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

歷史對政治人物的記載，都是他自己寫上去的1908年9月，袁世凱五十大壽。

位于王府井附近錫拉胡同的袁府，勉強擠下了一千人。北京的權貴，無一不在，扔顆炸彈下去，孫文（1866—1925）的革命便成功了一半。

正廳前搭起了一座戲臺，京劇名角譚鑫培正在賣力地演出。

兩天前，譚府。

內閣大學士那桐親自造訪，表明來意：請到袁府唱一出。

譚鑫培炙手可熱，連慈禧都是其粉絲，自然得“燕十三”一把。

他對那桐道：“你要給我請個安，我就唱。”官居一品的那桐沒等他說完，安已經請了下去。

胡同通往東華門的大街上擠滿了馬車，軍警沿途站崗。

當天，北京和天津的壽聯、壽屏銷售一空。

望着那一對對用上好的泥金箋制作的聯子，袁世凱五味雜陳。

有猷（yóu，意為謀略）有為有守，多福多壽多男。

這是慶親王奕劻（1838—1917）的對聯。

作為最後一任領班軍機大臣，不問政事、專心納賄的奕劻被人戲稱為“慶記公司”的老板。

與紫禁城落日餘晖的衰敗景象不同，坐落于安定門外的慶王府門庭若市，喧嚣繁華。

除了美輪美奂的戲樓和日複一日的筵席，廳堂中還懸挂着奕劻手書的家訓：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遺百姓；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書以遺子孫。

然而，言行的巨大反差讓人不得不感慨：贊揚戒律是一回事，遵守它則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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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跡前的奕劻，是個連上朝的官服都要靠當鋪借貸的窮貝勒。

不堪回首的往事鑄就了其貪婪敏感的性格，以至于身居高位後只争朝夕地撈錢。

面對王朝越來越瘦，王府越來越肥的奇觀，不知道的還以為奕劻是潛伏在清廷內部的同盟會會員。

一次，一個叫林開谟的官員外放為署理江西學政（代理主管江西教育）。就任前，按例須遍谒軍機大臣。

結果在拜訪慶府時三谒不得其入。

門衛見他榆木腦袋敲不醒，只好點破：“我的林大人，尚有三種名目，共計七十二兩的門包吶。”

誰知林大人就跟第一天到中國、剛下飛機般天真，指着門壁上張貼的奕劻手谕“嚴禁索賄”道：“王爺既有此話，我怎麽敢？”

門衛哭笑不得，就差回他一句：“你還真信啊？”

當然，場面話是不能亂講的，門衛正色道：“王爺的話不能不這麽說，你林大人的這個錢也不能省！”

費盡周折總算走馬上任，可林開谟還是沒開谟（策略）。不久，他便接到一封京中書信，內稱“只要八千銀兩，便能代為運動，免去署理二字，實補此缺”。

可惜，林學臺從小被應試教育洗腦，根正苗紅，不信我天朝會有此等賣官鬻爵之事，當即付之一炬。

結果很快迎來朝旨：着即開缺，發回原任。

其實，更多的官員早就浸淫得玲珑剔透，無須奕劻勞心。

一個道員級的閑官陳壁，常因仕途偃蹇長籲短嘆、指天罵地，被他在京開金店的親戚瞧見。

親戚隔三岔五出入慶府，願助他一臂之力，便在某次拜訪時将店中所藏的稀世東珠獻與奕劻。

慶記公司的董事長被震住了。他端詳良久，假意問道：“其價幾何？”

親戚道：“這是本家陳壁所獻。”

奕劻故作驚愕：“素昧平生，安可受之？”

親戚坦然道：“他想見一見老王爺，只是未敢造次。”

有金錢鋪路，除了造反，造什麽都行。

隔日，陳壁進入慶府，呈上借來的五萬兩白銀，并不失時機地拜奕劻為幹爹，惹得老頭兒樂不可支。

陳壁果然毫無懸念地平步青雲，一直當到郵傳部尚書。

行賄在我國是一門口傳心授、實踐性強的學問，沒有做不到，只有不敢想。

因此，比起官至直隸總督的陳夔龍來，陳壁還稍遜風騷。

陳總督既是幹兒子，又是幹女婿。他老婆雖說不混娛樂圈，但很早便認了奕劻做幹爹。倆人雙幹合璧，把老慶哄得團團轉。

作為義女，陳夫人像駐唱歌手一樣常年紮在慶邸，奕劻上朝時，親自為其挂朝珠。冬寒珠涼，則先于胸間捂熱，而後挂其頸上，以至坊間笑傳“百八牟尼（念珠）親手挂，朝回猶帶乳花香”。

陳夔龍更是盡其所有，日夜孝敬，搞得奕劻都不好意思了，勸誡道：“你也太費心了，以後還須省事為是。”

陳夔龍慷慨道：“兒婿區區之忱，尚需大人過慮，何以自安？求大人以後莫管此等瑣事。”

受賄在慶記的确成了瑣事。

軍機大臣鹿傳霖曾任陝西巡撫十多年，對關中各州縣官缺肥瘦的熟稔程度，卻遠不如遙坐京師的奕劻。

而且，慶府客廳的禦案上常置一盒，來客入見奕劻，必将銀票金條主動投入，以免去交接時一番你推我搡的虛假客套。

廟堂之上，朽木為官

幫袁世凱搭上奕劻的是輪船招商局總辦楊士琦（1862—1918）。

在此之前，主管總理衙門的奕劻惱恨大頭同領班軍機大臣榮祿走得近，一度通過部下放出話來：“袁慰庭？他只認得榮仲華，瞧不起咱們的！”

的确，袁世凱曾對心腹說：“滿員中只有一個榮祿，然而暮氣已深。剩下的全是屍位素餐的飯桶。”

1903年，榮祿病危，袁世凱打聽到繼任者正是奕劻。

為了扭轉不良印象，他祭出首席智囊楊士琦。

此人為大頭出謀劃策，屢建奇功，心機之深不下于徐世昌。如果徐是荀彧，楊便是賈诩。

舉人出身的楊士琦早年是李鴻章的幕僚，曾随幕主和洋人簽訂《辛醜條約》。

彼時，李鴻章已精力不支，懶得與同為議和大臣的奕劻廢話。洋人有什麽新的動議，他都派楊士琦前去通知。

善于逢迎的楊士琦很快便跟奕劻混熟，為後來的牽線搭橋埋下了伏筆。

即使對納賄比納涼還輕松的奕劻而言，楊士琦奉上的也是天文數字。

十萬兩銀票。

內心狂喜的他假惺惺地推讓：“袁慰庭太費事了，我怎麽能收他的。”

楊士琦淡定道：“袁宮保知道王爺不日必入軍機。在軍機處辦事，每天都得進宮，而老佛爺身邊的太監一定會向王爺道喜讨賞，費用很是不小。這點微薄心意不過作為王爺到任時的零用，以後還得特別報效。”

滴水不漏的說辭讓奕劻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巨款。

袁世凱果然說一不二，不但包辦了慶府的婚喪嫁娶、子孫滿月，還定期饋贈三萬元的“生活費”。

回報也很豐厚。作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凱，借奕劻之手，締造了一個“天下督撫半出于北洋”的晚清政局。

透過窗戶，望着進進出出的官員、商人和文士，袁世凱的嘴角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冷笑。

所有人，為了各自的利益集合到一起，将袁府這場壽宴變成了一座舞臺。

一年前的舞臺是奕劻的七十大壽。他一面宣布禁止收禮，一面暗備賬冊，将之分為“福、祿、壽、喜”四個級別，按禮金多寡分別入賬。一些財力不濟的官員送的壽屏和小紅包則打入別冊，壓根兒進不了主人的法眼。

但對一不缺錢、二不貪財的袁世凱來說，收禮的目的只是衡量自己在對方心中的輕重，以此為據調整人事安排。

人生不能沒有自己的劇本，否則便會生活在別人的劇本裏。

到場拜壽之人，十之六七都是大頭本子裏的角色，不用寫人物小傳，也能了如指掌。剩下的則是群衆演員，或曰“歷史的過客”。

奕劻雖未到場，也是個重要配角。別看楊士琦日日奔走于滿族權貴之門，送錢送臉，恭維谄媚，背地裏卻蔑稱這幫寄生蟲為“童”——某貝勒為“童昏”，某親王為“童頑”……

誰控制着誰，單從表面是看不出來的。

而奕劻，就是袁世凱最大的傀儡。他操縱着這只投幣式木偶，拖垮了清廷。

外間忽然一陣騷動，放眼望去，原來是張之洞（1837—1909）的賀聯到了。

朝有王章威九譯（泛指西方列強），壽如旦召佐重光。

上聯稱贊袁世凱是外交能手，下聯則用輔佐周成王的賢相周公、召公比喻贊襄清廷的自己和大頭。

時人以“袁世凱不學有術，張之洞有學無術”形容這對泰山北鬥，殊不知有什麽都不如有兵。

在晚清編練新式陸軍的進程中，張袁二人一南一北，不分伯仲，但前者無意培植私人勢力，後者則伺機坐大。

諷刺的是，由于張之洞看重軍人的文化素質，新軍第八鎮中識文斷字的書生兵雲集。而“啓智”的直接後果便是将湖北變成了亡清的導火索。

風燭殘年的慈禧最後一次重要布局便是将兩大“柱石”調京任軍機大臣，借機褫（chǐ）奪兵權。

袁世凱還好說，直督任上經營多年，京城親信遍布，又兼着一個外務部（外交部）尚書，不練兵大不了去搞外交，只身入京的張之洞卻可謂龍離大海，虎落平陽。

張大人進京後住在遠離紫禁城的先哲祠，上朝多有不便。袁世凱立刻出面将錫拉胡同的一所大院騰出來給他住。

張之洞固然免去了奔波之苦，但付出的代價是日夜受袁世凱監視。

一次，某外省官員來京面谒袁世凱，大頭随口問道：“可曾見過張中堂？”

來人如實道：“未見公，不敢往。”

袁世凱點頭道：“嗯，昨天看門簿時的确沒有你的名字。”

兩虎相争，慈禧的目的已然達到。

其實，以袁世凱的度量，張之洞但凡放下一點清高的架子，兩人也絕不會鬧僵，畢竟後者的資歷與功名是大頭望塵莫及的。

但張之洞估計是對買賣文憑（大頭的功名是捐的）的社會風氣深惡痛絕，偏要倚老賣老，在袁世凱剛當上直隸總督，途經江寧（南京）時給了他一個下馬威。

作為署理兩江總督，在為大頭餞行時，張之洞喝着喝着居然假寐了，旁人也不敢叫，袁世凱實在等不及便先走了。

誰知張大人酒“醒”之後，急命屬下去追，要請他回來。

大頭本想作罷，卻耐不住衆人勸，只好折了回來，不尴不尬地演完這場“把酒言歡”的送別戲。

還有一次，已是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路過保定，會晤袁世凱。

席間，袁世凱的親信、直隸布政使（直隸省省長）楊士骧作陪。

對翰林出身的楊士骧，張之洞眼前一亮，熱聊起來，所談全是翰林院的舊事，把袁世凱晾在一邊，旁若無人。

大頭枯坐在側，一句話都插不上。

事後，張之洞對人說：“不意袁慰庭作總督，藩司（布政使）仍有楊蓮府（楊士骧）！”

袁世凱聽說後，打趣道：“你既受香帥知遇，何不請其奏調湖北？”

楊士骧笑道：“縱使香帥有此意，我也不願伺候這種上司！”

香帥傳奇

少年得志的張之洞16歲中解元（頭名舉人），在時任河南巡撫的大哥張之萬幕中當文案。

才識不凡的小文案看不慣迂闊守舊的官場陋習，經常激揚文字、針砭時弊。張之萬看了奏稿，心想“這要交上去自己就該回家賣紅薯了”，便開玩笑道：“寫得很好，但留待老弟當封疆時再入奏也不晚。”

會試時，張之洞依舊放言無忌、指陳時政，引起了閱卷大臣的争議。最後是慈禧力排衆議，将之定為探花。故終其一生，張之洞對西太後都抱有深深的感恩之情。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同治駕崩時，慈禧為了繼續垂簾聽政，強立四歲的光緒，遭到群臣激烈反對，吏部主事吳可讀甚至服毒死谏。眼看局勢即将失控，張之洞站了出來，大義凜然道：“本乎聖意，合乎家法”，用一封氣勢磅礴、論證嚴謹的奏疏挽狂瀾于既倒。

外放山西巡撫任後，他大搞禁煙；而在兩廣總督任上，為了籌措軍饷，又大力發展博彩業（開賭），引來種種非議。

1903年，剛當上領班的奕劻邀請張之洞赴京商讨特科考試之事。

在乾清門外軍機處值房的臺階下，張之洞止步不前。任憑誰招呼，就是不踏上去。軍機大臣瞿鴻禨（激，1850—1918）猛然醒悟：雍正曾禦筆批示，軍機重地，擅入者斬。

二百年過去，祖制早已被淡忘，張之洞卻自律甚嚴，謹小慎微。

奕劻無奈，只好讓瞿鴻禨等陪張之洞在門外開露天會議。

1880年的“庚辰午門案”更是立體展現了張大人的宦術之精。

案發當日，慈禧派太監李三順給她妹妹（奕譞的老婆）送中秋節食品。按規定，太監出宮不能走午門，當事人李三順不知受了什麽刺激，執意要走，同午門護軍發生争執。

李三順強行闖關，卻因生理缺陷，不敵護軍。一氣之下，他扔了食盒，淚奔而歸，向慈禧告狀。

慈禧大怒，非要嚴懲這幾個打狗不看主人的護軍，“首犯”還要辦成死罪。

朝野不服，群情激憤。多方協調下，終于改判為流放或監禁，而肇事者李三順卻全身而退。

清流黨憤然于胸，紛紛上疏抗争。被尊為清流領袖的張之洞卻巋然不動，坐看雲起雲落。

兩個月後，戲劇性的事發生了。

這天中午，慈禧坐在西暖閣，正準備吃飯，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咳嗽聲，忙問是誰，回答說“內監”。放眼一看，卻是個平民老漢，一邊手持煙杆，吐着煙圈，一邊吐痰不止。

慈禧震驚了，命人捉拿審訊後得知，原來老頭認識宮裏一個太監，請他帶自己到宮裏開開眼界。

兩人從神武門進宮。護軍因前車之鑒，不敢阻攔。随後，太監有事離開，老頭轉來轉去迷了路，便走進了深宮。

慈禧又大怒。老頭被處死，太監和護軍或革職或充軍，上谕則頗為諷刺地寫道：“門禁松弛已極，實堪痛恨。”

張之洞發現火候已到，立刻出馬，上疏痛斥太監種種令人發指的猥瑣行徑，描述門禁形同虛設的可怕後果，并請下旨讓內務府對太監嚴加約束。

疏中只字不提午門護軍的冤屈，卻旁敲側擊地使慈禧“自悟”，暗中減輕了對護軍的處罰，薄懲了李三順。

恭親王奕訢（xīn）拿着章疏對一幹禦史道：“你們上的折子真是笑話，這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奏疏呢！”

要是還看不懂張香帥的輾轉騰挪，同李鴻章比較一下便明朗了。

如果說李鴻章是勇于任事，張之洞就是善于任事。勇于任事者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有棱角，甚至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犧牲精神，而善于任事者則凡事趨利避害，見風使舵。

對張之洞而言，廢科舉可謂晚年最華麗的一次轉身。

此事由袁世凱牽頭（直隸總督），張之洞出面（士林楷模），四個省部級高官聯銜，聲勢浩大。

無論過渡如何平滑婉轉，終結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取材标準，還是對世道人心産生了難以估量的沖擊。

山西籍舉人劉大鵬，在一富商家擔任塾師近二十年。廢科舉的噩耗傳來後，世界觀崩塌了。

在日記中他哀號道：

早上起來，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無一可垂之永久；詞章之學，無人講求，十年後恐無操筆為文之人矣；同人之失館（失業）者紛如。嗟乎！士為四民之首，坐失其業，謀生無術，生當此時，将如之何？

其實，劉大鵬所幻滅的，正是袁世凱所希冀的。

“發展現代教育，培養新式人才”雲雲只是表象，對大頭而言，廢科舉的意圖只有一個——粉碎中國式成功學。

由于中國不出産薩特，沒人告訴草民“他人即地獄”，因此每個人都生活在他人的評價體系裏。

事實上賭場裏哪有什麽“成功”可言？我們被蠻橫地剝奪了“不想成功”的權利，還被嘲笑為廢物——人們默認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追求的，這種邏輯還真是天下無敵。

更可怕的是，你因社會而變态，社會因你更變态。

《金鎖記》裏的曹七巧年輕時蕙質蘭心，渴望自由，追求真愛。可惜因家境貧寒，父母将其作為利益交換的籌碼嫁給了先天殘疾的姜家二少爺。

結果，上一頁你還對她抱以同情，下一頁她就變成了刻薄的怨婦，将自己的愛情悲劇又施加給女兒長安。

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是兇手，齊心協力地造就了這出不知伊于胡底的共業。

亞當·斯密早就說過：“正義和道德是兩回事。正義是支撐一座大廈的柱子，道德則是這座大廈的裝飾。”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正義其實很簡單，是誰的歸誰。因此，偷民權、貪民膏可謂世間最不義之事。而不以為恥，反倒津津樂道“天子之怒，伏屍百萬，血流千裏”，就更令人作嘔了。

沒有人甘于下賤，只有人不得不下賤。所謂的劣根性，絕非人性之必然。尊嚴，是被誰剝奪的？

好的社會能祛除黑暗，激發純善，反之則只能帶來絕望和堕落。久之，真理被嘲笑為迂腐，良知被譏諷為無用，只有金錢才能令人感覺安穩，衡量成功與否。

于是你幻滅了。

袁世凱終于明白，只有從價值觀上徹底告別中國式成功學，人人自謀出路，自食其力，萬惡的體制才有坍塌的可能。

歷史的走向是最好的證明。

清廷之亡，非亡于革命黨的暴動。以神州之大，熱兵器時代的地方騷亂無非是群體性事件；清廷之亡，非亡于梁啓超的啓蒙。芸芸草根，自有其趨利避害的行事邏輯，《少年中國說》不過是一場美好的臆想。

清廷之亡，實亡于袁世凱的釜底抽薪。

廢科舉的催命符一祭，優秀人才各奔東西，再不必為了求穩坐在機關裏看報喝茶混日子順便祭奠一下我們終将逝去的青春。

體制內外的天平頃刻失衡。

絕版財神

政治上的分分合合極為頻繁，昨天還攜手打擊頑固勢力，今天便對掐起來。

一日，當着德國公使的面，袁世凱直言不諱道：“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辦事的。”

話傳到張之洞的幕僚辜鴻銘耳中，他以外交部發言人的氣勢當場予以反駁：“不錯，但要看所辦何事。如果是老媽子倒馬桶，固然用不着學問。而除了倒馬桶，我不知道天下還有什麽事是沒有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的！”

張之洞的反擊更淩厲。

某次軍機會議上，一幫大清高級智囊讨論一件緊急軍務，須立即拟稿。張之洞袖子一甩，當衆推給不善作文的袁世凱。

衆目睽睽下，大頭無法诿卸，只好硬着頭皮提起了筆。

結果越緊張越沒靈感，良久未出一詞。

張之洞笑道：“大作何時殺青？”

袁世凱覺得老頭兒就差指着自己鼻子說：“作為失敗的典型，你實在是太成功了。”

刺激之下，總算勉力完稿。

接稿在手的張之洞掃了一眼，盯着大頭道：“如今竟連半個通人都不見。”（袁世凱曾放言“天下真正通達的翰林只有三個半”）

其實，通人不如達人。

所謂達人，不是“達人秀”上賣笑耍賤的人物，而是“己欲達而達人”。

終張之洞一生，舉薦提拔的人才最多不過至道臺（廳局級）。愛惜羽毛的結果便是熱衷功名的士人并不依附于他。

有登門求見者，七八次不得一入；或雖見面，略為詢問即打哈欠喚人端茶送客，估計只有辜鴻銘那樣動不動就甩辮子的“名士”能對其胃口。

再加上待人求全責備，幕僚禀告公事時，稍有失誤，苛責之聲便傳至院外。

反觀袁世凱，信奉“表揚一個人要用公文，批評一個人要用電話”的他對人才的挖掘和利用可謂不擇手段。

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凡有一技之長，均不惜金錢權位，必先網羅而後快。

道德，反而不是其考慮的重點。因為大頭清楚，道德往往是拿來表演的。

因此，當德才不能兼備時，寧可要損友的管仲、盜嫂的陳平，也絕不養一團和氣無所事事的老好人，畢竟北洋集團不是廢柴聯盟。

如此公正公開的用人機制，百年後大改履歷的體制內“神童”們肯定是混不下去的。

窗外又是一陣喧鬧——袁世凱的兩大財神梁士诒（1869—1933）和周學熙（1866—1947）到了。

廣東人梁士诒小時候就放過狠話。

一次，塾師讓學生們談談理想，大家的回答都很積極健康，可到了梁同學這氣氛就不對了：大丈夫生天地間，不為英雄，便當為流寇。

老師咋舌良久，退而告其父：“貴公子将來取得的名位，将不在蕭、曹（蕭何、曹參）之下。公宜适時抑之，使不入邪途。”

1894年，梁士诒高中進士，任翰林院編修。戊戌變法時，曾勸梁啓超道：“中國今日非變法不可。但若輕舉妄動，一擊不中，必生他變，轉成痼疾。”

梁啓超無言以對。

1903年，清政府舉辦第一屆經濟特科考試。梁士诒在策論中對歷代幣制如數家珍，論據則多援引各朝祖訓，以塞頑固派之口，可謂用心良苦，終于贏得閱卷大臣一致首肯，拟錄頭名。

可惜，頑固派還是跑到慈禧那告了一狀：“中榜者大多是革命黨。尤其那個廣東的梁士诒，‘梁頭康尾’（康有為原名康祖诒），其人可知。”

慈禧平生最恨康梁，梁士诒要怪也只能怪爹媽取錯了名字。

不過，有儲才大戶袁世凱在，落榜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經此一劫，梁士诒聲名遠揚，大頭特意讓廣東同鄉唐紹儀出面，邀請他加入自己的幕府，梁欣然應允。

自此，從北洋編書局總辦到郵傳部（總管鐵路、電報、電話和郵政）鐵路局局長再到創立交通銀行，梁士诒輾轉騰挪，長袖善舞。每月從鐵路局收入中提取80萬元交給袁世凱，成為不折不扣的北洋錢袋子。

然而，袁世凱更器重的還是故交周馥之子、實業家周學熙。

周學熙之于袁世凱好比盛宣懷之于李鴻章，同張謇并稱為“南張北周”的他30歲就當上了開平煤礦的總辦。結果督辦（比總辦高一級）張翼昏聩，導致煤礦在庚子國變中被年輕的胡佛（後任美國總統）用一紙合約趁亂騙走，又轉賣給了英商。

周學熙得知後憤然辭職，投奔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并暗中謀篇布局，打算奪回開平。

周學熙認為，能源是一切工業的基礎。他向大頭提出“以灤制開”的策略，在開平煤礦附近開一個比它大十倍的灤州煤礦，将開平礦區的礦脈團團圍住，再通過競争壓垮開平，使其就範。

1907年，灤州煤礦公司成立。袁世凱為表支持，申明“該礦是北洋官礦，為軍需服務，方圓三百裏內嚴禁他人開采”。

周學熙土洋并用，既有新式的采煤機械，又以人力挖了許多小煤窯。一時間開平礦區四周星羅棋布，十面埋伏，場面異常恐怖。

産量攀升後，周學熙狂打價格戰，迅速搶占了京津市場。開平煤礦不勝其擾，只好跟着降價，英商叫苦不疊。

打完西洋打東洋。當年唯一一家大型國産水泥工廠啓新洋灰公司趁勢發展起來。

周學熙利用官商的優勢，包攬了黃河大橋、交通銀行等幾乎所有重大政府工程。為降低成本，還讓灤州煤礦以七折價格向啓新供煤，硬是将日本水泥擠出了中國市場。

除此之外，周學熙用不到兩年的時間把二十萬米長的自來水管鋪遍了北京城。同時，他還創辦了中國實業銀行、耀華玻璃公司等各類企業，成為袁世凱最為倚重的理財家。

黑暗中的亡清之舞

赤手擎天星拱北，黑頭參政日方中。

聽到有人念這副壽聯，袁世凱就知道他的首席筆杆子阮忠樞（1867—1917）到了。

一同前來的還有于式枚、夏壽田和張一麐等重要幕僚。

袁世凱特別留意的是資歷最淺的張一麐，因為這是他從張之洞那搶來的人才。

1903年的經濟特科，舉人出身的張一麐因對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引證周詳，被主考官張之洞列為第二，拟分發湖北任職。

結果被職業獵頭袁世凱盯上，在其力争下，張一麐改發直隸，任總督署文案。

張一麐12歲中秀才，16歲參加鄉試，答卷極為老練。

考官懷疑有槍手作弊，在調集所有試卷檢查後，發現确系張一麐手筆，乃錄為第二。

監考的兩江總督左宗棠不禁贊道：“此子将來當有出息。”

在大頭印象中，這是一個忠厚勤勉型的才子，同放蕩不羁的阮忠樞形成鮮明的對比。

從早到晚，你都能看見他忙碌的身影。其為文既工且敏，別人數百言不能盡意者，他幾十個字就表達清楚了。

更讓領導感動的是，每當夜深人靜之時，幕僚們皆已下班回家。袁世凱遇急事索文案不得，唯見張一麐危坐己室，仍在辦公，便召與之談，囑令起草。

幾次下來，張一麐倚馬可待的效率和文不加點的質量深深地打動了袁世凱。在他的保奏下，張獲封同知銜。

同知要兼理民事案件，于是我們欣喜地看到張大人把官府辦成了慈善機構。

一次，衙役送來一個小偷，自稱為饑寒所迫，不得已而行竊。張一麐動了恻隐之心，不僅沒判罪，還拿出幾塊銀元，讓他去做些小本買賣。

結果沒過多久，小偷又因盜竊被抓了起來。張一麐很生氣，問他為什麽不去做生意。

小偷說自己做買賣虧得血本無歸，借貸無門，只好重操舊業。張一麐信以為真，薄責後仍予銀元數塊，助他翻身。

可惜幾天後，小偷再次犯案被拘，俯首無言。張一麐命衙役将其送獄。

小偷突然大哭起來。張一麐問他何故，小偷道：“小人死不足惜，唯家有老母，年逾七十，行動不便。一日不在家，則母親必挨餓，是以哭耳。”

張一麐的母親在後堂聽見，頗為所動，呼兒子進，命加倍資助，将其釋放。

小偷深受感染，終于改邪歸正，自力更生，傳為一段佳話……

一長列黃色肩輿擡着太後賞賜的禮物，在鼓樂隊的開道下來到袁府。

正門前，大頭跪迎禦禮，将之小心安放于正廳盡頭事先鋪好黃绫子的臺桌上。

在兩列侍立官員的注視下，袁世凱對着臺桌行三跪九叩的大禮。

恍惚間，他仿佛覺得時光凝滞了。

當年隋炀帝總是擔心被人奪了性命，經常撫頭自問：“好頭顱，誰當斫（zhuó，砍）之？”結果後來果然被斫了去，一點劇情的逆轉都沒有。

這片土地似乎早已對暴力習以為常。屋子總會拆掉，繁華終歸如夢，空餘幾個酸腐文人發些一文不值的黍離之嘆聊表裝飾。

興亡循環往複，美好永難實現，心灰意冷的草民就是一只只待罪的羔羊，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直到虛無地發現自己其實就是一幹糧。

這樣的羊要麽萌生做狼的野心，要麽對一切漠然以對，成為馬爾庫塞所講的“單向度的人”，對社會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認同現實。久之，整個社會不再相信改變和進步能夠發生，陷入到“對付着過”的失敗主義當中。

人們度過了挫敗的一生，發現平生所見皆是虛妄。一切都如宋祁詞中所寫：“因循不覺韶華換。”

當初宋人打不過金人，自嘲說：“金人有狼牙棒，我只有天靈蓋！”因循得久了，便被庸常的生活所淹沒，在聽到諸如“無代表權不納稅”（英國《大憲章》）、“無視、遺忘或蔑視人權是公衆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法國《人權宣言》）等響亮的聲音時，也只能空嘆“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

程頤說，看見毛茸茸的雞雛就看見了仁，可在這片土地上卻廣泛存在着一種平庸無奇的惡，即作惡者之所以作惡，并非由于本性邪惡，而是因為麻木不仁、腦袋空空。

荒漠中，人們懷揣着自私與虛僞的護身符茍活着。神不會來，救世主不會來，意義與價值也不會來。一切都沒有答案，這是一個“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還将長久地姑且下去，不知岸在何方。

袁世凱所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官民互不負責的離散型社會。官視民如草芥，民視官如寇仇。體制內的利益盤根錯節層層博弈，地方無視中央，部門不管全局。

官吏各謀私利，朝廷垮臺與否早就與己無關，反正老婆孩子都安排好了，随時準備撤離下沉的大船。

這簡直就是經濟學理論“巴澤爾困境”的真實寫照——沒主的事情，會有很多人來占便宜。