名聲不好的軍人,也有上過《時代周刊》封面的吳佩孚。這個吳佩孚,晚年沒落潦倒,但卻從來不墜青雲之志,一直牛哄哄。

那也是一個民主特別受到尊重的時代。

議會自打成立之後,好像沒做過什麽事情。京裏坊間傳說,兩院議員對于逛八大胡同比參政議政更有積極性,沒事就泡在胡同裏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沒有人把他們的高額補貼取消,也沒人敢于蔑視議會。實在不行,就換一個議會,但換了之後,議員還是在胡同裏泡着。曹锟賄選,原本心裏也沒有賄選這回事,無非是公開付給議員的辛苦費,付費,是為了尊重議會,尊重議員。

記者在報上罵了當政者,罵也就罵了,當政者硬着頭皮,裝不知道。學生上街游行,抗議政府行為。不管做得多麽過火,都欺負到警察頭上了,就是不敢鎮壓。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覺不能做——因為現在是民國,民主政體。

但是,當時的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大衆,既包括底層的民衆,也包括內地的鄉紳,他們對民主沒有感覺,沒有認識。對于戰亂,有切膚之痛,卻沒有多少發言權。另一部分上層人士,知識界人士,對戰亂的感知相對弱,但發言權大,聲音大。對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們。只是,他們對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帶有強烈的功利意味。這個時期,上層人士和知識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進化論。無論推崇軍國民主義(即後來的軍國主義),還是聯邦主義,社會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的,骨子裏都是進化論。進化論頑固地相信歷史的進步主義,篤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歷史進步的産物,迷信西方歷史的新事物。在那時,他們相信,只要堅持這個制度,堅持這個制度的信條,中國就能走到富國強兵的路上去。即使後來一部分知識界人士抛棄了資産階級民主,也沒有抛棄進化論,只是覺得發現了西方某些比現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東西,更為科學,更為民主的東西。

這樣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對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麽在意。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一場文學運動,道德運動。投身運動的青年,開始最在意的是個性解放,個人自由。為了從傳統家族中掙脫出來,他們為之奮不顧身的奮鬥。但是,掙脫出家族繩索的青年,一旦趕上五四愛國運動,輪到自己為國家,為民族争利益的時候,就紛紛放棄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強迫別人也放棄自由。在抵制日貨的時候,自己可以不惜代價無條件放棄自己所有的日貨,也逼着商販這樣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孫中山這樣的大人物,則公開表示人們為為了國家民族的自由,放棄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國家的自由中去。這樣的說法,被蔣介石繼承,發揚光大,當然,這樣光大,也就沒了自由。

沒了自由,也就沒有了民主。

民國從北洋到國民黨統治時期,民主沿着下降線行進。越是後來者,走得越遠,降得越低。但是,沒有人會把共和國的招牌放棄,沒有人公然蔑視民主,誰來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卻都在抽離自由,在民主中抽離自由。

毛澤東有文章曰《反對自由主義》,蔣介石也有類似的文章,在反對自由的過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幟下的個性就紛紛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變得整齊,也變得單一,最終,變成了一個色調。“文革”中,外國人來到中國,他們發現,這是一個藍色和灰色的王國,連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後記 我怎麽想起寫辛亥來

我怎麽想起寫辛亥革命來了呢?不是說,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特意寫一本書參加慶典湊湊熱鬧。其實,我對于歷史慶典,一向很麻木,別人不提醒,一般不會想起,即使想起來,也未必會為此寫點什麽。活了五十多歲,自以為還不是個喜歡湊熱鬧的人。上本書寫五四,所有知道的人,特別是出版界的朋友,特別希望我在2009年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的時候拿出來,可是我就是拿不出來。可是,怎麽這回偏偏會趕上點兒,好像特意為慶典獻禮似的呢?

這個事,要歸功于一個人,他就是複旦大學出版社的社長賀聖隧。其實我跟賀社長不認識,也沒打過交道,但是,寫辛亥的建議,卻是他提出來的。大約一年多以前,一天夜裏,我突然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他說他是複旦出版社的老賀,一向喜歡看我的東西,雖然沒見過我,但我的一些在上海的朋友,他都很熟,他建議我像以往寫随筆一樣,寫一下辛亥革命,他說他此前看過我一篇以辛亥為題材的随筆,印象深刻。我聽了,似有所動,答應考慮一下。

跟五四不一樣,我此前碰過辛亥革命這個題材,寫過論文,也寫過随筆,近來對民國史興趣陡長,亂七八糟,寫了不少東西。寫辛亥,我是有興趣的。雖然我寫什麽一般不聽人勸,一向自己喜歡寫什麽,就寫什麽,信馬由缰。任何人想要出高價讓我寫他想要寫的東西,基本都沒有門。但是,賀社長的這個提議,多少有點讓我動心。在寫五四的時候,原本是打算寫成一部散文體的學術著作,野心過大,結果寫的時候,由于不斷需要加入注釋,行文的文氣總是斷,寫出來的效果,跟我所期待的,相距甚遠。趁此心願未了之際,再做一番嘗試,一方面像做學術那樣看材料,想題目,但寫的時候則取消注釋,随着自己的性子下筆。

就這樣,軍閥與五四這部書剛剛殺青,我就轉身進入辛亥革命的寫作。其實也不是寫辛亥革命,就是看看材料,找點自己感興趣的,別人不怎麽注意的東西,借題發揮一番。一年多以來,幾乎一有空閑,我就埋頭看材料,家裏床上地下全鋪滿了書和複印的資料。材料的确看了不少,成百萬成百萬字地在手裏過,有時候看上幾天,一個字也寫不出。但這本身就挺好玩,看的時候,不知不覺,原來在老照片看到的人,就浮現在你的眼前,所有的人和事兒,都跳出來,在眼前晃來晃去,這種感覺,無論你寫與不寫,都是一種享受。別的學者是不是像馬克斯·韋伯那樣,把學術當命,當為人類承擔的使命,我不知道,但我自己,做學術也好,寫随筆也罷,就是為了好玩,只要不好玩,我肯定不幹。只是一旦玩起來,就認真地玩,玩得着迷,盡可能玩出名堂。我迷過圍棋,迷過京劇,本質上,跟迷學術,迷歷史書寫,沒什麽兩樣。

當然,這本小書真的殺青之後,自己的感覺依舊不怎麽樣。文字還是不夠潇灑,好些意思,表達得又過于直白。寫作對于我這樣永遠都無法自了的漢子,大概永遠都是一種遺憾,眼高手低是一種治不了的病。與衆多跟我同病的人稍有不同的是,我總是會上手寫,斷然不會僅僅對別人品頭論足,而不把自己的貨色拿出來讓別人來品評。比較遺憾的是,寫的時候,興許還有點興奮,但寫完了,每次都不忍卒讀。從小學黑板報起,我的寫字生涯已經快五十年了,到今天也沒有寫出令自己滿意的作品,真是種莫名的悲哀。不過,我還不死心,相信下一部,一定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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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說明的是,這本小書不是學術著作,也不是時下流行的講史故事,它只是一本歷史雜說(就跟不倫不類的我一樣,貨色也不倫不類)。雖然裏面故事也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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